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

　　北京聯合大學韓建業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發展》（批准號為04CKG001），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

　　中國西北地區是指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和內蒙古等6省、自治區范圍內的內陸河流域和黃河流域。先秦時期是指從新石器時代至秦皇朝建立以前的時期，在新疆還可以延伸到西漢時期。對西北地區先秦時期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研究始於20世紀初，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目前為止，已基本建立了先秦考古學文化譜系，大致了解了先秦聚落形態和社會狀況，並有多項研究涉及到局地人地關系問題。盡管如此，至今還缺乏著眼於整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文化發展的綜合性研究，更沒有人將整個西北地區如此長的時期內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之間的關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因此，該項研究有兩個方面的目的：其一，揭示該地區先秦時期特殊的人地關系機制。其二，認識西北地區先秦文化的歷史地位。

　　一、自然環境

　　中國西北地區大山、丘陵、盆地高下相間，森林、草原、戈壁、沙漠左右縱橫，自然環境復雜多樣，大體分為賀蘭山以西的西北內陸干旱區，賀蘭山以東的內蒙古半干旱草原區，以及半干旱和半濕潤區的黃河流域（簡稱黃土高原區）。

　　在全新世上萬年的時間內，西北地區氣候曾多有波動，基本經歷了早全新世回暖期（距今11500∼8500年）、中全新世大暖期（距今8500∼3000年）、晚全新世降溫干旱期（距今3000年至今）三個大的演變時期，並且每個大時期內小的波動也仍然有相當的一致性，距今8200年、7000年、5000年、4200年、3100年左右的幾次氣候冷期幾乎發生於各區，總體上顯示出明顯的大陸性、干旱性和脆弱性的氣候特點。

　　二、文化發展

　　在西北地區這片遼闊而略顯苦澀的土地上，自幾十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以來就不斷有人繁衍生息，但直至距今8000年出現農業以后，才進入人類文化蓬勃發展的新時期，並和舊大陸多數地區一樣，經歷了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這樣幾個大的階段。如果從總體文化局勢來看，當以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之間的變化最為巨大，並以距今4000年左右為界可將西北地區先秦文化分為前后兩個大的時期。前一個時期，農業文化主要局限在黃土高原區，有時波及內蒙古半干旱草原區。廣大的西北內陸干旱區，尤其是新疆地區，基本長期依賴於細石器所代表的狩獵採集經濟，這實際上可以視為舊石器時代以來古老傳統的綿長延續。只是到該時期的末葉，才有農業文化從東西兩端進入這個神秘廣大的區域，但也並未掀起多大的波瀾。該時期社會較為穩定、互動范圍小、文化內涵較為單純。在后一個時期，不但黃土高原區出現農業文化、半農半牧文化和游牧業文化，而且西北內陸干旱區也普遍出現半農半牧文化和游牧業文化。這使得西北地區人類文化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方面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社會沖突不斷、互動范圍顯著擴大、文化內涵頗為復雜。單從經濟方式來說，西北地區大概經歷了距今8000年前的狩獵採集經濟、距今8000∼4000年新石器時代的農耕畜牧經濟、距今4000∼3000年青銅時代的農業——畜牧混合經濟、據距今3000∼2000年早期鐵器時代的農業和游牧業並存經濟這樣4個階段。

　　三、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的關系

　　西北地區環境復雜多樣、氣候敏感多變，各區域文化的發展深受自然環境及其演變過程的制約，最直接的表現是在資源利用和經濟形態方面，進一步則影響到文化的興衰盛亡、發展更替、傳播遷徙，影響到聚落形態乃至於文化和社會模式的形成，並對社會發展進程產生制約。反過來，人類的開發行為也會對該地區自然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自然環境還會將其所受到的影響反饋給人類。縱觀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會看到以下幾項顯著特征：

　　第一，當氣候向干冷或暖濕趨勢發展時，植被帶隨之向北或向南移動，多數情況下會帶動不同經濟方式的人群南北遷移。由於東亞季風呈西北——東南走向，因此也以西北——東南向的植被帶和文化帶移動最為明顯。這樣，對於一般包含較多陶器的農業文化來說，實際上就在長城沿線形成一條南北有所伸縮的農業和陶器的北界線。

