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覽會與近代中國研究

　　華中師范大學馬敏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博覽會與近代中國》（項目批准號為02BZS032），其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洪振強、付海晏、鄭成林。

　　一、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該項目研究成果從反思目前國內外中國博覽會史研究現狀開始，分綜合和專題兩大部分，研究了近代中國參加博覽會和舉辦博覽會的活動以及其中的科技文化傳播和民族主義問題，並在研究近代中國與博覽會之關系的基礎上，從文明交流、追求發展等角度談到了近代博覽會事業對當今中國的啟發。

　　關於中國博覽會史的研究現狀。從學術史角度分析了目前博覽會史研究所具有的特點和一些缺陷，提出了今后深化博覽會史研究的看法，認為國內外中國博覽會史研究興起於上世界七八十年代，國內的研究主要被納入了商會史和中西互動交流史的研究框架，成果大多是個案研究，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較為缺乏，且主要局限於晚清，建議在進一步挖掘資料、借鑒國外博覽會史研究的基礎上，在延伸研究時限、擴展研究領域的同時，深化博覽會事業中有關商會商人的功用、商人與民間的外交、民族主義、民族國家認同等問題的研究，並要與其他領域的研究展開對話。

　　關於近代中國參與世博會的研究。在梳理早期世博會發展過程和晚清中國參與世博會歷程的同時，詳細分析了中國在世博會上的展館布置和參展展品，並據此認為晚清中國呈現給世界的是一幅“王朝中國”、“農業中國”與“文化中國”三合一的畫卷，這一畫卷與博覽會上以“民族國家”和政治經濟強國（即所謂列強）展現的西方世界十分不協調，並被納入了與殖民地等同的展覽序列，因而從1890年代起激起了海內外有識之士要求收回博覽會事業主辦權和在世博會上為維護國家形象的斗爭，這些斗爭表明時人已經具有了很強的近代民族榮辱感和模糊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此外，通過詳細研究參加1915年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這一典型個案，認為比之晚清，民國參加世博會官方色彩和政治意圖更為明顯，政府的積極主動性有所增強。此次中國政府參展的目的就是要與美國敦睦邦交，凸現“中華民國”形象及“共和”政體，以及擴展商務、發達實業。此時中國向世界所呈現的已非“王朝中國”，而是以“中華民國”為外在載體的民族國家形象，但以傳統文化和農業為核心內容的中國形象並未改變。

　　關於近代中國自辦博覽會事業的研究。首先，從思想觀念角度細致梳理分析了近代社會對博覽會的認知，認為時人先是以“博覽會”為本位，認識到博覽會具有炫奇斗異、聯交睦誼、獎材勵能等功用﹔約到1890年代開始以“中國的問題”為本位，認識到博覽會對中國而言，可以興商而戰、挽回利權﹔約到20世紀初，則更多以內省性的“中國問題意識”為基點，側重於博覽會的“勸業”、“啟智”等功能。其次，從實踐活動角度詳細研究了近代自辦博覽會事業的興起，先分析了其原因，認為晚清“工商新政”和社會上對興辦各種勸業會、博覽會的呼聲共同催生了自辦博覽會事業﹔隨后細致研究了兩個典型個案，一個是最大的地方博覽會即1909年武漢勸業獎進會，認為官商合作是其成功舉辦的主因，它不僅傳遞了資本主義新經濟觀念，而且推動了武漢地區新型工商業的發展﹔一個是首次全國規模的博覽會即1910年南洋勸業會，認為南洋勸業會促進了晚清社會綜合發展，有利於中國資產階級進一步走向成熟，是抵制外貨、維護利權的新形式。紳商是南洋勸業會舉辦的核心力量，反過來，通過南陽勸業會的舉辦也提高了紳商的資產階級化程度，擴充了紳商活動領域，其間，中日美三國的商人和國民以博覽會為平台開展了大量的民間外交活動。

　　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可以涉及到近代史上的諸多問題，該成果主要選取了博覽會事業中科技文化傳播和民族主義兩個問題進行了研究。

