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的最后20年

　　南京師范大學汪介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高爾基晚期思想與創作研究》（項目批准號為06BWW012），最終成果為專著《伏爾加河的呻吟：高爾基晚期思想與創作研究》。

　　高爾基（1868—1936）是20世紀俄羅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也是對中國文學影響最大的外國作家之一，但是對於他的評價，卻歷來眾說紛紜。蘇聯解體后，各種不同觀點的交叉更為突出，而對於高爾基的晚期思想與創作，彼此對立的意見最為集中。這裡所說的“晚期”，指的是高爾基生命的最后20年，即從1917年俄國革命到1936年作家去世這一整個階段。面對1917年的歷史風雲變幻，高爾基曾做出了激烈的反應。1921 年10月，他不得不離開俄羅斯，先后僑居於柏林、布拉格和意大利索倫托等地。1928—1932年間，每年他都曾於大致相同的日期回國小住（1930年除外），隨后又折回索倫托。1933年5月他才最終回到國內定居，1936 年6月在莫斯科去世。對於高爾基在這20年時間內的思想、社會活動、文學活動與創作成就，人們的評價遠不是一致的，相互沖突的意見一直存在。無論在俄羅斯、西方各國還是在中國評論界，情況都是如此。因此，對於“高爾基的晚期思想與創作”進行專門研究，絕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課題。這不僅是由於這一研究關涉如何看待他的“晚節”，如何理解他晚期的全部活動的意義，而且聯系著怎樣正確估價他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思想文化史上的貢獻。該課題研究正是從文學史實和作家創作的實際出發，依據翔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認真梳理和辨析他對當時一系列重要社會事件和文學現象的反應，細讀這一時期他的作品文本，在其社會與文學活動、言論與創作的緊密聯系中走進其精神世界，認清他的成就、矛盾與失誤，致力於對他晚年的思想探索和藝術創作做出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評價。主要內容如下：

　　該課題研究最終成果共有八章。

　　第一章是關於高爾基晚期思想與創作的研究史描述。這一章詳細地梳理了自十月革命以來俄羅斯—蘇聯評論界、俄國流亡批評家、西方各主要國家的評論界以及我國評論者們對高爾基晚期思想與創作的不同評說。人們對他的評價不僅觀點大相徑庭，而且也存在著不少誤解和“誤讀”的現象。這既說明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晚期高爾基的必要性，也是進行這一研究的背景和邏輯起點。

　　第二章集中考察了高爾基在十月革命期間到1921年出國前這一風雲變幻的歷史年代的社會文化活動。作為一位懷有深厚而強烈的使命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高爾基從維護人道主義、最廣泛地聯合起國家的一切健康力量開展和平建設、致力於民族文化復興這一善良願望出發，在新政權建立之初一方面為國內文化建設做了大量開拓性工作，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幫助和解救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知識分子和各界人士﹔當他發現自己在國內已難能有所作為，甚至可能會被驅逐出境時，他才不得不離開情之所鐘的故土。十月革命前后，高爾基曾連續發表一組總題為《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札記》的系列文章（后結集出版），對十月革命及革命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現象作出了激烈反應，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第三章先是對《不合時宜的思想》進行了版本學考察，隨后對其作了認真解讀，揭示出它的思想文化內涵，並聯系高爾基的思想發展，挖掘了作家撰寫這些文章的內在根源，認為這些穿透浩瀚風雲的文字，不僅體現了這位憂國憂民的正直知識分子的強烈社會使命感，而且已成為關於那個歷史轉折時期的一部獨特編年史，一部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憂思錄。

　　第四章考察的是高爾基從1921年10月由離開俄羅斯到1928年5月返回蘇聯這7年中在國外的思想狀況與文學活動。在這7年裡，他深入思考剛剛過去的革命和俄羅斯歷史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積澱的關系，密切關注國內的社會政治局勢和文學生活，不時發出自己激昂的聲音，既努力在國內文學和俄羅斯域外文學“兩岸”之間搭橋，又積極溝通祖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聯系。1924年列寧的逝世以及某些俄國流亡者對此的反應，來自國內廣大讀者的源源不斷的信件及其所表達的熱情，1928年因高爾基60歲生日來臨世界各國作家在給他的賀電、賀信中所表達的對當時蘇聯國內出現的種種現象的困惑和抗議，蘇聯領導人出於政治考慮而採取的動員措施，等等，使高爾基終於決定回國一看。

