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研究

　　內蒙古大學趙琦副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金元之際的儒士境遇和文化傳承》（批准號為02CZS004），最終成果是專著《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

　　

　　“金元之際”是指從成吉思汗開始攻金（1211年）到忽必烈建國號為“大元”（1271年）的歷史時期。從1211年到1234年持續20多年的蒙金戰爭，無疑是時人形容為“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一場浩劫。不過，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磨難之后，中原的文化、制度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士人作為中原文明的承載者，他們對中原文明的保存起了更直接、更具體的作用，因而通過對這一時期士人遭遇與活動的研究，可以深切了解中原文明延續和恢復的艱難曲折過程。該成果主要研究了儒士在蒙金戰爭中的遭遇，大蒙古國諸汗、朝臣對儒士的態度和舉措，儒士與世侯、蒙古諸王的關系，儒士與教育，儒士與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展以及忽必烈繼位后儒士受到重視諸問題。

　　研究認為，蒙古統治者佔領中原后的數十年中，將中原作為聚斂財賦的地區，長期沒有採行中原傳統政治制度。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儒士科舉、仕進的道路被迫中止，淪落到農、工、商、軍之列，或充當道士、和尚，甚或成為奴隸。此外，也有一些儒士憑借自己所學的文化和知識，尋求資以謀生的職業：少數人成為大蒙古國的官員，但多是先前士人所鄙視的刀筆吏。還有些人寄食於世侯之門，或為蒙古諸王任用，或以教學為生。同時，蒙古統治者採取了一些優待儒士的措施，如確立儒籍，在籍儒戶可以免除徭役，繼續從事文化活動。儒士在失去科舉的束縛后，加以蒙古人重視醫、卜、道、釋的風氣，促使他們或轉入其他行業，或廣泛涉獵各門學問，在經學、史學、文學、醫學、數學、天文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績，為延續傳統漢文化作出了貢獻。儒士在忽必烈繼位后推行漢法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二

　　該成果就當時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第一，關於“壬辰北渡”問題。在當時文人的文集或著作中，經常會出現“北渡”、“壬辰北渡”字樣，但長期以來對其所指並不是很清楚。其實“壬辰”年正是蒙古對金朝戰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年（1232年）。這年二月，金軍主力在鈞州三峰山（在今河南禹縣）戰敗。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蒙古軍兵入金朝南京汴梁（今開封）。戰爭中，聚集在河南地區的一些亡金官員、難民為逃避戰亂北渡黃河。蒙古軍進佔河南諸州縣和汴梁城后，軍將大肆虜掠人口，作為私屬驅口，驅之北返。被俘虜者不可勝計。蒙古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幾居天下之半”。這次大規模的遷徙移民，史稱“壬辰北渡”。由於士人階層自身的特點，他們承受戰亂之苦的能力弱於平民百姓，傷亡更為慘重。他們多在戰亂和北渡途中喪命。少數保全性命的儒士處境坎坷，他們被驅為奴，四處流徙，又失所業。“大夫、士、衣冠之子孫陷於奴虜者，不知其幾千百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元好問於1233年 XE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汴梁圍城中，給大蒙古國中書省丞相耶律楚材 XE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玉泉、從源、湛然"寫了那封著名的長信《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請求他救助受指使之辱、處奔走之役中的儒士”。這段歷史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於絕大多數北渡士人都避諱談自己身陷為奴的悲慘經歷。不過，從他們北渡后的居地絕大多數並非自己的家鄉看，他們寓居異地一定是出於迫不得已。

　　第二，關於十路課稅所的長官選任問題。大蒙古國時期的十路課稅所從錢大昕開始就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課稅使事跡和課稅所所在地域都不是很清楚。該成果對首任十路課稅所正、副長官二十人以及此后任職者做了盡可能詳盡的考証，指出課稅所的人員大多數都是很早就與蒙古建立直接或間接聯系的人，並且他們大多數不是普通的儒生，而是有一定從政經驗、為金朝或蒙古國各級機構任用的官員。尤其因課稅所最初是中書省的下屬機構，故不少課稅所長官來自中書省或行中書省官員。任用士人出任大蒙古國課稅所官員和佐吏，為當時流離失所、處境維艱的儒士提供了出仕機會，盡管這只是屈指可數的少數人，但它表明了大蒙古國開始有意識地選用儒生為其服務的態度。同時，對儒生的起用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以儒任吏的色彩。

