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新華遺址考古報告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煒林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神木新華遺址考古報告》(批准號為00CKG001 )，最終成果為《神木新華》。課題組主要成員有:孫周勇、邢福來、李崗、喬建軍、閻宏東、李明、段毅、徐雍初等。

　　1996年和1999年，為配合陝西至北京天然氣建設工程和神木至延安鐵路建設工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榆林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對陝西神木縣西南的新華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兩次發掘發現的大量的遺跡、遺物與自然遺存，為河套地區龍山晚期至夏代的考古學文化以及該地區自然環境的變遷等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資料。

　　該成果收錄了有關神木新華遺址的全部發掘資料，包括龍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灰坑189個、房址35個、陶窯5座、墓葬91座以及出土於這些遺跡中的大量遺物。此外,還收錄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研究員對新華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報告、西北大學薛祥熙教授對新華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的研究報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環境學院及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新華遺址環境考古研究報告、中國科學院黃土研究室對新華遺址出土的碳標本的測定數據報告以及有關新華玉器的礦物學鑒定報告等。

　　按考古單位介紹發表資料是該成果的特色，在此基礎上此成果將新華遺存的基本特征總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從陶系看，新華遺存的陶器，以泥質陶為多數，佔陶片總數的58.6%﹔夾砂陶略少，佔41.4%。其中，泥質陶制作的陶器，大多數陶胎中都包含有細沙粒，不十分純淨，少數質地細膩的泥質陶，多用來制作豆、尊等器物。夾砂陶制作的陶器，陶胎砂粒的粗細依器形而定，大型的三足器，如甗、鬲等砂粒較粗，個別器型厚重的器物的陶胎有羼和細碎陶片末現象。陶色以灰色為主，約佔全部陶片的92%左右，其次為紅陶、黑陶、褐陶等，共約佔8%。

　　第二，陶器的器形中除雙鋬鬲、單把鬲、斝、盉、盤、豆、三足瓮、大口尊、折肩罐、雙耳罐、圈足罐、缽、盆等容器外，還有陶拍、陶墊、陶刀、陶環及紡輪等。

　　第三，陶容器器表的紋飾豐富多彩，有紋飾的陶片達80%左右。常見紋飾有繩紋、籃紋、弦紋、戳印紋、附加堆紋、劃紋、方格紋等。其中，以繩紋、籃紋為主，約佔有紋飾陶片總數的73%左右。繩紋主要飾於夾砂陶器之上，大體是略顯粗疏，缺乏規律的粗繩紋，規整有序，紋理稍淺的中繩紋和細密緊湊的細繩紋﹔籃紋多見於泥質陶器上，分橫籃紋和豎籃紋兩種。

　　第四，陶器的制作以泥條盤筑法和模制法為主，在一些器物的口沿部常常發現有慢輪修整的痕跡。諸如鬲、甗、斝、三足瓮等這樣的大型器物，常常採用模制法和泥條盤筑法分足、腹、口沿三部分分別成形，再用分段套接的方法成器，為了起到加固作用，在套接的接茬處，往往抹有泥條，三足器的袋足部分多以內模翻制而成，在有些器物的足腔內壁，尚留有“反繩紋”痕跡。

　　第五，石器包括磨制的石斧、石鏟、石刀、石錛、石鑿、石杵、石球等及大量打壓制成的細石器，細石器的種類有刮削器、尖狀器、石核及石鏃等。另外還發現了制玉的工具。骨器有骨錐、骨鏃、骨鑿、骨笄和骨匕等，系用牛、羊、鹿或豬等動物的骨頭磨制而成。

　　第六，新華遺址的玉器基本出土在位於墓地中的一個不規則形坑中。該坑共出土玉器32件，器型有鉞、鏟、刀、玦、璜等。另外，在遺址的其它部位還發現了玉環、玉璜的殘片。

　　第七，卜骨的數量較多。經初步鑒定，制作卜骨的原料主要是羊、豬、牛、鹿等動物的肩胛骨。其中，以羊的肩胛骨最多。新華遺址發現的卜骨，大部分不經整治，保留完整的骨臼、臼角、崗脊，個別肩胛骨經過粗略加工，將崗脊削平或扇面前緣略加磨制。所有卜骨隻灼不鑽，肩胛骨正反兩面都有施灼現象，其中，以背面施灼較多，次為兩面同時施灼，再次為正面施灼。另外，在肩胛骨的崗脊上也有施灼的現象。