　　第五章是關於高爾基在域外7年的創作成就的研究。這期間他發表了反響強烈的隨筆《論俄國農民》，自傳體三部曲第三部《我的大學》及本擬作為其第四部“在知識分子中”的一組作品，《日記片斷·回憶錄》、《1922—1924年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阿爾塔莫諾夫家的事業》，從而構建了自己創作道路上的又一高峰，其思想探索和形式試驗均具有突破性意義。由於高爾基在這些作品中對俄羅斯各階層人們的精神生活和心靈面貌的出色藝術描寫，可以將它們統稱為一部大型的“俄羅斯人之書”。這一時期高爾基的創作成就曾被評論界長期忽視，而認識這些作品的價值和特色，恰恰是認識高爾基晚期思想和創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第六章所論述的內容在時間上緊接第四章。闊別祖國7年后，高爾基曾於1928年重返蘇聯，此后5年中，他一直來往於索倫托和莫斯科之間。他既為國內建設取得的某些成就而高興，更為耳聞目睹的諸多反常現象而憂心﹔他曾試圖調和黨的高層領導之間的矛盾，阻止個人崇拜的泛濫和極左路線的推行，反對把階級斗爭觀念引入文學領域，並繼續為保護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遠不盡如人意的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學生活，以及高爾基進行干預之后所產生的某些效果，使作家感到國內更需要他。這種感覺使高爾基在歷經5年徘徊之后最終決定返回蘇聯定居。

　　第七章專門評論高爾基的最后一部作品、長篇小說《克裡姆·薩姆金的一生》。從作品第1卷問世時至今80多年來，各國學界關於它的評論可謂汗牛充棟，但各家觀點卻是見仁見智。高爾基結撰這部巨著，並非像以往某些評論者所說的那樣，是為了揭露、批判薩姆金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展示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心理面貌及其賴以形成的復雜土壤，發掘其文化內涵，並由此而探討俄羅斯歷史、文化與一代知識分子命運之間的有機聯系。借助薩姆金這一形象，高爾基不僅觸及了俄羅斯民族文化心理的某些要害，還強調了知識分子歷史作用的發揮與民族文化心態的根本性轉換這兩者之間，是一種互為條件、互為因果的關系，發出了一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的心聲。作品在敘事方式、形象刻畫和氛圍渲染等方面，也呈現出某些新特色，如採用第三人稱人物有限視角展開敘述，卻巧妙地傳達出對於主人公的諷刺態度﹔運用夢境和幻覺描寫及“多鏡聚焦”的結構原則來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作品中不時刮起的“雜語風暴”，則恰當地傳達出特定時代的精神氣候和文化氛圍。這一切均顯示出高爾基對於新的藝術表現形式的探索。

　　第八章考察的高爾基是從1933年5月回國到1936年6月去世這最后三年的處境、文學活動和思想。在這一時期，他仍寄希望於社會主義民主力量的增長，嘔心瀝血地致力於通過勸說、干預、批評和調解來阻止個人崇拜的猖獗，堅決抵制“極左”政治對文學的干預，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一概念提出懷疑﹔然而，他的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卻留給了他無數的困惑、失望和遺憾，直到他在痛苦中辭世而去。

　　正如任何偉大的歷史人物一樣，高爾基也不是完人，他在自己的晚年所說的和所做的一切，無疑不是完美的。但是，他個人的經歷、修養、知識結構和他對於世界的理解，他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條件，決定了他隻能那樣說、那樣做，也使得他時時充滿著思想矛盾與精神痛苦。他始終不渝地致力於國家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護知識分子，力圖維護蘇聯在世界上，特別是在西方民主知識分子面前的美好形象，一直寄希望於科學和文化的振興與繁榮,然而他既無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們，更不可能從根本上阻止個人崇拜的蔓延和“極左路線”的推行﹔既不可能超越時代，也不可能超越人類的認識水平去解決那些不斷困擾著他的矛盾和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高爾基的晚期思想和精神特點，對於20世紀追求人類進步的知識分子來說，無疑具有某種典型性。他的思想、言論和創作，是俄羅斯民族走向現代的艱難歷程的一種獨特的回聲，並已成為這個民族的一份寶貴的思想文化遺產。

　　該成果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所依據的資料新穎而翔實。全書關於高爾基晚期思想與創作的論述，均建立於作者所掌握的大量第一手俄文資料的基礎上，其中包括自蘇聯解體以來新發表的高爾基的大量書信、文章，以及各個不同層次的同時代人關於他的回憶錄和評論，等等，這就為全書論點的提出和論証的展開提供了可靠、可信的依據。

　　二是對高爾基晚期的創作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研究。以往研究者們較多關注的是高爾基的早期流浪漢小說、散文詩《海燕之歌》、長篇小說《母親》等作品，而他的晚期創作則長時期地處於評論者們的視野之外﹔該書則以第四、第七兩整章的篇幅，深入解讀了作家晚年的作品，較為充分地揭示出這些作品的思想與美學價值。

　　三是對高爾基晚年的文學觀點、他針對國內外文壇的各種現象所發表的見解，他和20世紀20—30年代的蘇聯作家、流亡作家（僑民作家）的關系，做了細致而全面的考察，並力求對其作出公正的評價。

　　四是較為清楚地梳理了高爾基同當時蘇聯領導人的關系，特別是他與列寧、斯大林、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的關系，給出了一個較為符合歷史實際的定位。這一切都有利於人們更加全面地認識晚年的高爾基，了解他的思想和創作的完整面貌，以及他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史、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