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武漢大學文學院王兆鵬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宋代文學傳播方式研究》（批准號為97BZW015）於1997年立項，2004年4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現將該成果的主要觀點和基本內容摘編如下：

　　宋代文學的傳播方式，較之唐代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印刷術的發展，使得宋代文學的傳播更迅捷、更方便，傳播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宋代文學的傳播方式，有口頭傳播和書面傳播兩大類型。其中，書面傳播的媒介、方式又多種多樣，既有單篇傳播，又有書冊傳播。不同的文體，傳播方式又有差異和變化。詞和話本，最初是以口頭傳播為主，其后又以書面傳播為主。而詩文，則一直是以書面傳播為主導。

　　一、口頭傳播

　　口頭傳播的文體主要是詞和話本。宋詞的口頭傳唱，既有“職業”或“專業”人員的演唱，也有業余愛好者隨機自發地傳唱。職業或專業的演唱者，主要是女性歌手。宋代的女性歌手，絕大多數是“職業化”與“專業化”的歌妓。宋代各級地方政府都配備有相當數量的歌妓，州級政府的在籍官妓大約有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宋人蓄養家妓非常普遍，而且不滿足於一、二人，有的多達十幾人、幾十人，甚至數百人。宋代的官妓、家妓，一般都有專業分工，吹拉彈唱，各司其職。在演奏樂器方面，常見的有吹笛、琴、琵琶和古箏等。

　　宋代歌妓唱詞，主要是在公、私宴集等娛樂環境和酒店、茶樓、歌館、妓院等娛樂場所。宋人的公宴，都有歌妓奏樂唱詞以佐歡侑觴。公宴中用歌妓奏樂唱詞，是官方認可的慣例。至於家中私宴，更少不了歌妓的演唱助興。除官府私宅的公私宴會，酒樓、妓館、旅店等營業性公共場所，也是唱詞之處。除長期駐店的歌妓外，茶樓酒店中還有一些臨時來“走穴”趕場唱歌的。逢年過節，有些歌妓、藝人還四處流動，沿街賣唱。

　　歌妓在宴集中唱詞，唱什麼人寫的詞，唱什麼內容的詞，往往由宴會主人而定。如果主人是詞人，一般是演唱自己寫的詞﹔如果客人中有詞人，宴席的主人有時會讓歌妓唱客人所作的詞，讓客人獲得一種認同感和榮譽感，從而達到賓主俱歡的目的。有時宴會主人即席填詞給歌妓演唱，或者歌妓當場請主人即席賦詞。歌妓演唱，是為取悅於人，調節活躍氣氛。總是唱陳詞濫調，會缺乏吸引力，因而，如果宴會主人或客人沒有特殊的安排和要求，歌妓在演唱時會盡可能地選唱新詞。

　　宋詞的演唱方式有多種。其中的“小唱”，是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演唱形式，主要演唱小令和慢曲。“小唱”，一般是執板清唱，有時還表演舞蹈動作。從演唱的規模看，當時有個人獨唱和多人合唱等方式。宮廷中歌妓眾多，因而常常是合唱。

　　歌妓演唱對宋詞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首先，歌妓的演唱強化了詞的藝術魅力，擴大了詞的社會影響。詞的藝術魅力首先是通過歌妓的演唱傳播得以實現的，女性歌妓演唱時，既有形體動作的表演，又有美妙音樂的伴奏。她們的美色艷容、嬌姿媚態本身就具有視覺上的沖擊力，她們清脆嬌軟的歌喉加之美妙音樂的伴奏，又具有聽覺上的震撼力，詞作文本更有語言意義的感召力，因而詞在當時是融表演性、音樂性和語言意義於一體，合悅目、娛耳、賞心的功能於一身。詞的日益流行和廣為傳唱，又提高了詞人的社會知名度，給詞人帶來廣泛的社會聲譽。社會需求的擴大和詞人聲譽的提高，又會激發詞人的創作熱情。其次，歌妓演唱對宋詞的題材取向和風格基調的形成又有制約性影響。宋人重視女聲唱詞，而女性歌妓演唱的場所又多半是在娛樂性和消遣性的宴會酒間、歌樓妓院，聽眾到此的主要目的是尋求感官刺激。為適應這種演唱的氛圍和演唱者歌妓的身份，詞的題材就隻適宜於表現帶有刺激性的嫵媚動人的女性和女色。女性演唱，聲音軟美。宋詞柔美婉媚風格的確立和本色觀念的形成，與女性歌妓的演唱有著互為因果的關系。

　　宋代的話本小說，也主要是通過口頭說唱來傳播。話本小說，屬於“說話”藝術的一種，宋代的“說話”演出，比較普遍，勾欄瓦肆和茶樓酒店、露天空地和街道鄉村、寺廟宮廷和私人府第，都可以演出。因為話本小說是靠口頭傳播，直接面向市井民眾，所以語言是用通俗的白話，人物是市井民眾熟悉而感興趣的同一階層的人物，故事也是取材於他們身邊的日常事件。這與依靠書面傳播、屬文人案頭讀物的唐人傳奇小說明顯不同。

　　二、書面傳播

　　書面傳播又分單篇傳播和書冊傳播兩類。單篇傳播，類似於當今報刊雜志一篇篇的刊載﹔書冊傳播，則跟現在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本書差不多。

