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早期交往與歐洲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理解

　　清華大學張國剛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歐早期交往與歐洲對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理解（16—18世紀）》（批准號為01AZSOO2），最終成果為專著《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上卷）和《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下卷）。課題組成員有：吳莉葦。

　　16-18世紀的中西文明交流實質上是傳統中國與正經歷著一場大變革的西方文明的一次大接觸、大碰撞。一個傳統的中國面對一個張揚的歐洲：傳統中國仍在王朝統治的夕陽余暉中鵝行鴨步，步履蹣跚﹔山雨欲來的歐洲卻在大踏步地走出中世紀，一路上血雨腥風。這樣兩種生長於不同的空間環境、又處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的異域文明邂逅相逢，在商業、宗教、文化和政治上都發生了程度不同的聯系，從而演繹了一段久久令人尋味的活劇。那麼，中西初識階段裡歐洲人眼裡的中國形象是否有某種整體性的特點，是否內涵某種一以貫之的立足點與意圖？這正是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

一

　　上卷《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一書對這個時期以傳教士為主要媒介、以禮儀之爭為突出特征的中西文化關系史進行系統的探索。就交往過程本身而論，16-18世紀的中西交往與此前和此后相比都有鮮明特點，因而能夠自成一章。與前一時期相比，首先是路線不同。16世紀末期之前，或者中國與歐洲隻能通過西亞、中亞、南亞而間接交往，或者通過歐亞大陸的陸上路線進行個別接觸。16世紀末期，隨著歐洲各國航海事業的發展和海外殖民勢力的擴張，歐洲人得以從海路頻繁造訪中國。其次是來華人數大量增加，並且其中許多人得以在地理和文化兩方面深入中國。

　　與19世紀的中西交往相比，本期交往的顯著特點則首先在於中西文化交往的媒介有別。16-18世紀諸多來華歐人中承擔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體是耶穌會士這個群體，19世紀則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承擔類似從前耶穌會士的角色，談論交流使者隻能以個人而不能就群體論。其次，16-18世紀基本上是一個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而19世紀中西交往的雙向互動表現明顯得多，且西學東漸的分量較佔優勢。

　　該成果上卷主要是討論以耶穌會傳教士為主要媒介所引發的早期中西交往，交往過程中各種渠道如何向西方傳播關於中國的知識，各渠道在傳播過程中又如何隨著時代而發生變化，最后歸結於禮儀之爭所引發的東西方文明的碰撞。首先概述1500-1800年間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交往狀況，介紹這300年間中西交往中歐洲方面與中國方面的時代背景，交往的主要渠道即中西貿易、使節和傳教士，以及借助這三條渠道西傳到歐洲的中國知識。早期商人和使節給16世紀歐洲人塑造了一個美麗、富饒與強大的中國形象，但他們的限制在於，無緣深入中國並長期居留，不懂中國語言也看不透中國文物。16世紀末博學而又受人尊敬的耶穌會士進駐中國，他們在一個因物質文明發達而令歐洲大眾目迷五色的中國形象之上又推出一個令歐洲知識分子興奮不已的擁有高水平精神文明的中國形象。

　　耶穌會士的活動從源頭上影響了歐洲對中國的理解，因此概述之后便著重描述作為此時中西文化交往首要渠道的耶穌會士對於向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作用，以及對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和文化傳播活動有重大影響的禮儀之爭。16-18世紀的中西交往從傳播內容上看是一個以中學西傳為主的過程，從傳播影響上看，中國文化對這時期的歐洲的影響遠大於傳教士介紹的西學知識對中國的影響，所以具有突出的單向交流特征。本書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學西傳”，並且旨在刻畫清楚這個西傳的過程和對此過程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即禮儀之爭。這次“中西初識”起因於西歐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需求和天主教會長期不懈地征服異教徒的願望，國家利益與教會利益的結合與沖突在16世紀興起的耶穌會身上有鮮明體現。並且面對半封閉的中國邊境，惟有耶穌會士以其靈活的適應性傳教方法得以入駐中國內地，並擔當起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的任務。而耶穌會士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他們介紹中國的方式引出了長達百年的既是文化沖突又夾雜利益糾紛的“中國禮儀之爭”，加上其前因后續，這兩百年的“初識”階段基本上就被禮儀之爭所籠罩。禮儀之爭不僅是明清傳教士在華活動的基本背景，也是中學西傳的基本背景，還奠定了這一時期歐洲人認識和評價中國的重要知識基礎。

二

　　下卷《啟蒙時代歐洲的中國觀》緊承上書，探討那些由耶穌會士傳到歐洲的中國知識與啟蒙時代的歐洲文化碰撞后的電光石火和回響余韻。所謂“中國觀”應包含兩個內容，一是作為認識對象的中國是何模樣，二是對這一認識對象的態度和評價。這一時期歐洲看到的“中國”主要是由耶穌會士描摹並在某些地方經其他旅行者粉飾，而且中國的模樣從17世紀到18世紀沒有很鮮明的出入。但這100多年裡歐洲人對自己所見之中國形象的態度卻因人而異、因時而別，也即中國對歐洲的意味在不斷變化，因為歐洲自己在不斷變化，她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在不斷變化，由此而造成“中國觀”前后有別。但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實際需求作為形成中國觀的基礎，這一原則是不變的。該成果下卷旨在揭示這一點，因此緊扣歐洲社會的發展趨勢來分析不同時期歐洲人對待中國的態度。

