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返本開新的依據與前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沂研究員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孔孟之間的哲學——以出土文獻為背景》（批准號為02BZX029），最終成果為《孔孟之間》。

　　從儒學的發展歷程看，所謂兩漢經學、宋明理學和現代新儒學，無不是“軸心期”原始儒學的再生和復興。目前，中國和世界又一次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這無疑預示著一場新的儒學返本開新運動即將展開。就像歷次儒學返本開新運動一樣，我們需要站在時代的高度，再一次回到起點，重新考察和理解發生於軸心時代的原始儒學，並在此基礎上開創儒學的新局面。該成果正是基於這一目的而展開研究的。

一、性本派與教本派——史實之新考

　　該成果首先對韓非子所提出的儒家八派作出了新的論証，提出孟氏並非孟子，而是《子思子》、《孔叢子》等書所記載的一位與孟子同姓同名字子車的子思弟子。仲梁氏當如清人梁玉繩所說，就是《禮記·檀弓上》和《漢書·古今人表》中的“仲梁子”。從《禮記》所載仲梁子同曾子論禮的情況看，他應與曾子同時，可能就是曾子的弟子。但從他的意見與曾子相左的情況看，也不排除他是別系儒者甚至是孔子弟子的可能性。至於孫氏和樂正氏，當分別為子夏弟子公孫尼子和曾子弟子樂正子春。

　　在此基礎上，該成果認為先秦儒家凡六代相傳。孔子之后的第二代儒家當然是孔子弟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七十子，其中隻有子張和漆雕開被韓非子列入八儒。第三代儒家為七十子弟子，其中在學術上最突出的，當數子思、公孫尼子和樂正子春，即儒家八派中的子思之儒、孫氏之儒和樂正氏之儒。另外，仲良氏之儒可能也屬這一代。第四代為七十子弟子之弟子。這一代最值得重視的就是子思弟子孟子車，即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孟子屬於第五代儒家。此外，《內業》的作者可能與孟子大致同時，亦當屬第五代儒家。荀子為第六代。

　　以上各家的學術關系如何呢？這要從孔子的思想傾向說起。孔子思想有一個“下學而上達”的發展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禮”為核心的教化思想、以“仁”為核心的內省思想和以“易”為核心的形上學思想，三者分別屬於孔子的早年、中年和晚年。這三個階段也意味著孔子思想的三個組成部分。但這三個部分或階段之間並不是截然分開和相互獨立的，更不是相互抵觸的，而是遞次包容、交互滲透的關系。據此，孔子思想的核心是變動的，即由“禮”而“仁”而“易”。當然作為一個整體，孔子思想是以“易”為核心的。在這三個核心中，“禮”是外在的，“仁”是內在的，而“易”是至高無上的。因而，這個“下學而上達”的過程包含由外入內和自下而上兩個轉折。

　　孔子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深厚底蘊為孔子之后儒學的分化提供了條件。進入戰國，儒家開始分化為兩系。一系承中期孔子之教，並進一步吸收孔子晚期思想，本之以天命之善性，從而論情心之變，教化之功，可謂之性本派。此派創自子思，集成於孟子，而曾子乃其前奏。另一系承早期孔子之學，本之以聖人之教化，從而論性情之原，禮樂之生，可謂之教本派。此派創自公孫尼子，繼之以孟子車、《內業》，集成於荀子，而子夏實為其先驅。有意思的是，孟子車雖師從子思，但從《性自命出》等文獻看，他的思想卻轉向教本派。《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側重“尊德性”，而側重“道問學”。

二、老傳統與新傳統

──

思想之復議

　　性本派和教本派分歧源自對人性的不同看法。中國早期對人性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欲”到“德”，或者說從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質的過程。孔子以前，“性”就是欲望、本能，也就是宋人所說的氣質之性。當時人性論的核心，可以歸結為以“德”御“性”，包括以“德”“節性”和以“德”“厚性”兩個方面。早、中期孔子的“性近習遠”說是傳統人性論的繼續，而今、帛書《易傳》中孔子易說所體現的晚年孔子則進一步以“德”為“性”，從而完成了對傳統人性論的根本轉化。這實為義理之性之淵源、性善說之濫觴。

　　自此以后，先秦人性論的巨流演變為兩支。一支就是晚年孔子所開創的以“德”為“性”以及內在道德先驗論的新傳統。這個新傳統為子思“天命之謂性”之說所弘揚，又被孟子的性善論推向極致。另一支是三代以來以 “欲”為“性”老傳統的繼續發展。子思雖然一方面將“欲”趕出“性”的大門，但另一方面又巧立名目，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就是傳統的“性”“謂之中”，從而在實際上延續了傳統的情欲論。竹書《性自命出》不但發展了子思的“中”論，而且將其恢復為“性”，並為之建構了一套獨特的外在道德先驗論，從而使以“欲”為“性”的舊傳統發揚光大。

