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的理性精神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朱德發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理性精神》，於2000年立項，2003年6月結項。課題組成員有張光芒、賈振勇、徐文廣、馬立新、周海波、楊慶東、王穎、佘小杰、溫奉橋。現將該項目成果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摘編如下：

　　該成果試圖系統而深入地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的理性精神，形成近60萬字的學術專著，具有較強的開創性與創新性。

　　成果認為，總體上說，20世紀中國文學既是話語蘊藉的情感世界又是理性精神充盈的形象世界，故而構建起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世界各種樣態的文本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為勘探20世紀中國文學文本蘊藏的豐富深邃的理性精神，本成果不僅把理性精神作為研究對象也將它作為研究視野，以此對20世紀中國文學理性精神展開多側面多維度的考察與闡釋﹔所構成的不是完全以時間為序的一部20世紀中國文學理性精神演變史，而是從20世紀中國文學豐富多彩的主題或題材形態中選取“啟蒙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革命戰爭文學”、“鄉土文學”、“婚戀文學”、“女性文學”、“通俗文學”、“哲理文學”等9種樣態，由創作主體思維切入層層探詢，宏觀與微觀結合，理性與非理性結合，既把蘊含在各種形態內的理性精神“挖”出來，又從涵義、價值、功能上對不同理性精神作出有見地的有深度的有創意的理論闡釋。9種不同形態的文學形成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專章，前面由“導論”統攝與引領，形成一部邏輯結構獨特、以論帶史、以史彰論的別開生面的學術論著。

　　統領全書的“導論”重在論述“跨文化語境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對世界各個民族來說不存在有無的問題，而隻有優劣、精粗、真假、善惡、美丑、新舊之別。”首先考察了理性的本源涵義，從西方“不同時期對‘理性'的不同闡釋和用法便可發現理性這一概念的涵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內涵和外延相當復雜”，不過“理性的一般涵義應是跨文化語境的，是不同時期不同民族對‘理性'的日常理解和一般用法”，“它總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本體性的邏輯呈現、一種精神力量的象征”。對於理性最常見的說法有：“理性是人的思維活動方式，它包括概念分析、邏輯推理、整合思辯”﹔“理性是一種清醒的理智力量”：“理性是一種不朽的精神追求”﹔“理性也是各種原則原理、規范慣例，是一種限制或束縛自由的力量”，等等。隨之，“導論”對理性與非理性的關系作了辨識，即非理性主要指一切有別於理性思維的精神因素，不過在漢語中對“非理性”概念的理解含有兩種有區別的意思：一是“外於理性的”非理性，它不是“反理性的”非理性，這一概念是指與理性不相容的排斥性的心理內容，即潛意識、幻覺、夢境等，理性對它既無法互容合作又無法加以理解，處於兩極對抗狀態，而“外於理性”正是符合文學藝術特質所要求的。其次聯系20世紀中國文學的復雜內涵，探詢了理性精神的多樣性，這是本研究成果著力突破的關鍵問題，也是其創新點和增值點。

　　“導論”認為，“20世紀中國文學理性精神的多樣性，首先取決於創作主體思維范式的多樣性”﹔“20世紀中國文學流貫的理性精神主要有二：一是自然科學理性精神，二是人文主義理性精神”。所謂自然科學理性精神即“五·四”文學革命中被喻為“賽先生”的，它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解構與建構所起的卓有成效的作用是貫穿始終的。所謂人文主義理性精神就是“以人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原則，它的哲學基礎就是惟人主義的人學本體論，它是對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不斷追求，對真與善、愛與美的智慧永遠追求的終極關懷的學問”。而這種人文主義理性精神流注於20世紀中國文學內涵至少應從這樣一些維度或層面來發掘：以個體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即現代人本主義的個體主義精神﹔以群體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與關懷，這種人文理性精神與以個體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互為一體的。而這種以群體為本位的人文理性精神在20世紀中國文學結構中主要有四種存在形態：“其一，以‘國民'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其二，以‘平民'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其三，以‘全民'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其四，以‘人民'為本位的人道主義理性精神”。不論科學理性精神或人文理性精神，都在互滲互補的過程中聚焦為強烈的光束投射進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不同形態。

　　最后，“導論”探索了理性精神與文學創作主體的一般思維與特殊思維的關系。就創作主體的一般思維而言，既有原則性思維又有以辯証法為核心的辯証思維，既有創造性思維又有系統性思維﹔就創作主體的獨特思維而言，“一是洋溢著科學理性精神的求真藝術思維，一是充滿人文理性精神的人本藝術思維，它們作為創作主體思維的相互為用的兩翼翱翔於現代中國文學創造的藝術王國”，使形態差異互見的文學形態體現出不同的理性精神特質。

