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思想史(1775∼2002年)

　　山東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王瑋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美國外交思想史（1775∼2002年）》(批准號為01BSS007)，於2001年立項， 2004年3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主要成員為戴超武教授。該成果從外交思想的角度分析和探討了美國外交的起源、形成、發展演變和未來走向的歷史過程，並對美國自建國以來到2002年的外交做出了歷史定位，對美國各屆政府外交的特點、性質、成就以及面臨的困境進行了深入分析。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美國外交思想史（1775∼2002年）》系統介紹了美國外交史學的發展沿革和流派分野，指出美國外交史學存在的一個要害問題，即無法解釋民主經驗和帝國征服之間的矛盾，無法找到帝國擴張的歷史邏輯性。因此，美國外交史學本身如同美國外交一樣，在理想和現實的悖論中迷失了方向，陷於困境之中。由此，引出了從思想角度探究美國外交的重要意義。外交思想作為決定外交的最為深刻的因素之一，它能在更長的時段中決定外交的形成和發展，保証外交的連續性。從思想的深度去研究美國外交的歷史，可以挖掘外交最為本質的東西，追尋外交的走向。這項成果追溯了美國外交的思想淵源，指出美國外交來源於商業精神以及根植其上的民主理想、擴張意識和開放本性。這些思想淵源構成該成果論述的主要脈絡，將美國外交思想的發展歷程劃分為四個時段。

　　一、美國外交的孤立主義時期

　　19世紀末之前為美國外交的孤立主義時期，或稱大陸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外交在孤立和擴張思想准則的二難選擇中徘徊。就擴張而言，堅定不移地由大西洋向太平洋海岸的發展勢頭，代表了美國的擴張方向。成果著重剖析了杰斐遜的外交思想，指出杰斐遜是“美國歷史上將視線射向太平洋的第一位總統”，“太平洋的擴張問題是杰斐遜擴張思想中的最精彩的部分”。關於19世紀40年代的大陸擴張，這種擴張具有土地擴張和商業擴張雙重目標和性質，成果對兩種性質擴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作了說明。就孤立而言，成果對美國早期外交中的孤立主義思想作了分析，指出它的相對含義以及它同擴張思想的辯証關系，這種關系最終體現在門羅主義外交原則。“門羅主義的實質是進一步拉開美洲同歐洲的距離”，使美洲“成為相對獨立的美洲共和政治體系”，同時，它又為今后美國稱雄美洲奠定了理論基礎和戰略方針。該成果論述了19世紀50∼60年代美國外交低潮時期擴張新思潮的形成和涌動，其中對“青年美國”思潮、西沃德“帝國”思想和“新天定命運”口號的評述尤為突出。

　　二、美國外交的門戶開放時期

　　19∼20世紀之交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門戶開放時期，或稱海洋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指導思想是力求建立一個美國為主導的開放型的世界帝國，也就是說，門戶開放思想是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指導思想。該成果對門戶開放思想作了分析與評價：第一，門戶開放不僅僅是針對中國的應急舉措，而是旨在建立海外商業殖民帝國的世界性“大政策”，是美國進行海外擴張的外交總原則和戰略總方針。第二，美國的“門戶開放”仍是一種殖民主義，本質上仍是對弱小民族和國家的征服、奴役和掠奪，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國主義國家在新的形勢下施行的一種新型殖民主義政策，它同舊殖民主義在手段和模式上有著根本性的區別，主要體現在：（１）反對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從空間上對殖民地實行獨佔，主張建立“無邊界”的殖民體系﹔（２）不主張對殖民地實行直接統治，而提倡保留殖民地原有的行政實體，實行間接統治﹔（３）反對壟斷式的保護主義，主張“門戶開放”，實行“公平”的自由貿易競爭。“門戶開放”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開放式商業體系，它的重點不是在所控制的范圍內排斥它國的利益，不是搞封閉式壟斷，而是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打著自由貿易和公平競爭的旗號，打破列強的保護主義壁壘，把全世界變成美國操縱的具有無邊界外延和開放內涵的新型模式的殖民體系，它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體的一體化的歷史趨勢，標志著自15世紀末開始的一體化進程躍上了一個新的層次，可以說，歷史就是這樣穿過洞開的門戶進入到20世紀。第三，“門戶開放”是美國的利己主義政策，它所維護的只是美國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弱小國家的利益，它所體現的只是美國的民族價值觀，而不具有普世性，這種利己性體現在美國式的門戶開放所具有的單向性和強制性上，是一種片面的、不對等的開放。成果還詳細介紹了麥金萊、老羅斯福、塔夫脫、威爾遜、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三屆共和黨政府、以及羅斯福政府為實現門戶開放目標而推行的外交政策，並分析了他們的外交決策思想。

　　三、美國外交的遏制時期

　　二戰結束后至20世紀末為遏制時期，或稱全球主義時期。這一時期，美國外交的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舊有的孤立傳統已經失去市場，世界霸權成為其主要的追逐目標，但是也使美國外交思想陷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矛盾之中。成果首先對冷戰的歷史根源作了探討，認為，冷戰固然體現為不同意識形態的對立，但是，“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是具有兩重含義的。第一是對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信仰和判斷，第二是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和世界秩序構想所賴以產生的原則基礎的認定和選擇。從后者的角度分析，冷戰實質上是二戰前“門戶開放”和“勢力范圍”兩種原則的對抗和沖突的結果。面對二戰后國際實力的對比變化，美國不得已選擇了對蘇聯的“遏制”戰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開放思想，陷身於同蘇聯爭奪勢力范圍的較量和角逐，這正是美國的全球外交的病症所在。但是另一方面，戰后和平共處局面的形成又給美國實現門戶開放目標帶來了最佳時機，門戶開放始終是美國構筑西方世界的主導思想。

　　四、美國外交的后冷戰時期

　　克林頓任內，美國外交完成了從冷戰時期的“遏制”到冷戰后的“擴展和參與”的戰略轉變﹔在“新全球主義”外交思想的指導下，美國外交實現了戰略力量的重新組合。布什政府上台后，美國保守勢力開始出現強盛的勢頭，而“9·11”恐怖襲擊進一步助長了這種趨勢，美國外交出現了體現“新帝國”思想的理論和行動。“新帝國論”的要旨，既不同於自由主義國際觀，也不同於現實主義觀，它是美國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復雜國際環境時，為追求絕對的安全和絕對的權力而顯現出來的一種思想。這種“新帝國”思想理念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絕對的霸權，建立單極世界，以此謀求絕對安全。布什政府接連採取重大的外交行動，推行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退出反導條約、加緊部署國家導彈防御體系、阿富汗戰爭、朝核危機以及第二次海灣戰爭等等，都是布什政府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的具體實施，后冷戰時期的美國外交開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