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韓震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方后現代主義歷史哲學》（批准號為03BZX036），最終成果為《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西方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課題成員有：董立河。

　　一、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和重要觀點

　　1938年，雷蒙·阿隆的《歷史哲學導論》和曼德爾鮑姆的《歷史知識的問題》相繼問世，這標志著與傳統的“思辨的歷史哲學”的相對立的“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興起。分析的歷史哲學是對歷史思維的探討，終將把歷史解釋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42年亨普爾發表《普遍規律在歷史學中的作用》一文，把科學解釋模式“覆蓋規律模型”推及歷史領域，認為歷史解釋也必須服從科學解釋模式，從而引發了西方哲學界和史學理論界關於歷史解釋的曠日持久的討論。

　　70年代之后，歷史哲學發生了轉向，歷史哲學的中心概念不再是因果解釋。人們不僅開始懷疑黑格爾所代表的元敘述，而且懷疑嚴格的合乎理性的歷史命題分析是否合理，因此出現了亞瑟·丹圖所說的“分析的歷史哲學的衰退與沒落”的狀況。與此同時，在哲學領域，20世紀初就肇始的語言學轉向開始向歷史學界滲透。1979年，勞倫斯·斯通在《過去與現在》雜志上發表《新敘述主義的復興》一文，反思傳統敘述史在當前史學實踐中的新價值。由於敘述主義的復興，許多人對史學性質的定位，愈來愈遠離了“科學”。歷史學的形式不僅與科學的分析在性質上大相異趣，而且也愈來愈與社會科學相抵牾。

　　法國哲學家們率先破除了歷史學在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特權幻想，隨后又把它變成語言學甚至文學修辭的一種特殊形式。通過哲學家巴爾特、福柯和德裡達等人的工作，歷史學愈來愈遠離了科學分析的軌道，把歷史學變成文學修辭性學科的趨勢很快在史學界引起軒然大波。在海登·懷特、安克施密特和凱爾納等人的推動下，歷史學界也出現了“語言學轉向”。語言學的歷史哲學也被稱作后現代歷史哲學，它主要包含以下兩個論點：

　　一是泛文本主義。根據這一觀點，過去不可能是歷史認識的對象，或者更確切地說，過去不可能成為歷史陳述和表述的指涉物。這些陳述和表述所指涉的並非是過去，而是其他的並且總是當下的歷史陳述、話語和文本。這樣，后現代主義就完全切斷了歷史知識和過去實在的聯系，從而不僅將歷史著作消解為文學，而且把歷史本身還原為文本和話語。

　　二是敘述主義或修辭主義。它把歷史敘事創造過程中的優先權賦予語言的規則和語言用法中固有的轉義或修辭格。根據這一論點，文學作家創作的虛構故事和歷史學家撰寫的歷史敘事之間沒有實質性區別，因為兩者一方面都是由語言構成，另一方面都遵循同樣的修辭和敘事規則。在后現代主義者看來，歷史敘事的情節、敘事在歷史事件之間設定的聯系、歷史敘事所表達的闡釋和解釋，都不過是歷史學家的建構，是由歷史學家強加給過去的，本身並沒有外在的証據和事實根據。從敘述主義的觀點來看，歷史學家所採用的轉義和文學策略預示和決定了事實的視閾、闡釋和意義。這樣，歷史敘事和文學家的虛構敘事之間的界限就被抹平了。

　　海登·懷特等人所發起的“語言學轉向”，以更加明確的形式，肯定了過去就潛存於學術界中的對歷史的主觀主義理解。根據這種新的風尚，任何歷史事實都不可能超越表達這些事實的話語形式。人們在寫歷史時，與其說是追求真相，不如說是要追求語言的修辭效果。既然歷史語言與文學語言沒有什麼區別，那麼在歷史與小說之間也就很難劃定嚴格的界限。在歷史中並不存在真相、事實和正義，有的只是關於真相、事實和正義的看法的語言表達形式。歷史必須通過語言顯現自己，語言就是歷史的界限。歷史話語並不具有可以講述真理的特權，它們同文學話語一樣，都是在書寫表達某種願望的“虛構的故事”。

　　總之，實際上，這是一種“語言決定論”的歷史哲學，它採取的是一種極端相對主義和反實在論的立場，其目的在於徹底掏空歷史文本的真實性和客觀性。它的論証策略是，通過對歷史著述的話語分析，展示出它們的文本性、敘事性和修辭性，並由此將它們歸結為一種文學制品或想象之物。

