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佛教研究

　　新疆社會科學院才吾加甫副研究員獨立承擔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疆佛教研究》，於2000年立項，2003年7月結項。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新疆古稱“西域”，是古代中西交通要道“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縱觀西域兩千年歷史，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佛教對新疆的歷史、文化影響很大。在新疆約兩千多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佛教文化同樣佔了兩千多年。佛教文化對這一地區的歷史進程、文化發展、商貿往來、社會穩定和各民族間互相了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項成果共分八章。

一、總

　　論

　　解說了當代新疆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和民族成分﹔說明漢朝統一西域前后，在不同時期的古代西域土著民族和早期居民情況﹔敘說西域古代中西交通要道“絲綢之路”之具體情況和佛教公元前6—5世紀在印度產生后，公元前1世紀末由克什米爾傳入西域於闐的基本過程。

二、漢朝時期的新疆佛教

　　漢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西域遼闊大地的大王朝。漢朝統一西域以后，西域諸地出現了社會穩定、經濟和文化發展等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該章除了主要論說佛教的產生、發展和基本教義等狀況之外，還根據浩如煙海的史籍詳細論述了西漢末公元前80年左右印度佛教經由克什米爾，越過蔥嶺，傳入西域於闐地區，東漢時代佛教沿西域古道“絲綢之路”分南北兩路傳播於西域諸地，甚至傳播於我國中原內地的基本情況。與此同時根據有關史料有順序地說明了漢代西域佛教高僧及其佛經翻譯的整個歷程。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新疆佛教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內地和北方尤其西域歷史上民族大遷徙及民族大融合時期。公元220年至581年，是我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這36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原地區政權更迭頻繁，一個個王朝就像走馬燈似的一掠而過，中原處於大動蕩、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一般認為，在這三個半世紀的歷史長流中，西域大地成了漢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臘羅馬文化和特別是游牧文化的薈萃之地。這個時期，西域地區除佛教之外在各地還流行著婆羅門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當時這些宗教在西域諸地與佛教相比勢力甚弱。但這些宗教不同程度地為佔西域統治地位的佛教之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豐富了其濃厚色彩。這一時期，西域塔裡木盆地南北路諸國的佛教傳播與兩漢時代不同，整個西域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即鑄造佛像、建寺、立塔、鑿窟、舉行浴佛和實行施食等社會事業特別盛興。在佛教禮儀方面，比兩漢時更為鼎盛發展。西域各地大小乘佛教並存流行。中原內地和西域諸地前后涌現出許多德才兼備的高僧大德，他們在中原內地和西域諸地翻譯了上千部大小乘佛教經文。總之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正值我國文化史上佛教的傳入、發展、漸至鼎盛時期。佛教原本自境外傳入，從傳入的那一天起，佛教高僧就與翻譯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一時期大量的佛經翻譯活動導致了我國翻譯史上第一次翻譯活動的高潮。西域譯經高僧的足跡和他們的翻譯成果遍及中華大地，影響了我國人民幾千年的思想史、哲學史、文化史。

四、隋唐時期的新疆佛教

　　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短暫的統一王朝，但同時又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朝代。它結束了長期以來分裂割據的局面，為唐朝大規模經營西域創造了很好的條件。隋代佛教，從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到恭帝義寧二年（618年），我國隋王朝一代三十七年的佛教，隨著隋王朝的統一，西域出現社會穩定、經濟和文化發展的局面，同時西域各地佛教進入盛興階段。雖然隋朝隻存在30余年，卻在我國佛教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轉折點，並為唐朝佛教的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隋唐時期，特別是唐代，由於唐王朝對西域實行積極開拓的政策，原來一度分散的西域很快趨於統一，並加強了與中原的聯系。唐王朝經過多年征討，使西域諸國紛紛歸服。唐代佛教，是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哀帝祐四年（907年）二百八十九年間李唐一代的佛教。唐代佛教是我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在唐代，西域各地佛教發展仍保持繁榮、信徒眾多、寺院廣布和規模宏大的局面。據史料載，唐朝統一西域諸地之后，其農業經濟與西域傳統的農業地區即所謂的“城郭之國”的農業經濟正相吻合，而唐朝高度發展的經濟更有力促進了西域經濟的繁榮。這進一步為西域佛教的興盛與發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中原地區繁榮的佛教，在統一西域之后，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回流，對接近中原地區的西域東部的佛教給予了巨大影響。大量漢僧長期居於西域，建立廟宇，開鑿石窟，講經說法。在高昌、龜茲、焉耆等地的千佛洞中，大量唐代開鑿的洞窟及具有濃郁唐風的壁畫均說明唐朝時代促進了本地佛教的發展和興盛。此外，在唐朝時期，還是西域和中原的佛教高僧及佛經翻譯活動渡過各種風風雨雨，恢復昔日輝煌的階段，西域與中原各地佛寺林立，僧徒甚多，名僧大德倍出，譯經數萬，佛教的發展進入極盛時期。

