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王向遠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批准號為01BWW007），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我國的文學史研究，包括中國文學史與外國文學史研究，經過二十世紀近百年的積累，已經有了相當扎實的基礎，取得了不少成果，各種中國文學史、由中國人撰寫的各種綜合性的外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及國別文學史著作與教材已達上百種。但毋庸諱言，除了少量以外，這些成果角度較為單一，作家作品的傳記式研究、教科書式的陳陳相因的文學史，佔了大多數。同樣地，日本的日本文學史研究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日本已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日本文學史》類著作數以千計，比中國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還要多。但是除了少量著作外，在層面角度、結構體系、觀點資料上多是大同小異，帶有明顯的滯定性與模式化特征。

　　文學史研究要進一步推進與深化，就必須從通史、斷代史、作家評傳等單一化、模式化的研究中尋求突破，嘗試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發掘和呈現文學史上被忽略、被遮蔽的某些側面，以各種專題文學史的形式，呈現文學史原有的生動性與復雜性。要做到這一點，就有必要引入和運用比較文學的觀念與方法。就中國學者來說，要在外國文學史、世界文學史研究上有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必須強化中國人獨特的學術個性，發揮中國學者獨特的優勢、利用我們得天獨厚的、外國人不可取代的條件進行富有獨創性的研究。其中，研究涉及中國的外國文學，即研究中國題材的外國文學，就是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的研究，就是上述理論主張的一個具體實踐。它屬於日本文學研究，更屬於比較文學的研究。在這裡，“題材”這一概念不同於比較文學法國學派所提出的“形象學”中的所謂“形象”﹔所謂“日本文學的中國題材”，也不同於“日本文學史上的中國形象”。“題材”當然可以涵蓋“形象學”的研究對象——異國形象及異國想象，但同時它又不局限於異國形象及異國想象。它包括了異國人物形象，也包括了異國背景、異國舞台、異國主題等﹔它包括了“想象”性的虛構文學、純文學，也包括了有文學價值的非純文學——寫實性、紀實性的游記、報道、評論雜文等等。另一方面，文學的題材史研究既是文學研究的一種途徑與方法，又不是一種純文學的研究。因為題材不是純形式問題，它承載著豐富的社會文化內容，對題材的研究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研究、特別是文學社會學的研究。而對中國題材日本文學史的研究，實際上是中日雙邊文化交流關系史的研究，是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傳播與接受的研究，是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研究。

　　所謂“中國題材”，從日本文學史角度看，就是一種“外國題材”。採用異國、異族的題材進行創作，這在世界古今文學史上是常見的現象。例如在歐洲文學中，古羅馬作家從古希臘取材、近代英國莎士比亞的戲劇從丹麥取材，現代美國作家海明威從西班牙取材，現代英國作家吉卜林從印度取材，當代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取材﹔在東方文學中，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從印度、波斯取材，朝鮮、越南等國的文學從中國大量取材……，這些都構成了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然而，和世界各國文學史上的“外國題材”比較而言，日本文學史上的“中國題材”，卻具有許多特殊性和復雜性。

　　日本文學對中國題材的大量擷取、借用和吸收，根據其需要，其途徑、方式與處理方法也有所不同。總體來看，日本人是在兩個層面上攝取和運用中國題材的。第一個層面，就是中國題材的直接、較為完整的運用。在這個層面上，作品的舞台背景、人物形象、故事情節等，都明確表明為中國。第二個層面，就是對中國題材加以改造，將中國題材的某些詩歌意象、情節要素、故事原型、人物類型、糅入日本文學當中，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翻案”（亦即翻改）。“翻案”后的中國題材，不再有“中國”的外在標記，須經后世的研究者加以考証與研究之后，才能搞清它們與中國題材的淵源關系。如日本江戶時代的“讀本小說”，大量翻改《水滸傳》、《剪燈新話》、《三言兩拍》、《聊齋志異》等中國明清小說，中國題材在這些日本作品中已經不具備原有的完整形態，而是被吸收到日本題材之中了。如果說第一個層面的作品對中國題材的處理方式是“易地移植”，那麼第二個層面的作品則是把中國的枝條嫁接到日本樹木上的“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是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及中國題材深度消化的結果，已經不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中國題材”。因而，成果所謂的“中國題材日本文學”，指的就是第一個層面上的作品，即相對完整的中國題材在日本的“易地移植”的歷史過程及種種情形。

　　中國題材在日本“易地移植”的歷史，是與整個日本文學的發展歷史相伴隨的。中國題材的日本文學已經有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傳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沒有中斷，至今仍繁盛不衰。可以說，在世界文學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具有獨自歷史傳統的文化和文學大國，像日本一樣在如此長的歷史時期內，持續不斷地從一個特定國家（中國）擷取題材。從世界文學史上看，從異國異域擷取題材，往往是為了獵取外國風情，滿足作家及讀者的“異國想象”。就中國題材而言，近代歐洲各國（例如法國、德國、英國）的有關作家也曾經從中國古典中取材，也描寫過現實的中國，但基本上不出獵奇和想象的范疇。與之相比，日本文學從中國取材，遠遠不只是為了滿足異國獵奇與異域想象，而是出於更深刻的動機與內在需要。在古代，由於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在發展程度上存在較大的落差，日本文人作家對中國文化懷有景仰之情，中國題材既是日本文學不可或缺的營養與資源，也是汲取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和環節。在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日本文人要引進中國文化，就要學習漢語，要學習漢語，就要學會寫作漢詩漢文，而要摹仿和寫作漢詩漢文，就要熟悉漢詩漢文中的中國歷史文化典故和人文地理，而一旦對中國歷史文化典故與人文地理有所熟悉，就會在漢詩漢文的創作中使用中國題材。反過來說，不使用中國題材，日本人就學不來本色地道的中國文學﹔而學不來本色地道的中國文學，襁褓中的日本文學乃至日本文化就缺乏足夠的營養來源。中國題材對於日本漢詩漢文這樣的“外來”文體是重要的，對於“說話”、“物語”這樣的日本文體也同樣重要。

　　進入近代之后，中國題材日本文學獲得了長足發展。和傳統文學不同，日本近代文學不再以中國為師，而是追慕和學習西方文學。照理說在這種大語境下中國題材應該從日本文學中淡出，但事實恰恰相反，近現代日本文學對中國題材的攝取，比傳統文學更廣泛、更全面，從事中國題材創作的作家更多，中國題材的作品更豐富多彩。中國題材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最突出特點，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學缺乏中國現實題材的局面，中國現實題材開始大規模進入日本作家的視野，現實題材與歷史題材齊頭並進、雙管齊下，中國題材的創作在日本文學的總體格局中更為引人注目。

　　鑒於中國題材在日本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有必要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為中國題材的日本文學史寫出一部獨立的、有一定規模的專門著作，這是一件拓荒性的工作。該研究成果有助於讀者進一步了解日本文學與中國的關系，有助於從一個獨到的側面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揭示中國文學、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巨大的、持續不斷的影響，有助於中國讀者了解日本人如何塑造、如何描述他們眼中的“中國形象”，並看出不同時代日本作家的不斷變化的“中國觀”，並由此獲得應有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