　　第二，人群的南北移動常常伴隨著戰爭和沖突，尤以農業人群和非農業人群間的沖突最為劇烈，同時彼此間文化和血緣上的交流也更加頻繁。

　　第三，自然環境及其變化往往直接制約著西北地區的經濟方式和經濟水平，進一步影響到社會發展水平和階段性變化，長期以后還形成了適合當地環境的社會發展模式——北方模式。這種發展模式從表面上看比較遲緩、落后，但卻與較嚴酷的自然環境相適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而能量的有效蓄積也顯然更有利於長遠的發展。

　　第四，在距今5000年和距今4000年左右的極端氣候期，不同的經濟方式和應對策略帶來明顯不同的結果。

　　第五，農業文化的西——西北向持續拓展與西北內陸干旱區特殊的自然環境有關：該區域氣候變化不如東部季風氣候區敏感，且多以雪水綠洲為生存基礎，氣候事件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較小，給東亞人類的能動開發過程留下了更多余地。

　　總起來看，先秦時期大部分時間內西北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有限，自然環境及其變化對文化發展有明顯的制約﹔反過來，多樣性的人類文化多數時候都能夠有效適應環境特點及其變化，在極端氣候期有時還能夠做出積極有效的應對，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有限。表面上似乎人類只是在被動適應自然，但實質上卻也是不斷實踐、主動選擇的過程。這種比較和諧的人地關系，成為西北地區數千年文化持續發展的基礎。從戰國晚期開始，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就有能力不去適應而是“改造”自然環境，實際上是明顯加大了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程度。秦漢帝國時期擊匈奴、通西域，做出了許多變綠洲草原為農田的壯舉，卻以對西北地區自然環境的不可逆破壞為代價。其后雖然有魏晉南北朝和宋元時期的短暫緩歇，但也有唐代和清代以來的大規模的多半是不當的開發，嚴重地加劇了西北地區土壤沙漠化、氣候干旱化的程度。我們隻有從西北地區自然環境的實際特點出發，貫徹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原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合理安排生態環境建設，適當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才可能實現西北地區環境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較好地完成“西部大開發”戰略目標。

　　四、西北地區文化的歷史地位

　　東方文化的西拓以西北地區為出發點，而西方文明對東亞文明的影響也是間接通過西北地區才起作用。西北地區是東西方文明的交匯和緩沖區，是農牧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帶，在歐亞古代文明的發展中佔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大約從公元前第3千紀開始，西方的麥、羊甚至青銅冶煉技術就可能已傳至甘青東部地區，東方的粟、彩陶可能已到達東疆。進入公元前第2千紀初期，西方以馬、馬車和刀、牌、泡、鏡等銅器為代表的具有濃厚畜牧特色的文化因素通過新疆向東流播，對河西走廊四壩文化的產生，對稍后辛店文化、卡約文化甚至朱開溝文化等半農半牧特點的形成，甚至對二裡頭文化所代表的中原青銅文明的興起，可能都起到直接或間接的作用﹔反之東方以彩陶為代表的因素也繼續西移。公元前第2千紀末期以后，西方以馬具（騎馬）和鐵器為代表的游牧文化因素滲透至鄂爾多斯甚至內蒙古東部地區，東方的彩陶傳統則西進至中亞伊犁河下游。盡管偏早時期西方的影響更大，但偏晚時期東方的勢力卻更強﹔盡管東西方文化間的交流伴有碰撞和戰爭，但總趨勢則是融合與和平﹔總體絕非“西風壓倒東風”或“東風壓倒西風”的狀況。以前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彩陶文化西來說”固然充滿偏見和錯誤，現在也不存在提出“中亞文化東來說”或“中亞彩陶東來說”的必要。這條早就存在的東西文化通道，或許可稱之為“彩陶之路”，或“銅鐵之路”，或“羊馬之路”，或“小麥之路”，或“玉石之路”，無論叫什麼，都應當是漢代以后絲綢之路的前身，或者考古學家裴文中所說史前時期的“絲綢之路”，而且曾對東西方文明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總之，該成果對我國西北地區先秦時期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發展進行綜合、全面的考察，客觀揭示了該地區先秦時期特殊的人地關系機制，較為深入地評價了西北地區先秦文化的歷史地位。在把握各區域聚落形態及社會發展的演變及其自身特點，探討農業經濟和畜牧——游牧經濟的轉化，以及研究文化發展和環境演變的關系等方面，均有創新性貢獻，並提出了“北方模式”、“陶器北界線”等重要概念。成果還“以史為鑒”，從資源利用、經濟方式、應對極端氣候事件的策略等方面提出一些對策性建議，對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正確實施有一定的啟示和引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