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研究

　　湖南大學朱漢民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四書〉學與理學》（批准號為02BZS024），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果有：肖永明。

　　中國古代哲學的發展，不是通過摧毀舊的學術思想體系而是通過建構新的學術體系來實現的，哲學家往往依托舊有的學術形態來提出新的思想。他們的哲學觀念，或通過對古老經典的創造性解釋、注疏，或通過新經典的選擇、“發現”、確定而得以體現，決不可能空無依傍，凌空出世。

　　理學是中國儒學史發展的新階段，是一種既具有哲學深度又能支撐生活信仰的學術形態，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理學也是在對先秦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中形成的一種新的學術思潮，尤其重要的是，理學家通過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闡述、利用、發揮，促進著理學形成、建構與拓展。

　　近現代以來，有關理學的研究成為哲學史的一個熱點。眾多學者對理學進行了多角度、多層次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本課題所關注的重點是根據中國哲學建構的特點來探討理學，將理學置於經學史的視野之中，特別是以《四書》學作為切入點來研究理學的形成、拓展過程。所以，本課題從理學所依托的學術形態的一部分——《四書》學的角度研究理學的形成、拓展，希望對理學作更具民族形式特色的、更有歷史感的具體把握，從而避免目前哲學史研究中僅僅從抽象的概念、范疇或孤立的命題、論斷入手研究一種新的思潮的弊病。這種從《四書》學的視角研究宋代理學，從而將思想史研究與學術史研究結合起來，以推進理學研究的深入，在本課題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該成果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四書》學興起的文化背景。為了回應佛道之學的挑戰，復興儒學，宋初儒學者力圖在傳統的《五經》之外發掘心性之學的資源，尋找新的學術依托。《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幾部經典以其自身的特點逐漸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四書》學由此形成。

　　第二，北宋的《四書》學與理學。北宋時期，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理學學者主要依托《易傳》而進行哲學理論的建構，同時對《四書》思想資料進行了大量的闡釋、利用、發揮，使《四書》成為其哲學體系建構的重要基礎。其中二程對《四書》尤為重視，使《四書》學得到了更大發展。

　　第三，南宋的《四書》學與理學。南宋時期，隨著對心性問題探討的進一步深入，理學內部湖湘學派、象山學派、考亭學派的理論建構主要依托《四書》而進行。各派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四書》思想資料進行了各具特色的闡釋、利用、發揮，建構了各具特色的理論體系，同時他們對《四書》的闡述、利用、發揮，又促進了《四書》學的進一步發展、興盛。

　　第四，朱熹的理學與《四書》學。一方面，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主要通過闡釋、利用、發揮《四書》思想資料建構其理學體系﹔另一方面，朱熹也是《四書》學體系的建立者，他通過輯合、訓解《四書》，使《四書》成為一個具有內在聯系的有機整體，產生了單經無法比擬的理論力量，從而使得《四書》學發展出現質的飛躍，《四書》最終超過《五經》，成為儒學經典體系的核心。

　　朱熹在理學史、經學史上的成果，首先得益於他的經典詮釋方法，即一方面強調從“實踐——體驗”的進路詮釋《四書》，另一方面也重視從“文獻——語言”的進路詮釋《四書》。這種獨特的經典詮釋的二重進路，使得朱熹得以通過《四書》學的建立，從而在最高思想形態上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並確立了一種以修己治人為目標的工夫論學術形態。

　　第五，《四書》學的社會傳播。理學的社會化與理學《四書》學的傳播密不可分。正是由於理學《四書》學思想向最高統治集團及士人階層進行傳播與滲透，理學才得以對當時社會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產生影響，並滲透於社會生活習俗之中，完成其社會過程。

　　本成果研究遵循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綜合哲學史、學術史研究的特點，既注重哲學內涵的闡發，又注意學術源流的推尋。與現有的理學研究中大部分成果主要從概念、范疇的分析及邏輯的推演著手的思路不同，也區別於主要關注學術形態本身發展、演變的純粹學術史研究，本成果按照中國古代思想學術發展的固有特點，以理學所依托的《四書》學形態作為切入點進行研究，從而把握理學的理論特點、發展演進的脈絡及不同學派之間的分歧。本成果的學術特色與主要建樹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成果在學術界首次系統地研究、論述了《四書》學的淵源及在兩宋時期的演變與發展，探討了《四書》學的源流與理學思潮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並對濂學、關學、洛學、荊公新學、蜀學、湖湘學、象山學在《四書》學的詮釋與理學的建構方面的學術特色與思想創新作了系統闡述，尤其是探討了朱熹的《四書》學學術特色與思維創新，對朱熹的理學思想及其《四書》學之間的互動關系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

　　第二，本成果還努力從中國經典詮釋學的角度，重點探討了宋代《四書》學與理學的關系。比如，較深入地闡發了朱熹《四書》學的詮釋方法、學術成就與思想貢獻，分析論述了朱熹的《四書》學詮釋方法是“語言——文獻”與“體驗——實踐”兩個方面的統一，這就從方法上揭示了朱熹既是經學家又是道學家，同時在兩個方面均取得重要學術成就的原因。

　　第三，本成果還從儒家的人文信仰、實踐工夫的角度探討了朱熹對《四書》學的學術成就與思想特色。這首先體現在他對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構完成上。《四書》是原始儒學的標志性著作，它們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礎。朱熹通過對《四書》的系統詮釋，使儒家人文信仰趨於成熟與完善：朱熹既建立了一個天理論的哲學體系，又倡導對天理的精神信仰與生命體驗，使天理又成為終極目的的象征性表達。其次，朱熹的理學與《四書》學的結合又體現在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論上。《四書》原本是孔孟等古代聖賢並於修己治人工夫論體認的記錄，而朱熹所重新詮釋的《四書》學就是要恢復、發明、實踐原始儒家所建立的修己治人的實踐工夫。通過對朱熹理學與《四書》學的上述分析，從而深刻地體現儒家思想及其知識形態的歷史特質與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