　　第八，新華遺址發現的35座房址均為單間結構的半地穴式建筑。從平面形狀來看，可以分為方形圓角房址、圓形房址和不規則形房址三個類型。其中，方形圓角房址18座，佔發現房子總數的51.4%，圓形房址14座，佔總數的40%。房址的面積均不大，一般在6--10平方米之間，最大者約15平方米。

　　第九，新華遺址發現的灰坑從口部形狀分圓形、橢圓形、方形和不規則形等，以圓形灰坑居多，佔灰坑總數的48.1%。在發現的189座灰坑中，有5座灰坑的底部發現了人骨架。其中的死者葬式各異。除96H27骨架的足下有1個陶鬲，H51骨架的足下有1個完整卜骨外，其余均未發現隨葬品。

　　第十，新華遺址發現的陶窯由於大部分遭到后期的破壞，僅殘余部分窯室和火膛，從殘存跡象看，大部分為橫穴結構。

　　第十一，新華遺址墓地與居址的界限不是很明顯，多數墓葬打破或疊壓居住遺跡，少數被灰坑、房址等遺跡打破或疊壓。個別墓葬與墓葬之間也存在著打破疊壓關系，分布比較密集的墓葬，它們的排列方向一般也趨近一致，並且常常發現距離較近的兩座墓葬並列分布，規模相仿，這種分布規律表明，墓葬的主人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親疏關系。

　　墓葬以土坑豎穴墓為主（78座），墓向以西北者居多，均未發現有使用木質葬具的跡象。這些墓葬中，除1座為雙人合葬墓外，其余均為單人墓。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佔總數的91.3%﹔另外還發現1例俯身直肢葬和少量曲肢葬。所有墓葬中隻在2座中發現了隨葬品，全部為玉石器。其中，99M26隨葬綠鬆石墜飾和石鏟各一件，99M27僅隨葬一件玉柄形器。

　　瓮棺葬共發現13座。其中的9座集中分布於遺址東南部的一處高台上，從發掘情況來看，這裡應該是一處專門安置瓮棺葬的區域﹔另外的4座瓮棺葬散布於居址中。三足瓮、折肩罐是用作葬具的基本器物，除此之外，還有以鬲、圈足罐、大口尊或斝等兩兩組合為葬具的，盛葬的全部為未成年人，大部分是嬰幼兒。

　　第十二，新華遺址發現1座形似墓葬的玉器坑，其中埋藏了36（塊）玉石器，共分六排排列，均豎直側立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埋入土中，無刃部者背薄面朝下，每排插置器物數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僅2件，器物於器物之間基本保持平行。玉器的器型有鉞、鏟、刀、玦、璜等。該坑坑底平整光滑，其中央還有1個圓形圜底小坑，埋有少量鳥禽類的骨骼。在這個玉器坑的周圍環繞分布有99M6、99M16、99M5、99M14、99M12及99M8等十余座墓葬，這些墓葬墓向一致，均沒有和玉器坑發生疊壓或打破之關系，它們一起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單元，且因玉器坑正好處於其中部，所以玉器坑和這些墓葬或玉器坑及這些墓葬與整個遺址應該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系，這個玉器坑之作用很可能是專門用於祭祀的。

　　該成果運用考古地層學及類型學的方法對這些遺存進行了系統的分析，並對新華遺存嘗試進行了分期及年代蠡側，將新華遺存分為早晚兩段，認為新華遺存的早段約處在龍山時代的晚期，晚段以高領鬲、三足瓮及花邊罐為代表的遺存應該已進入夏代紀年的范疇。根據新華遺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和周鄰同期文化的對比情況，將新華遺存的絕對年代推定在公元前2150-1900年間。