　　第三，關於金亡前后儒士的南渡和北徙。許多金朝官兵、民眾在蒙古大軍壓境的情況下，絕大多數被驅北上，但也有不少人在宋朝的積極爭取下或自發、或隨降宋金軍進入宋朝境內。這些南下入宋的兵民中就有不少儒士，他們之中既有金朝高官，也有地方官﹔既有金朝名士，也有普通士人﹔既有年紀尚輕、受過良好家庭教育的官宦子弟，也有初習儒學的童子。他們在南宋接受了理學思想的熏陶，后來由於蒙古攻宋，又被蒙古軍帶回故國，成為將南宋理學北傳的中堅力量，如竇默、王粹等人都為理學北傳作出了貢獻。

　　第四，關於粘合家族與開府彰德問題。這是一個從來沒有被提出的問題。粘合重山在元太宗窩闊台朝出任新設立的中書省左丞相。這位被視為蒙古開國相臣之一的重要人物長期被忽略，主要是因為本傳記載過於簡略，它處又極少見到他的事跡。該成果通過對其它史料的勾稽，對這位蒙古開國相臣的出身和事跡有所補充發明。研究認為，粘合重山作為“金源貴族”，以擔任怯薛必阇赤而受到窩闊台的重用，並出任蒙元初期的中書省左丞相。他不僅協助耶律楚材共同治理漢地，而且多次帶兵作戰，並參加蒙古攻宋戰爭。粘合重山與粘合南合父子兩代開府彰德，聲名顯赫，對彰德的經濟恢復、文化發展，均有一定貢獻。由於粘合南合行台幕府的延攬，以及彰德的環境安定，文風甚盛，一批亡金名士聚集到彰德。這些人在學術、文學、藝術等方面均有一定造詣，在蒙元初期為保存和繼承發展漢文化作出了一定貢獻。

　　第五，金元之際儒士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地位。在蒙古統治中原的各級機構中，儒士並非以其具有的傳統社會功能——輔治天下受到任用，而僅僅是被當作能管理簿書、書寫文案的人才加以任用。直到忽必烈即位，飽受摧殘、埋沒的中原儒士終於迎來採行漢法、確立與中原傳統政治制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儒士可以出任官吏的時代。中書省大量任用的漢儒宰執，在確立國家各項制度、總管國家行政、起用人才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通過遍搜中原儒士在金元之際教育和文化各方面成就的史實，說明他們在這個危難時代盡管遭受種種困厄，仍多恪守天職，為中原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展不懈努力，作出貢獻。

　　金元之際的儒士不可避免地先依棲於蒙古諸王、中原世侯等新貴之門，出任大蒙古國官員，后又登新朝廟堂，這不是個別人，而是一批人的選擇。如何評價他們的言行歷代以來都引起了不少爭論。元好問 XE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說：“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郝經 XE "郝經，字伯常"說的更具體，他說：“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士於此時而不自用，則吾民將膏鈇鉞，糞土野，其無孑遺矣。”蒙古統治者以異民族、異文化入主中原后，中原傳統的社會結構遭受到嚴重破壞。面對異常嚴酷的現實危機，擺在中州遺士面前的首要問題不是死節，而是救生靈於水火。儒士通過蒙古諸王侍從、中原世侯幕僚、大蒙古國官員等身份，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繼續發揮其傳統的治世作用，或通過傳學授徒傳播漢文化，培養后進，使漢文化在戰爭劫火之余，仍頑強地恢復和發展。在官僚體制得到新朝的承認和採納后，他們出任國家官員，直接參與了忽必烈 XE "忽必烈，廟號元世祖"變革蒙古舊制，參用漢法立國的社會工程。應該說，金元之際的儒士對挽救當時的社會危機、文化危機和傳承漢文化作出了貢獻，對大蒙古國完成從游牧帝國向封建王朝的歷史轉變作出了貢獻。

三

　　該成果對金元之際儒士境遇的研究，有助於對歷代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的深入進行，並且還為這一時期的學術、文學、科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背景資料。對蒙元初期的政治、制度、機構、世侯、蒙古諸王、教育、文化等問題均有所涉及，一些問題在學界現有成果上還有一定突破，對於深入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有一定價值。同時，對史料進行了深入的挖掘，遍涉元人文集、碑拓、方志、道藏、佛典諸類典籍，對於元代文獻的整理和前期史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通過對金元之際儒士境遇與文化傳承的細致探究，所得結論與觀點對考察中國社會轉型時期之一——金元之際文化沖突的發生、發展、演進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為總體研究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問題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