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的理論與實証研究

　　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自生能力、經濟發展與轉型：理論與實証》（批准號為99BJL026），最終成果為同名論文集。

　　該成果共包括6個部分，在比較優勢和發展戰略的統一分析框架下，闡述了政府的發展戰略如何影響企業的自生能力、經濟體系中的各種制度安排和經濟績效的理論邏輯，還試圖以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來檢驗這一理論邏輯的各種推論。

　　第一部分。共有4篇文章組成，主要從理論上和實証上論述和驗証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發展戰略對經濟績效影響的假說。第1篇文章從理論上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經濟績效之間的關系，且利用1970到1992的跨國數據檢驗了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若採用違背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將會減低經濟發展速度，而使經濟發展水平難於向發達國家收斂。第2篇文章利用1978—2000年期間中國大陸30個省區市的資料，從另一側面來檢驗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如果遵循比較優勢，那麼初始勞均收入水平較低的經濟體可以獲得更快的勞均GDP增長速度﹔違背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則會使勞均收入實際增長速度低於潛在速度。第3篇文章的主要結論是：農村工業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國的耕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稟賦的比較優勢，以及由其過去集體化所帶來的相對較好的農村基礎設施上﹔農村企業的快速發展，得益於中國在過去20年所實行的市場化改革，尤其是中國放棄了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讓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有了很大的發展空間。第4篇文章以1978至1997跨省的鄉鎮企業和國有企業數據，進一步檢驗了發展戰略對一個地區工業化進程的影響，其結果進一步証實：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企業技術結構的最優選擇取決於相應的要素稟賦結構，而企業的要素投入結構隻有與本地的稟賦結構相吻合，才能實現持續的增長和發展。

　　第二部分。也有4篇文章組成，專門論述和檢驗企業預算軟約束的形成機制，並討論國有企業的改革措施。第1篇文章和第2篇文章（第2篇文章數學模型化了第1篇文章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經濟、轉軌經濟和發展中經濟預算軟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提出了新的解釋：在上述經濟中，政府經常給予企業賦加了非經濟的政策性負擔，包括由於趕超戰略導致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戰略性負擔和要企業承擔冗員或職工養老的社會性負擔。由於政策性負擔的存在，所以政府必須給予企業事先的保護或補貼，如果不夠，還必須給予事后的補償。由於激勵不相容，企業會把經營性虧損也歸咎於政策性負擔，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無法區分政策性虧損與經營性虧損，隻好把企業所有虧損的責任都承擔起來，致使企業有了預算軟約束。第3篇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國和其它計劃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由於承擔著政策性負擔，市場競爭所產生的企業利潤並不能給所有者提供企業經理人員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指標，因此，國有企業的改革要取得成功，首先必須消除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為它們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使得市場競爭能提供關於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經營績效的充分信息，然后才有可能使經理人員行為與國家的激勵相一致。第4篇文章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的數據對預算軟約束的各種理論觀點進行了實証檢驗，結果支持了政策性負擔是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主要來源，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有賴於剝離政策性負擔的理論假說。

　　第三部分。共有4篇文章組成，以實証資料檢驗了政府的發展戰略選擇和轉變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第1篇文章在分析1970到1992年間36個國家的跨國數據的基礎上得出，隻有採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才能兼顧經濟發展中的公平和效率。第2篇文章對中國經濟改革前后地區收入差距的變化和趨勢做出了比較准確的描述，在此基礎上，通過比較細致的分析發現,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發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越來越表現在利用市場和發展機會的差距上。第3篇文章用全國各個省區市1978-1999年期間的數據來檢驗發展戰略對地區收入差距擴大現象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前中國大陸各省、區、市之間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在於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推行的趕超戰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我國中西部地區還沒有充分擺脫趕超戰略的影響，因此，其經濟增長績效相對較差，與東部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因此逐漸擴大。

　　在文獻中，缺少一種學說，能夠同時在邏輯上解釋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原因，增長收斂的趨勢為什麼在不同的地區和時期呈現了不同的特性，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為什麼會在改革的中后期不斷拉大等。第4篇文章試圖從發展戰略的角度給上述諸現象提供一個統一的解釋，同時，利用不同的計量方法分析1978-1997年間跨省的時間系列數據，得出的結果則再度支持了政府的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影響一個地區的增長速度和收入分配的決定因素的假說。