　　該成果還對新華遺存的文化命名問題進行了探討，在綜合分析了各家之說后，依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原則，同意將這種分布於一定區域、存在於一定時間、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類活動遺存命名為一種新的考古學文化。但鑒於這類遺存首先發現於大口遺址，且陶器組合中的主要類型品如：三足瓮、雙鋬鬲、大口尊、折肩罐、斂口甗及盉等主要器物均見於大口遺址第二期遺存中，所以建議將新華遺存依其發現認識最早且位置適中的大口遺址命名，稱作大口文化。

　　用考古材料分析當時的環境、居民及其生業是本《神木新華》的又一特色。從新華遺址的考古成果看，這裡眾多的房址、固定的墓地和先民活動留下的大量的灰坑等遺跡，加上種類復雜的陶器等生活用品和石器等生產工具的發現，無疑說明新華居民當時是以農業經濟為主的定居人群。同時，新華遺址還發現了大量的細石器，特別是細石器鏃的發現，表明它代表的是北方的狩獵模式，說明狩獵經濟也佔據重要的地位。另外，在新華遺存中還發現了山羊和大角羊的骨骼，其中大角羊的牙齒和角均顯示出了和綿羊相似的一些特征，而綿羊是人類飼養的物種。說明當時居民活動的范圍可能已經擴展到了周圍廣闊的草原環境，畜牧業作為當時人們生業的重要部分已經萌芽。

　　在1996年和1999年的兩次發掘中，共從新華遺址龍山晚期至夏代的墓葬及灰坑中獲得人骨標本42具，其中的18具保存完整或比較完整的個體可以用於人類學的觀察和測量。在對這些人骨進行鑒定時發現，這批人骨顯現出“亞洲蒙古人種頭骨上常見的一般綜合特點”，“與現代和古代的東亞類群的形態距離比較接近”。表明主要活動在中原地區的東亞類人群此時已經佔領了這一地區。這與其后同地區大保當漢代居民人骨具有更接近北亞類型的傾向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經過對這兩組人骨的研究，顯示古代長城沿線左近的區域，很早就是北亞類群和東亞類群人種的交接地帶，他們的分布范圍在這一區域隨著各自種群勢力的消長而擺動變化著。在新華時期，這裡的居民基本是東亞種群。

　　該成果在對新華遺存動物群的研究中發現，除羊等適合在草原上生存的動物外，當時活動在這裡的還有鹿、狍、羚羊等動物。據研究，中國現存的狍隻有一種，即C.capreolus，這種動物從中國東北西部到四川幾乎都有分布，棲息於灌叢或稀樹的山區﹔而鹿也是疏林、叢林動物﹔新華的羚羊很可能屬於G.subgutturosa，這類羚羊大多生活在荒蕪的沙漠地區。這些動物群反映出新華遺址周圍當時是一個以草原為主，有小片樹林，周邊有沙漠的自然景觀。

　　另外，該成果還根據1999年在新華遺址發掘中發現的夏代灰坑堆積有含沙異常的現象以及張忠培先生一行2000年對新華遺考察時發現的重要地層關系等，探討了龍山時代至夏代新華遺址的環境及毛烏素沙漠的形成過程等問題。

　　最后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對新華遺址祭祀坑99K1中出土玉器的認識問題。99K1出土的玉器包括玉鉞、鏟、刀、斧、環、璜、璋等共32件，《神木新華》從對其特殊的埋藏位置、埋藏方式以及玉器本身的情況等因素分析后認為，這批玉器應該具有祭祀的性質，這一認識對了解當時人們的精神生活具有一定的意義。同時，由於這批玉器的考古層位清楚、組合完整等有利條件，也使人們對陝北地區諸如聚訟已久的著名石峁玉器的年代等問題有了相對確切的認識。

　　由於新華遺址的灰坑、房址及地層堆積中很少有陶器復原，墓葬又幾乎沒有隨葬的陶器，這樣就給整個新華遺存的文化分期乃至認識其與周鄰考古文化的關系造成了一定困難，所以，《神木新華》在這方面的研究與探討都還只是初步的，這也是陝北考古工作以后需要加強的一個方面。

　　總之，該成果對建立陝北乃至整個河套地區的考古文化系列、分析這一地區考古文化的譜系、研究中國長城地帶夏代先民的種族、文化以及當時該地區的環境等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