　　“人文理性與啟蒙文學”一章的主要思路和基本觀點是：人文理性精神是以“人學”作為進入“文學”的通道，並激活創作主體思維，由文化啟蒙發展到文學啟蒙，使啟蒙理性精神超越政治而走向深入，理性不僅主導文本人物靈魂的塑造且規范啟蒙的構思圖式，《人啊，人！》則是以人文理性精神進行啟蒙敘事的范本。

　　“政治理性與左翼文學”一章著重探討政治理性與左翼文學的復雜關系，所持的主要觀點是：左翼文學是“創作主體在政治理性思維制導下的文學追求”，既體現了“文人知識分子和政黨政治”聯姻的悲觀史又體現出意識形態對左翼文學的理性規約，尤其在文學創作中政治理性得到充分展示。

　　“正義理性與抗戰文學”一章的大致思路與觀點是：抗戰話語蘊含的正義理性精神對“文學創作主體思維模式”予以沖擊和調整，使抗戰文學文本“弘揚正義理性與民族解放意識”，正義理性精神成為塑造眾多民族英雄的主魂，在二元對立的抗戰敘事范式中貫穿著正義戰勝非正義、人道戰勝非人道的理性精神。

　　“紅色理性與革命戰爭文學”一章旨在探討“十七年”革命戰爭文學與“暴力革命論”（即“紅色理性”）的深層關系。作者認為，在革命戰爭文學的建構過程中紅色理性精神內化為主體心理統馭著文本創作，“紅色理性規范文本主題意蘊”又“賦予人物政治靈魂”，使塑造的英雄形象“定型化”，理性化的宏大敘事成為紅色文本的主導模式，《保衛延安》就是革命戰爭文學的經典文本。

　　“民間理性與鄉土文學”一章的總體思路與基本觀點是：鄉土文學“對農民命運的關注，對鄉村世界的批判，既是作家借助於現代理性精神的哲學批判，又是作家從鄉村民間升出的民間理性的藝術呈現。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代鄉土文學所具有的民間思想意義和審美特征，在民間理性與現代科學理性、人文理性的遇合，也是民間理性在現代社會的藝術升華。”從鄉土文學創作來看，民間理性是“主體意識的深層理性底蘊”，它既規定著鄉土文學主題的理性內涵又制約著鄉土文學的敘事形式，也導致人物性格塑造的本土化與民族化特色。

　　“道德理性與婚戀文學”一章的大體思路與基本看法是：現代婚戀文學創作主體的思維理念大多徘徊於“現代與傳統之間”，所形成的道德理性觀不外乎“尊禮”的道德觀、“尊己”的道德觀、“尊群”的道德觀和以人性為本的道德觀，而這些理性滲透於婚戀文學世界便顯示出“主要內涵的沖突性與深邃性”、“兩性搏斗於情與理之中”，並且制約著文本結構的“婚戀敘事”。

　　“女權理性與女性文學”一章的運思與觀點是：女性文學創作主體的女權意識是由現代理性精神激活的，它作為一種文化意識與審美意識作用於文學創作，既建構了豐富多彩的女性文學世界又塑造了多樣多姿的女性形象系列，也規范了多種形態的女性敘事結構。

　　“世俗理性與通俗文學”一章的行文思路與主要觀點是：通俗文學創作主體的世俗理性觀與現代理性觀既有聯系又有沖突，在它的指導下營造的通俗文學的言情主題充滿復雜意蘊，塑造的人物性格充滿情與理的矛盾，建構的敘事模式也是“才子佳人”的變異，《玉梨魂》就是范例。

　　“非理性的‘哲理文學'”一章，也是全書最后一章，重在探討非理性思潮影響下的文學文本也流貫著一種理性精神，行文的思路與觀點是：通過對理性與非理性關系的深微辨析，指出非理性哲學的根本意義和出發點在於“重估一切價值”，“重感悟重體驗”乃是非理性的主要思維方式，由此創造的文學文本“以揭示人生哲學為旨歸”，在藝術上營造隱喻、象征森林，使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增強了哲理意蘊。

　　成果為深化現代中國文學精神探索辟出一條新路徑、提供一種新思路，為重構20世紀中國文學史、重讀現代文學作家作品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野、思維模式和價值坐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