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精神哲學基礎研究

　　東南大學樊和平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倫理體系研究》（批准號為01BZX037），最終成果為專著《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精神哲學基礎》。

　　該成果由三卷九篇二十章、外加一個緒論和結語構成。緒論“‘實踐理性’與‘倫理精神’”，從康德、黑格爾，以及中國傳統倫理的道德哲學資源出發，對倫理道德的形上本性進行辯証，其結論是：倫理道德的形上本性不是“實踐理性”而是“倫理精神”。精神是意識、意志與倫理道德的統一體，現象學、法哲學和歷史哲學是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精神哲學結構。

　　上卷“概念的辯証生態與道德體系的現象學復原”，是關於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現象學結構和現象學研究。第一篇從邏輯與歷史兩個緯度探討道德體系的價值生態與現實生態及其資源性難題。第二篇對20世紀關於倫理—經濟關系的三大理論范式，即基於哲學本體論的“經濟決定倫理”、韋伯“新教倫理”的“理想類型”，以及基於倫理學學科視野的“經濟倫理”進行理論辯証，對於倫理—經濟關系和道德體系進行精神哲學的澄明。在此基礎上，第三篇提出關於倫理—經濟關系和道德體系的“第四種理念”，即“倫理—經濟生態”和道德體系與市場經濟“生態相適應”的理念，它基於“倫理世界觀”的形而上學基礎，提出當代道德哲學與道德形而上學體系應當實現由“本體世界觀”到“生態世界觀”的道德哲學范式的轉換，進行“從生態實體出發”的道德哲學革命。

　　中卷“‘沖動的合理體系’”與道德體系的法哲學結構”，是關於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法哲學結構與法哲學研究。第四篇“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法哲學概念與法哲學結構”，提出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在研究對象方面必須完成由“理性”到“精神”的過渡，而作為意志的一般形態的“沖動”，則是“理性”向“精神”轉換的概念中介。道德形而上學的法哲學結構，不僅要研究“沖動”，而且要研究由眾多不同主體、不同性質的相互沖突的沖動所構成的“沖動的體系”﹔不僅要研究“沖動的體系”，而且要研究“沖動的合理體系”。第五篇研究“‘倫理沖動’及其‘體系’”。它認為，倫理道德有兩種精神形態，即意識形態和意志形態，道德形而上學體系應當復歸倫理精神的“沖動”本性，研究“沖動形態的倫理”及其道德哲學意義。在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和倫理精神體系中，內在著“倫理的實體與不道德的個體”悖論，由此產生兩種個人主義形態，即個體個人主義與實體或集體個人主義兩種形態，造成20世紀最深重的文明災難如生態危機、戰爭掠奪的道德哲學根源，並不是個體個人主義，而是實體個人主義，因此，必須實行由個體倫理到實體倫理的道德哲學轉向。第六篇探討“‘經濟沖動’及其‘體系’”，研究的重點是倫理—經濟概念互釋與理論移植中的意義對話及其價值異化。在此基礎上，第七篇“‘沖動’與沖動‘力’的‘合理體系’”，根據現象學意義上‘力’作為“共同媒介”的概念本性，認為“力”就是諸沖動的“共同媒介”，是“沖動的合理體系”形成的概念基礎。在法哲學意義上，“沖動的合理體系”的“力”學模型，就平行四邊形模型，它賦予沖動和沖動力以“庄嚴的哲學格式”。

　　下卷“‘精神’的現實運動與道德哲學的歷史哲學復歸”，是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歷史哲學結構與歷史哲學研究。第八篇“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歷史哲學復歸與歷史哲學結構”從理論與現實兩個角度探討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歷史哲學意涵。它認為，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歷史哲學本性，就是倫理精神的“哲學的歷史”﹔歷史哲學結構是道德體系的現象學結構與法哲學結構的歷史和現實的統一，是倫理精神與民族精神的統一。20世紀道德哲學的歷史覺悟，就是歷史哲學的覺悟。第九篇“倫理精神的歷史哲學運動”分別從現象學與法哲學兩個緯度考察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哲學運動。中國傳統倫理精神的歷史哲學形態，是儒道佛三位一體的自給自足的倫理精神體系或精神哲學體系﹔在近現代以來的經濟社會變革中，中華民族正在形成和造就新的倫理精神和道德哲學的歷史形態和現實體系。“沖動體系”的歷史哲學形態，就是倫理沖動—經濟沖動的“合理沖動體系”，在中國它經歷了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三種歷史哲學形態及其辯証發展。在完成現象學復原、法哲學考察、歷史哲學分析的基礎上，第十篇“道德形而上學體系的精神哲學形態”對全書進行總結：道德形而上學體系有三種精神哲學形態：由“精神”的概念規定所形成的“自由意識—自由意志”的邏輯形態或概念形態﹔邏輯形態與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傳統結合所形成的“倫—理—道—德—得”的歷史形態或民族形態﹔精神現象學—法哲學—歷史哲學三位一體的哲學形態或體系形態。

