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新儒學與后現代主義的比較看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勢

　　南開大學哲學系李翔海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新儒家哲學與后現代哲學比較研究》（批准號為97BZX015）於1997年立項，2004年2月結項，其最終成果為專著《在民族性與時代性之間——現代新儒學與西方后現代主義比較研究引論》。課題組主要成員有：王元明、張允熠、耿開君、王興國。現將該成果的主要內容摘編如下：

　　一、問題的提出

　　中西文化的發展階段存在著時間差異，當中國文化從傳統向現代轉化時，西方文化已經進入后現代階段，與中國當代文化追求“現代性”形成鮮明對比，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反省和批判“現代性”為其基本理論特征。由於后現代主義重新反思人類文化的特質，且與人類文化的發展關聯緊密，后現代主義對中國思想理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世紀之交的文化反思中，與現代新儒學一起，被學界看作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迅速興起”並“特別引人注目”的兩股思潮。

　　長期以來，人們反思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立足點是現代化與現代性，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為人們重新評價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如何將后現代主義思潮納入思考的參照系，重新反省、研究中國文化，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面臨的重大理論課題，也是尚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所須面對的一個緊迫的現實問題。為了深入厘清中國文化的理論特質，更好地總結和回顧中國文化的現代化歷程，開展兩者之間的比較研究，從一個新的視角探討中國文化的當代價值與未來走向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二、現代新儒學尋求宗教精神、哲學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

　　如何看待現代新儒學的基本理論特質？這是開展兩者之比較研究應當厘清的前提之一。新儒學是目前國內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也是意見分歧比較集中的所在。主張將其完全歸結為與中國現代化相背逆的“前現代”者有之﹔認為它在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上取得了“高度的理論成就”，甚至認定中國理當按照新儒學指引的方向進行現代化者亦有之。該成果認為，將現代新儒學放置在“儒家傳統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和當代人類基本存在境遇”之交會處，從比較視野中加以考量，可以看出，現代新儒學發展演進的內在理論向度是尋求宗教精神、哲學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經過從先秦到宋明清的發展，儒學體現出了“即哲學即宗教”的基本特質，現代新儒學是傳統儒學面向現代社會勢所必至的一步歷史性轉進，因而表現出了將宗教精神、哲學精神與科學精神貫通為一的理論旨歸。這一方面是由儒學傳統在現代開展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如何整合宗教精神、哲學精神與科學精神正是當代人類文化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由此，新儒學的有關理論努力不僅構成了中國文化現代化歷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可看作是對宗教、哲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作了中國式的解答。新儒學與西方后現代主義一起，代表了面對一個相對主義盛行的時代在處理宗教、哲學與科學之整體關系的基本取向上所可能有的兩種相反的基本選擇，因而也就以特定的方式關涉到了人類的未來。當然，在新儒學的有關理論展開中，也存在著理論基礎不穩固、價值取向具有明顯的后顧性、科學理性精神遭到扭曲等幾方面的內在限制。

　　三、“自由”與“虛無”的交織構成了后現代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

　　怎樣把握后現代主義的基本理論傾向？這也同樣是開展兩者的比較研究應當首先弄清楚的問題。在時下關於后現代主義的討論中，有人隻注意到它對“自由”的強調而片面強調其積極意義﹔亦有人主張將它完全歸結為虛無主義因而徹底拒斥。該成果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有所見，同時亦均有一定的片面性。無論是自由還是虛無，都是西方文化其來自有的傳統。文藝復興開啟的“放逐上帝”的歷史進程，在體現了尋求人之解放與自由的時代精神的同時，亦打碎了在基督教主導下的西方文化傳統中原有的結構均衡，使虛無主義開始現身，自由與虛無就共同成為體現西方文化之基本精神的“一體之兩面”。后現代主義則相承近代以來西方現代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對個體自由的徹底推崇中把虛無主義推向了極端。因此，不是自由或者虛無中的某一個維度而是自由與虛無的交織，共同體現了后現代主義的基本價值取向，並典型地表征了西方當代文化的成就與問題。由此，后現代主義中的“否定性”向度與“建設性”向度之間保持了緊密的內在關聯，並體現出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對西方文化主流傳統的解構、對世俗化的進一步推進、建設性向度的突顯等四個方面的基本理論特質。