　　關於博覽會事業中的科技文化傳播問題。該成果把思想史和事件史結合起來，先是從思想史角度，細致勾勒了近代朝野對博覽會傳播功能的認識，認為其經歷了一個從“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一個思想逐步開放、觀念逐步調適、中西文化交流逐步加深的過程，從最初的政治、外交為主導，逐漸過渡到以商業競爭為主導，繼而以文明的進化為主導，科技傳播和文化交流逐步凸顯為時人至為關心的主題，但近代博覽會實踐則側重於實現博覽會獎勵實業、振興工商的近期目標，而僅僅兼及傳播科技、提升文明水平的遠期目標。隨后從事件史的角度，全面呈現了近代博覽會事業中所發生的科技文化傳播的實踐過程，認為博覽會中科技文化傳播的渠道相當復雜，展陳與觀摩只是第一步，屬感性層次，而有組織的比較與研究是較高的理性層次，大大增強了博覽會的效果。博覽會作為一個巨大的廣告場和商品展銷地，本身就是普及科技文明的最佳場所，現場的展演、宣講及各種媒體宣傳是博覽會發揮傳播功能的重要渠道。大型博覽會的橫縱向運作能構建一張縱橫交錯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商品流的大網，這些網絡路線也是科技文化傳播的重要渠道。雖然博覽會事業促進了近代中國科技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但近代社會生產力和技術的落后、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的封閉性、以“人治”為特征的“官本位”政治結構限制了博覽會可能起到的更多傳播科技知識和文化交流的作用。

　　關於博覽會事業中的民族主義問題。該成果從觀念和行為角度分別研究了晚清時期和民國時期博覽會事業與民族主義的關系。首先系統考察了晚清博覽會認識和博覽會活動中的民族主義觀念，認為晚清博覽會認識中有一種深深的民族主義情愫，這種民族主義情愫表現為對中國落后和利權喪失的深深憂慮，以及在這種憂慮的刺激之下萌發的尋求發展自救、富國富民的強烈願望，帶有很強的理性色彩，可稱之為理性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晚清的一大體現是民族國家觀念的型塑。晚清時人在博覽會場上，感受到中國國家形象遭受到了極大羞辱，為維護“國”之形象進行了有力斗爭，他們要求“謀國”、“愛國”，尋求“國權”，以維護國家形象。與西方近代國家相比，這種“國”之觀念雖不具有“民族國家”的內核和外在載體，但直接受到了博覽會上一個個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刺激，已經富含了近代民族國家觀念。

　　民國時期博覽會事業的主體是數量龐大、名目繁多的國貨展覽會。通過梳理民國時期國貨展覽會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以及分析國貨展覽會與國貨運動的關系，該成果系統離析出了國貨展覽會所體現的民族主義，認為國貨展覽會上所呈現出的民族主義比之晚清，“國”之觀念更加明確，經濟主權意識日趨清晰，民族危機意識更趨強烈，經濟競爭意識和經濟發展觀念有了新的提升，這些最終都落在了民族的振興和國家的富強之上，實現民族與國家的繁榮富強是其最終目的。國貨展覽會上這種受西方刺激而產生的欲通過自己的改良、競爭來追求發展，最終實現民族平等、國家富強的民族主義，是以追求發展為核心理念的較為理性的民族主義。這種理性的民族主義具有較強的凝聚力，因而日漸淪為國民黨為建設“黨國政治”進行輿論動員和社會動員的一種工具，這使得國貨展覽會中的民族主義又不得不依附於相應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斗爭的需要。這種依附性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貨展覽會中民族主義的困境，即這種追求發展和富強的民族主義本身難以達到使中國發展和富強的目的，因為其難以單獨解決近代中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本問題，也就難以即時實現民族和國家的獨立，更難以實現民族和國家的繁榮富強。但這種民族主義對在實現了民族獨立之后后發現代化國家開展經濟建設極具啟發和借鑒意義。

　　關於近代中國博覽會事業對現實的啟發問題。認為博覽會只是一個平台和引擎，其真正的價值和目的是加強科技文化傳播，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從而促進人類文明的整體提升，促進經濟、科技、文化、城市的發展，從而促進社會整體而和諧的發展。我們在舉辦博覽會事業時，要正確處理好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全球化與本土化、民族化的關系，要更加理性地看待自身，看待世界。

　　二、學術價值與現實價值

　　本項目屬於基礎研究，其成果具有較大學術價值，不僅能拓展、深化目前中國博覽會史研究，彌補中國博覽會史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且能加深對近代中國紳商、民間外交、國貨運動、科技文化傳播交流、民族主義等問題的研究，有利於加深對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科技和思想文化的認識。同時，其成果還具有較強的現實價值。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本世紀后，中國博覽會事業日漸繁榮，不僅頻繁參加國際博覽會，而且也舉辦了眾多博覽會，2010年上海還要舉辦世界博覽會，博覽會成為了中國融入世界，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平台，成為了中國與世界進行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渠道。該成果無疑有利於加深人們對近代博覽會事業的認識，為當今社會發展博覽會事業和會展經濟提供借鑒，有利於思考如何通過博覽會促進中國與世界的合作與交流，如何通過博覽會促進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如何通過博覽會加大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引進，促使本國科學技術升級換代，進行自主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