　　作為宗教改革以來國王與教會和地方貴族長期爭權奪利的一個顯著結果，17世紀到18世紀初的歐洲社會結構表現為國王與教會以相互妥協的方式共存，教會失去了政治權利，但作為國家溫馴的助手繼續努力履行精神控制的職責。因此，1740年以前的歐洲仍是一個宗教問題佔統治地位的時代，所有思想討論往往都要在是否具有基督教意義上的合理性的背景下進行。直到18世紀中葉，從社會結構到哲學和科學等所有領域都發生了深刻變革，教士、貴族和國王的聯盟開始喪失民心，反映在思想領域就是思想家們開始直面現實社會的弊端，一方面批判之，另一方面努力闡明和確立新的社會秩序，這意味著思想或言論的宗教合理性已經讓位於其政治、經濟或道德上的合理性。歐洲社會對中國事物的興趣和態度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展開，甚至傳播中國知識的耶穌會士也不得不服從這一大勢所需。整個啟蒙時代歐洲社會對中國的認識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17世紀中葉開始到17、18世紀之交，二是18世紀初到1740年前后，三是18世紀中后期三個大的階段，該成果下卷就是根據這來組織內容。

　　在第一個階段，耶穌會士為了維護自身傳教政策和為禮儀之爭辯護，在介紹中國時突出強調中國宗教的內容，即古代儒學與基督教有天然吻合性，而當代理學是一種遭儒學正道擯棄的無神論。從歷史傳統和文字傳統上論証中國與基督教所奉之神的聯系，也是對這種論調的輔助。耶穌會士的這種態度，配合當時歐洲社會的一切爭論主要還是圍繞著天主教會之宗教權威的問題展開，歐洲本土對中國問題的討論也逃不出這個圈子，以致這半個世紀有關中國的各種爭論的基本著眼點其實就是“中國的倫理與宗教”。

　　從18世紀初開始，進入上述第二個階段，宗教背景下的討論逐漸讓位於有關社會發展的討論，這在中國問題上也有所反映。“中國迷”不再由宗教辯護者們擔任，而改由社會改革者承當，於是從前傳教士著作中作為中國宗教和倫理優越性之佐証而附帶出現的一些中國政治內容越來越多地被關注。另一方面，傳教士們認識到這種要求后，為了繼續吸引歐洲知識界的注意和同情，便有意識對中國政治制度加以系統介紹。這種情形在1740年前后幾十年最為突出。在政治背景下，中國倫理與政治合一的特點成為關注核心。

　　在第三個階段，經過17世紀末期宗教背景下的討論和18世紀中間幾十年政治背景下的討論，無論這些討論本身的結果如何，可以肯定它們共同促成了18世紀中后期“中國”這一概念在歐洲社會中的高度普及，反映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人們熟知的上流社會藝術風格與生活方式上的“中國趣味”﹔反映在知識界，則“中國”成為歐洲人擴展了的世界知識的一部分，也成為言談立論中經常可見的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字眼。

　　不過，每一階段事實上並非嚴格地前后相繼，而是有相當時期的交叉重疊，因為每種社會現象從醞釀、發展、高潮到衰落，都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以上所設定的時段只是就每種現象表現最突出的時間而言。

　　經過對啟蒙時代的分階段分析之后，將歐洲的歷史脈絡繼續延伸，則可以看出18世紀上半葉是歐洲認識中國的分水期和過渡期。截止到18世紀初，歐洲仍深受聖經神學觀念制約，因而在基督教普遍主義理想驅使下極力在中國與歐洲間尋找相似性，以將中國已有的宗教納入基督教范疇。但這種宗教性的普遍主義理想隨著教會權威衰落而動搖，耶穌會士在時代變局中失勢也直接影響歐洲人對他們所塑造中國形象的重新估價。中西文化本身就有的巨大差異性，由此在中西社會的不同發展趨勢中分明起來，直至歐洲人又建立起“中國是歐洲的對立面”這樣一種認識。

　　這種認識一經在18世紀后半葉形成，又成為19和20世紀歐洲人認識中國的起點。將中國定位為歐洲的對立面也正是19世紀歐洲人對自身特殊性深刻領會后的一個投影，隨后中國的價值繼續隨著歐洲人自我評價的變化而搖擺，但中國始終被歐洲塑造為一個有助於加強歐洲人自我意識的對立文化實體。甚至直至今天，歐洲許多關於中國的認識還停留在中西初識的時期，歐洲仍相當頑固地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理解中國。中國文化曾經在啟蒙時代這個歷史時期裡為歐洲文化和社會的轉型作出貢獻，但歐洲還遠遠沒有認識中國。

　　該課題研究由於採用了深入事件內部的視角，在歐洲的社會和思想發展脈絡之中審視這場中西交往，因而本研究對中國知識在啟蒙時代的歐洲所扮演角色的評價有所創新，認為包括耶穌會士在內的歐洲人對中國的態度不能用“贊美派”或“反對派”這樣簡單標簽來概括。由此，本研究方能揭示出前面反復申述的一個事實，即自歐洲初次認識中國以來，中國就一直被歐洲放在她的對立面以便時不時地鑒照自己或反思自己﹔他們看待中國的眼光都具有功利主義色彩，是歐洲人在特定環境下的文化意識、思想意識和民族意識的折射。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並不標志這個時代是中歐交流史上的陽光季節，卻是文化本位主義一種隱蔽但生動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