　　1、單篇傳播

　　宋代文學的單篇傳播，主要有三種方式：雕印、刻石和題壁。

　　單篇詩文的雕板印賣，始見於晚唐。到了宋代，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單篇詩文的刻印傳播日益盛行。著名作家的詩文，更是每出一篇，即被人刻印流傳。私人或書商雕板印賣詩文，一般都帶有營利的目的。詩文的廣泛印賣，需要相對集中和專門的圖書市場。較之以往，宋代的圖書市場規模更大，也更普遍。北宋都城開封的相國寺，就是當時一大圖書市場，文人學士常光顧於此。當時汴京城內，還有流動售書商。南宋書肆，以都城杭州為最盛。

　　宋人十分明確石刻作為傳播工具、傳播媒介的理念。在宋人看來，石刻既可以穿越時間的礙障，使作品、文字傳播無窮久遠，又可以超越空間的阻隔，傳布四方。宋代詩文刻石的數量，一般是一篇篇的作品單刻，但有時則是將數首詩合刻，拓印出來便成一卷或一帙，相當於一部小型選本。刻石的范圍，沒有限制。任何形式、體裁的作品都可入石。宋代詩文的刻石，主要有作者“自刻”與“他刻”兩種，而以“他刻”為最常見。“他刻”有官刻與私刻之別。從刻石的性質、目的來區分，又有營利性（商業性）刻石與非營利性刻石之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專營刻石的寺廟僧侶。因為寺廟乃文士、游人、香客頻繁過往會集之處，石刻拓印本便於傳播，也利於過客拓印或傳抄。石刻傳播的途徑之一是拓印傳賣。石刻碑本的售價一般視碑文作者和書法者聲名地位的高低而浮動。其二是朋友同好的相互贈送。第三種途徑是過往行人自行拓印、傳寫。石刻傳播，具有便捷性、可復性、廣傳性、久延性、傳真性與鑒賞價值等功能、特點。

　　題壁，是作者或“好事者”將自作的或他人的詩詞題書於驛壁、館壁、寺壁、橋梁等建筑物的壁上，供行人觀覽、傳抄。相對雕印、石刻的動態傳播而言，題壁是一種靜態的傳播方式，然而，題壁又是一種“免費”的、非商品性的、不費工時的傳播方式。詩文的創作者可以在各種建筑物上簡便免費地發表作品。題壁傳播，中唐已開始流行。到了宋代，題壁更是詩人自由“發表”作品的園地。宋代文人每到一處，必留意觀覽牆上的題詩。周邦彥《浣溪沙》詞就說：“下馬先尋題壁字，出門閑記榜村名。”宋人對於題壁詩，很注意保存，以便讓更多的人誦讀、傳抄，尤其是名人的題壁，更倍加愛護，很少有涂擦的。

　　由於單篇雕印的普及和石刻、題壁的盛行，宋代作家的詩文作品得以及時地廣泛傳播。而宋人閱讀、接受當代在世作家的詩文作品主要是靠單篇鏤印本和石刻碑本，一篇篇零散地閱讀了解。這就引起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宋人既有單篇傳播和書冊傳播兩種類型，那麼在考察宋人對其當代作家的評論時，就必須留意評論者所見所評的是“全集”本，還是部分作品的單篇傳本。因此，我們今天在理解、分析宋代（乃至其他時代）文學批評家的觀點時，必須審慎考察批評者是否掌握了對象的全部作品，他是就部分作品而言，還是針對全部作品而發，否則會引起誤解。

　　2、書冊傳播

　　書冊傳播，又有別集和總集、詩話詞話和野史筆記等形態。就個人作品的傳播而言，最集中的是其別集的傳播。

　　宋人文集，除少數由官方編定之外，絕大多數是由私人編定的。文集編定的時間，有的是在作家的生前，大多數是在身后由子孫、門人等親屬故舊編定的，有的甚至是幾十年、百餘年后才得以編定刊行。

　　宋人生前自編文集，一般要經過選擇，不是有作必錄，旨在求精。而身后親屬所編文集，則是有存必錄，旨在求全。作家自編文集時，哪些作品收錄，哪些作品刪汰，各有標准。有些詩人，在編文集之前，對自己不滿意的作品干脆焚毀，以絕“后患”。

　　宋人文集的編排形式，主要有三種：分體、系年和分地編排。至於文集收錄的范圍，相當廣泛，幾乎什麼作品都收，無論是為政府撰寫的公文，還是私人書信或民間往來的應用文字，都一概收錄，連為兒女訂親的請柬，也不遺漏。但唯有一種作品是例外，那就是在北宋人編的詩文別集裡，都不收詞作。這反映出北宋人輕視詞體的觀念。到了南宋，詞學觀念有所變化，詞體的文學地位逐漸提高，詞體的文學價值得到認同，詞作為文學之一體，才逐漸被編進詩文別集中。但大多數的詞集還是獨立刊行。

　　文集編好后，印刷出版，似乎比較自由。隻要有錢就可以刻印。宋人文集的刻印出版，大約有三種情況，一種是自編家印，一種是自編官印，一種是自編坊印和坊編坊印。

　　宋代詩文，無論是單篇還是文集，都可以印賣，表明宋代文學開始走向“商品化”，盡管當時有些作家的“商品” 意識還沒有最終形成。宋代文學的商品化，對文學的發展有著深刻的影響。首先，它造就了一批以詩文創作為生的“職業”文人。其次，文學的商品化，加速了文學作品的傳播與消費，擴大了作家在當代文壇和讀者中的影響，不僅促進了本地文學的發展，也增進了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