五、宋、元、明時期的新疆佛教

　　宋王朝立國319年，相傳18帝，除徽宗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排佛之外，都採取扶助佛教的政策。宋朝時期，與中原相反，西域佛教基本上走向衰落階段。西域宗教信仰多元化，佛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並存，其中佛教與伊斯蘭教勢力並肩對峙。伊斯蘭教遍及阿圖什、英吉沙爾、葉城、莎車、和闐、喀什、巴楚、阿克蘇一帶。龜茲、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賽爾仍然是佛教居地。

　　元朝是蒙古貴族聯合回、漢等民族上層階級共同建立的封建主政權，也是我國少數民族建立的第一個全國性大政權。由於蒙古鐵騎能征善戰，我國的版圖空前擴大，領域橫跨歐亞大陸，使元代的佛教具有民族多樣性的色彩。元朝皇帝忽必烈在全國實行宗教信仰多樣化的政策。其中特別重視佛教的發展，元朝中央在南方採納扶持漢傳佛教興盛的策略，在北方採取護持藏傳佛教進一步傳播發展的方針。當時西域佛教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其一是在蒙古封建主的扶持下，西藏之藏傳佛教傳播西域﹔其二是在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察哈台汗后裔禿黑魯·鐵木爾的護持下，伊斯蘭教的傳播達到第二次高潮，西域早期佛教進入衰微。在整個元代，西域和中原內地涌現出很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他們的譯經眾多，口譯筆譯兼備，內容廣泛。

　　1368年元朝衰亡退回蒙古高原以后，在明朝時期，瓦剌蒙古活躍在西域歷史舞台上。明代瓦剌是我國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稱之為斡亦剌，清代稱之為厄魯特或衛拉特，西方學者往往把它叫做卡爾梅克。其后裔，至今尚生活在我國新疆、青海、甘肅等省區。明朝期間的瓦剌是在西域繼元朝信仰藏傳佛教的蒙古民族之一。瓦剌蒙古控制西域期間，西域早期佛教在伊吾、吉木賽爾傳布之外，藏傳佛教在天山北麓得到進一步發展。

六、清代前后的新疆藏傳佛教

　　明末清初，瓦剌蒙古以衛拉特蒙古之名稱崛起於我國西北。明代末年，瓦剌蒙古形成准噶爾、杜爾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四部，清代史籍中統稱之為四額魯特、四厄魯特或四衛拉特。衛拉特蒙古最早於元朝時期與藏傳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元亡之后，明朝期間與藏傳佛教也有接觸。但隨著其地域的變遷和社會歷史的演變，自十七世紀初年，即1614年至1616年之間，衛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傳佛教格魯派。16世紀末17世紀初，整個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陸續皈依藏傳佛教格魯派，使格魯派勢力日益大增。當時西藏地方勢力和其它教派反對格魯派也日益加劇。格魯派的發展屢遭挫折。於是，格魯派領導集團向西域衛拉特蒙古求援。這樣蒙藏封建主從1612年開始圍繞藏傳佛教教派在青藏高原彼此之間進行斗爭，最后於1637—1642年為止，在6年間，以護持格魯派之西域衛拉特蒙古固始汗同扶持噶瑪噶舉派的喀爾喀蒙古卻圖台吉，西康之白利土司頓月多吉與西藏的藏巴汗丹迥旺布等進行的艱苦的浴血奮戰而告終。

七、准噶爾汗國時期的新疆藏傳佛教

　　明末清初，也就是說17世紀上旬，圍繞藏傳佛教教派之爭，蒙藏封建主在青藏高原互相進行的暫時沖突以藏傳佛教格魯派的勝利而結束。藏傳佛教在西域衛拉特蒙古得到進一步發展。17世紀中葉至18世紀中葉，一個多世紀的准噶爾汗國時期，西域衛拉特蒙古諸地之藏傳佛教之發展進入鼎盛時期。

八、土爾扈特蒙古藏傳佛教

　　土爾扈特蒙古是西蒙古衛拉特四部之一，其祖先克列特（史籍中又稱客列亦惕）是一個古老的部落。據西蒙古史研究，13世紀初，土爾扈特蒙古與藏傳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14—15世紀土爾扈特蒙古與藏傳佛教也有一定的接觸。到了16世紀末17世紀初，土爾扈特蒙古在其首領賽音特尼斯墨爾根特穆納的引導下正式信仰藏傳佛教格魯派。1630年土爾扈特蒙古完成跨洲大遷徙，到達其目的地伏爾加河草原以及1771年又回歸故土西域伊犁為止的140多年間，土爾扈特蒙古經歷七代汗王的努力，前后數十次從西藏迎請許多藏傳佛教名僧大德來伏爾加河地區，弘揚佛法、翻譯佛經、建立寺廟。藏傳佛教在伏爾加河土爾扈特蒙古地區得到進一步發展，喇嘛僧人數大增，寺廟規模宏大，名師高僧輩出。這些藏傳佛教高僧大德為加強伏爾加河草原與遙遠的東方兄弟民族間的往來關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