　　四、現代新儒學與后現代主義之比較

　　后現代主義代表了西方哲學在當代發展中思想主題的轉向。在時下關於后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之關系的討論中，有人過於強調兩者之間的差異，認為兩者無論在時代性還是在民族性上都存在著無法消彌的張力﹔有人則過於強調兩者之間的類同性，甚至認為這種類同性表征了西方文化將向中國文化“復歸”。該成果認為，與文藝復興以來宗教的衰退相聯系，為了解決“終極關懷”問題，西方哲學對人之生命意義的安頓問題給予了更多的關注，非理性主義思潮在近代的興盛就是這種變化的重要表征。與西方文化從現代向后現代的轉進相一致，西方文化在思想主題上也完成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轉向：由從以理性的方式認知客觀世界為中心向以人之生命意義的安頓為中心的轉變。這在后現代哲學明確棄置柏拉圖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並轉而關注生命意義的轉向中得到了最初的表現。因而，西方哲學在思想主題上，顯然與包括儒家在內的中國哲學傳統之間有了相當程度的類同性。后現代主義的轉向有助於從人之生命本質的層面，更充分地認識中國哲學之傳統主題的重要意義，可以看作是中國哲學之傳統主題強韌生命力的一個有力旁証。但是，這種類同性並不能作為西方哲學向中國哲學“復歸”的見証，這不僅是因為這種轉向有其內在於西方哲學自身的邏輯，而且由於歷史傳統的積澱，不同的民族文化共同體即使面對相同的思想主題也會體現出不盡相同的理論傾向。因此，不可能得出“西方文化將向中國文化復歸”的結論。

　　五、如何謀求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

　　“面對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文化被擠壓在同一個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如何謀求中國文化的未來發展”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時代課題。對此，該成果認為，第一，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在使中國文化由於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張力而陷入兩難困境的同時，亦為中國文化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后現代主義的興起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人類文化的現代歷程及其未來走向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契機﹔中國文化與西方后現代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為進一步推進中國文化的世界化提供了更為現實的機緣﹔后現代主義的興起標志著西方文化中心論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從而為非西方文化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理論空間。第二，面對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文化被擠壓在同一個平面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國文化既不應當輕言丟棄和顛覆現代化，又必須充分注意后現代主義的警策性意義。隻有切實完成——“真正實現價值系統從前現代向現代的轉換”和“成就更為合理的現代性”——雙重歷史任務，才能真正擺脫在現代與后現代之間左沖右突的兩難境地，並最終完成將自己獨異的智慧精神貢獻於人類新的“軸心時代”這一中國文化面向21世紀的歷史使命。第三，必須切實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體性﹔必須立足於新的綜合與新的創造﹔必須摒棄因為機械地持守時代性之一維而堅持非此即彼之僵硬思考的思維模式，在古今中西的多種文化資源之間構成整體性的“詮釋圓環”，形成高度辯証的聯結。第四，在走向新的“軸心時代”的過程中，中國哲學文化生態模式應注重和諧性、平衡性與穩態性的基本運行機理，應當為改變現代性范式下形成的以絕對化地、直線式地追求“永恆增長”為基本目標的文化生態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鑒。

　　六、中國文化現代發展的三大階段

　　“外在沖擊”、“內在轉化”與“綜合創新”構成了中國文化現代發展的三大階段。該成果認為，從中國文化現代發展的整體邏輯進程來看，現代性構成了中國文化現代轉型的基本思想主題，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表現為從“外在沖擊”到“內在轉化”的過程，即“現代性”始於作為一個外在於中國文化的存在而對中國文化傳統產生沖擊，而終於成為內在於中國文化的價值理想。面向未來，中國文化將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體性與充分吸收西方文化之優長的基礎上，通過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綜合創新”而成就與“傳統”相對應的、超勝於西方式的、更為合理的“現代性”。“外在沖擊”、“內在轉化”與“綜合創新”構成了中國文化現代發展的三大階段,實現了現代復興的中國文化必將成為未來人類多元文化中具有舉足輕重之影響力的重要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