　　第四部分。共3篇文章組成，分別檢驗了金融結構內生於要素稟賦所決定的產業結構的假說，並討論了發展戰略的選擇對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所起的作用。第1篇文章利用61個國家1990－1993年的跨國數據對影響銀行業結構的各種理論假說進行了實証檢驗，主要結果是，一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所選擇的發展戰略對銀行業的結構，乃至整個信貸市場的結構有顯著的影響。第2篇文章認為，如果銀行結構、融資結構與經濟結構的內容和要求相匹配，將會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反之，則會對經濟的發展和增長起阻礙作用。利用1980－1992跨國的制造業數據的實証檢驗支持了上述假設。第3篇文章通過對發生金融危機的東亞國家和經濟體的經驗考察和理論分析，闡明一國的經濟結構是否符合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不僅決定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還直接影響著該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其中包括發生金融風險的可能性。所以，為了防范金融風險，首先要做的應該是調整國家的經濟結構，使其更加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

　　第五部分。共有3篇文章組成，探討經濟轉型的經驗和教訓。第1篇文章從分析計劃經濟的邏輯起點出發，經過一系列的推理論証，說明了為什麼中國漸進式改革取得了成功，而主流經濟學界主張的激進改革為什麼失敗。文章指出經濟中具體的改革設計和改革順序應該是“誘導性”的，而不是“強加性”的。第2篇文章利用1970—1993年間、中國省一級的數據作了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財政分權對各省經濟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農村改革、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和資本積累也對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第3篇對發展戰略和經濟發展以及轉型提出了三個可檢驗假說：（1）實施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在較長時間裡的經濟增長績效會比較差﹔（2）實施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國家在一個足夠長的時間區段裡經濟較為不穩定﹔（3）實施違背比較優勢發展戰略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勞動密集型中小型企業進入得越多，整體經濟增長績效就會越好。在此基礎上，並用1962—1999年間103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數據來對上述三個假說進行了檢驗，所得到的結果與假說的預測一致。

　　第6部分。其主要內容與該成果的學術價值有關，因此在下一部分說明。

二、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自馬歇爾在19世紀末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以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把存在於市場中的企業具有自生能力，也就是隻要具有正常的經營管理，企業就能獲得市場尚能夠接受的利潤率作為暗含的前提。但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採用了趕超戰略，因為違反了比較優勢，所以作為這種趕超發展戰略載體的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也就是，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這樣的企業即使有正常的經營管理，亦不能預期這樣的企業可以獲得市場上可以接受的利潤率。因此，為了維持沒有自生能力企業的生存，隻能靠行政干預，給予要優先發展的產業中的企業市場壟斷地位，並用行政手段壓低利率、匯率、原材料價格等，且把這些價格受到扭曲的資金、外匯、原材料等直接配置到這些企業。同時，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所以為了防止企業管理者侵蝕企業所有者的利益，或是為了保証企業會按照政府推行的趕超戰略來作投資決策，政府隻好對企業的微觀管理進行了許多干預。因此，在趕超戰略下，必然資源配置不當、微觀激勵不足，經濟總體發展績效差。

　　本書第6部分的《自生能力、經濟轉型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指出現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轉型中國家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於政府的趕超戰略而存在大量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為了支持這些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許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屬於扭曲的制度安排，其實是內生的。如果忽視了這些制度安排的內生性，經濟改革和轉型往往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痛苦，而且，可能出現有休克無療法的尷尬局面。既然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大量的企業是不具自生能力的，那麼放棄現有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在分析這些國家的問題時把企業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為一個具體的變量來考慮不僅在政策制定上十分必要，而且也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必要發展。也就是說，自生能力的概念的提出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指出了道路，也為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這正是本書的學術價值。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等仍然對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存在威脅。比如，如果政策性負擔依然存在，即使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國家也不能從政策性虧損中擺脫責任，預算軟約束不會消失，這樣的國有企業改革隻能帶來整個經濟績效的惡化。又如，因為我國中西部地區還沒有充分擺脫趕超戰略的影響，所以其經濟增長績效相對較差，與東部地區的收入差距也因此逐漸擴大，如果中西部還進行趕超，大力發展重工業，那麼地區收入差距會進一步擴大。因此，隻有正確認識到趕超戰略是產生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的真正根源，才能深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促進經濟發展。因此，該研究成果不僅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的發展和改革問題提出了一套內部邏輯比較嚴密的理論體系，而且也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具有參考價值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