　　結語“倫理精神‘預定的和諧’”，立足道德辯証法，提出現代倫理精神應當進行“和諧”而不是“沖突”的形上預定，以“‘和諧’的‘實體’”為倫理精神的概念真理。由此必須“預定”和建立兩大和諧——倫理世界的和諧：“人的規律”與“神的規律”的和諧﹔道德世界的和諧：“道德規律”與“自然規律”的和諧。現代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和倫理精神體系應當實現從“沖突倫理”到“和諧倫理”的根本性轉換。

　　該成果的主要觀點有：

　　第一，關於道德形而上學體系及其精神哲學基礎的研究。該成果認為，道德哲學體系應當由現象學、法哲學、歷史哲學三個基本的結構構成，三個結構同一的概念基礎是“精神”。“精神”是“意識”與“意志”的復合體。現象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由的意識”，法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由的意志”，歷史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由的精神”及其歷史運動。於是，道德哲學的方法論體系，就是現象學的方法、法哲學的方法、歷史哲學的方法的有機統一。將法哲學、特別是歷史哲學的研究方法引入道德哲學體系，是倫理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突破，由此，道德哲學、倫理精神不僅在理論和概念上內在地具有“實踐”的意義，而且邏輯與歷史地與民族傳統、民族精神相契合，成為“這一個”民族的“精神”。

　　第二，關於倫理道德的形上本性的研究，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倫理道德到底是“實踐理性”，還是“精神”？到目前為止，約定俗成的觀點為倫理道德是“實踐理性”。該成果的結論是：倫理道德的概念本性不是“實踐理性”，而是“精神”。理由有三：一是“實踐理性”的定性來源於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但康德本人從未說過道德就是實踐理性，《實踐理性批判》一書的主題，是接著《純粹理性批判》而確証理性的全部實踐能力，就是說，在康德那裡，道德只是純粹理性的“實踐能力”確証，並不就是實踐理性。黑格爾道德哲學也很少用“實踐理性”的概念，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不僅將倫理與道德相區分，而且明確地將倫理道德作為“精神”的兩個重要結構，事實上將它們定性為“精神”。二是“精神”較之“實踐理性”的邏輯合理性在於：“精神”是意識與意志的統一體，而在“實踐理性”的概念中，實際上潛在著將“理性”和“實踐”當作兩個不同結構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已經遭到黑格爾和康德的嚴厲批評。三是歷史合理性。“理性”是現代哲學尤其是現代西方哲學的話語系統，作為道德哲學的概念，“理性”的重要缺陷在於：它難以真正包含行為和道德的意義。在德國古典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中，與道德哲學密切相關的概念是“精神”，因為精神是“包含了理智、意志和人的全部心靈與道德的概念”。在“精神”中不僅包含理性，而且包含意志、心靈和道德，“精神”是一個比“實踐理性”具有更大的理論合理性並體現中國民族特色的概念。

　　第三，關於20世紀倫理—經濟關系的三大理論范式的反思。關於倫理—經濟關系的研究，是形而上學層面的道德體系研究的關鍵。該成果認為，20世紀關於倫理—經濟關系的研究內在著重大的理論缺陷和實踐誤區。一是“經濟決定倫理”的理論范式，在本體論方面，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泛讀與誤讀﹔在價值論方面以本體論僭越價值論，以思辨理性取代價值理性﹔在實踐論方面造成諸多虛妄。二是韋伯的“新教資本主義”的“理想類型”，在道德哲學方面由宗教—倫理—經濟的三維結構構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歷史哲學方面，卻與傳統的西方文明中心論一脈相承，“理想類型”是“全球化”、“文明沖突論”和“文化霸權”、“文化帝國主義”的歷史哲學基礎。三是“經濟倫理”的范式內在重要的價值悖論、規范悖論和實踐悖論，是一個“虛擬命題”。該成果對這三個對二十世紀中國倫理學發生重大影響的理論范式進行了集中和系統的批判性反思。

　　第四，關於道德哲學體系由現象學向法哲學、歷史哲學過渡與轉換及其概念中介研究。該成果認為，由“理性”向“精神”的轉換，是由哲學的形而上學向道德的形而上學轉換的重要概念，它一方面形成道德形而上學的現象學結構，另一方面又內在著由現象學向法哲學的辯証轉換﹔“沖動”是現象學向法哲學轉換的概念中介，但法哲學的研究對象和試圖解決的難題，不是“沖動”，而是“沖動的合理體系”﹔意識—意志向精神的復歸，倫理精神與民族精神的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是道德哲學體系由現象學、法哲學結構向歷史哲學結構轉換的概念基礎，道德體系的歷史哲學結構的形而上學本質，是倫理精神的“哲學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