　　當今學術界，后現代思想已經無處不在，它已經並且還在繼續沖擊著傳統觀念。具體到歷史學領域，歷史客觀性、歷史真實性和歷史因果規律等傳統史學觀念受到了無情的奚落和揶揄，歷史學的合法性和自律性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和挑戰。總的說來，后現代歷史哲學對史學界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西方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卷入到了由后現代主義者發起的對歷史真理和客觀性的爭論中。以對原始資料的嚴格考証為基礎的科學歷史觀受到了猛烈抨擊，歷史學的合法性也受到質疑。當今的西方歷史學界籠罩在一片悲觀懷疑的氣氛中。

　　研究認為，歷史哲學的“語言學的轉向”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是有意義的。這種轉向把重點轉到歷史學家表述了什麼和怎樣表述的問題上，揭示了歷史語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識形態性，從而拓展了歷史學研究的視野。這種研究擊中了朴素客觀主義或抽象經驗主義的要害。的確，抽象經驗主義把歷史文本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以及歷史認識的性質簡單化了，想當然地認為歷史語言能夠像鏡子那樣再現歷史實在，沒有認識到歷史認識過程的復雜性。實際上，正像后現代主義者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寫作的風格、文本語言、語境等再現歷史的形式不應該僅僅被看作一種解釋的形式，它們本身也的確具有某種意義和內容。

　　因此，歷史學家應該認真地對待這種后現代主義語言理論。他們完全可以把最新的語言理論成果應用到自己的歷史思想和寫作中去，這有助於他們突破陳舊的思維定式和僵化的研究路數。另外，我們還認為，后現代主義還迫使歷史學家反思他們工作的性質，開辟閱讀文本的新方式。它也提醒歷史學家，在歷史實踐中要慎重考慮自己的寫作風格，促使他們更仔細地考察文獻，更認真地對待表面現象，重新思考文本和話語等問題。后現代語言理論對哲學和歷史學都提出了挑戰，接受這一挑戰必定使學術研究進入一個更高的層次。歷史學和哲學問題，都有話語和語言的層面，對語言的深入研究，必將從深度和廣度上把學術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境界。

　　但是，后現代歷史哲學的立論是不能成立的，歷史學決不能落腳在后現代主義的結論上。語言分析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的語言分析在本質上是破壞性的，缺乏建設性維度。盡管新的分析方法看起來令人眼花繚亂，然而它卻隻能破壞舊的理論體系，不能建設一個開放的、相對的新理論。如果使研究僅僅停留在話語和語言的范圍內，那麼我們得到的就隻能是話語和語言，這勢必會妨礙人們對歷史學的理解。后現代主義是建立在對語言本質和功能的錯誤觀念之上的，它與歷史學家的職業直覺和信仰明顯相悖，也不能夠對歷史學的性質做出適當的說明。我們並不否認語言的相對獨立性、文化和語言對人們的生活有不可磨滅的影響，但是我們否認語言是自主的，因為語言是與社會經濟現實、階級狀況和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的，其中經濟基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后現代主義者則把“事實”放入括號，對外部世界特別是歷史存在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對他們而言，歷史事實不過是表達它們的話語。他們的話語分析局限於語言的狹隘性，把任何歷史事件和社會變化都歸結為話語，這反映了話語分析在歷史認識和社會批判活動中的無能和本質上的輕浮。人是使用語言的動物，但人的實踐活動是語言的根基和動力源泉。

　　總之，朴素的客觀主義已經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史學指導，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也絕不應該成為人類心靈的最終寓所。人類心智應該重新尋找新的家園。對於歷史學家經過千百年史學實踐所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原則和方法，我們應該繼承和發揚﹔對於那些不利於學術發展或理論創新的陳舊模式，我們理應改進甚至拋棄。后現代主義的出現為我們揚棄傳統歷史學、構建新的歷史學理論提供了契機。融合傳統經驗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理論視界，構筑一種新型的歷史哲學，將成為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富有挑戰性的任務。

　　二、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近20年來，國內對歷史哲學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與哲學的其他分支相比，研究仍然相對薄弱。例如，盡管對福柯、巴爾特、利奧塔等人的理論已經有了較多研究，但是專門研究他們歷史哲學思想的論著卻很少見。對海登·懷特《元歷史學》隻有初步的介紹，但是仍然沒有系統的研究，對安克施米特、H.凱爾納等人的歷史哲學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

　　加強對西方歷史哲學的研究可以推動我們自身的學科建設。另外，歷史唯物主義隻有在與形形色色的社會歷史哲學的斗爭或對話中，才能得到發展。歷史哲學是意識形態較強的一種哲學分支學科，對於我們來說，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具有特殊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我們始終認為：后現代歷史哲學的最終結論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它提出了許多富有挑戰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有歷史的和時代的原因的。我們回答了這些問題，就能夠豐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就能夠賦予哲學時代氣息。總之，該課題的研究工作可望能夠推進和深化國內有關后現代歷史哲學研究，並能對構建中國歷史哲學起到積極的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