　　那麼，這兩條支流或兩種傳統在先秦儒學中各佔什麼地位呢？從目前所能見到的文獻看，真正堅持以“德”為“性”即義理之性新傳統的，隻有孔子、子思和孟子三人而已，但象《性自命出》那樣擁護以“欲”為“性”舊傳統的，卻人多勢眾，蔚為壯觀，實為當時人性論的主流。不僅如此，戰國以降以至唐末的儒家人性論，大抵可歸為氣質之性的舊傳統。而孟子之后，新傳統即告失傳，至唐宋之際，才被重新發現。宋明時期那種人性二元論，其實是在繼承舊傳統基礎上，又遙紹早已中斷的新傳統，將二者熔為一爐，將兩條支流重新合流，將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思想體系中，從而再鑄輝煌。

三、天人統與人天統──道統之再構

　　中國早期人性論的新老傳統之分以及戰國儒學的性本、教本之別，乃至孔子思想的發展變化，皆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基於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尤其和儒家道統的傳承是息息相關的。

　　大道興於對天人之際的追究。在古人看來，萬物由天所生，而天道實為宇宙之大法，人事之准則，故天、人之間息息相通。正因如此，如欲究天人之際，則既可自上而下地“由天道以推人事”，又可自下而上地“由人事以究天道”。這正是往聖先哲究天人之際、探大道之奧的兩種基本途徑和方式。由此形成了道之兩統，可分別稱之為天人統和人天統。

　　這兩種思維方式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的祝、史二職以及作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結晶的六經。《易》代表祝的傳統，其究天人之際的主要方式為“由天道以推人事”，屬於天人道統﹔《詩》、《書》、《禮》、《樂》、《春秋》代表史的傳統，其究天人之際的主要方式為“由人事以究天道”，屬於人天道統。

　　寄寓於六經的道之兩統是怎樣作用於孔子的呢？孔子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華，下開兩千年思想之正統，無疑是道統傳承的樞紐性人物。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學者們多著墨於孔子是否和如何整理六經之類的問題上。其實，更為重要的是，孔子思想亦源於六經，他正是借助六經來傳承大道和創建儒家學派的。換言之，就思想而言，儒家實起源於六經。在早年，“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晚而喜《易》”。其實，這種經歷和孔子思想的演變以及孔子對道統的傳承存在著異乎尋常的關系。在“學《易》”以前，也就是在孔子思想發展的早期和中期，孔子主要繼承了《詩》、《書》、《禮》、《樂》之人天道統，孔子晚年“學《易》”后，將重點轉向繼承和發揚《易》之天人道統。

　　戰國時期儒家兩派的學術思想路徑雖然不同，但都是道統的承擔者。也就是說，體現人性論新傳統的性本派承天人統之血脈，發揚人性論老傳統的教本派則接人天統之風骨。

　　宋明理學的歷史使命是站在儒學的立場上回應佛教心性之學的嚴峻挑戰，而在傳統儒學中，具有比較豐富的心性論資源，可以開發出來與佛教心性論相抗衡的，正是思孟學派。所以，挺立思孟，提出道統學說，正是為了滿足當時的現實需要。

　　儒學能否再次崛起，關鍵在於它能否像當年回應佛教的挑戰那樣有效地回應西學的挑戰，尤其是西方科學與民主的挑戰。從公孫尼子到荀子的戰國人天統即教本派，蘊藏著非常豐富的科學與民主的基因，是我們建構當代新儒學、回應西學挑戰的寶藏。所以，擔當兩系道統，仰受千古聖脈，是建構當代新儒學的根本宗旨。

四、五經七典──經典之重建

　　由於種種原因，先秦許多經籍的時代、作者、乃至學派皆存在爭議。作者認為，在《論語》之外，西漢以前的典籍裡至今還保存大量《論語》類文獻，將這些資料與《論語》合編成一本《廣論語》，方可窺見孔學之全貌。現存《子思子》的佚文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子思所記孔子言論，包括原本《中庸》（今本《中庸》基本上由兩部分構成，以孔子語單獨成章的部分為本來的《中庸》，另一部分為子思的一篇佚文，姑名之曰《天命》）、《表記》、《坊記》、《緇衣》和郭店楚簡《窮達以時》，它們屬於《論語》類文獻。第二類為子思的著作，包括《五行》、《天命》和《大學》（《大學》並非像朱子所說的那樣作於曾子）以及見於《淮南子·繆稱訓》的子思《累德篇》的佚文。第三類為子思門人所記子思言行，如郭店簡《魯穆公問子思》等。郭店簡中的《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六德》、《尊德義》、《唐虞之道》、《忠信之道》六篇，很可能就是孟子車的遺著。論者多以為《管子》四篇為道家作品，其實它們不過是《漢書·藝文志》儒家類“《內業》十五篇”的佚文而已。

　　據此，現存儒學奠基期最重要的經典可新編為七：《廣論語》、《子思子》、《公孫尼子》、《子車子》、《內業》、《孟子》、《荀子》，總稱“七典”，與五經合稱“五經七典”。作者試圖在六經系統和四書五經系統的基礎上，將儒家核心經典系統重構為“五經七典”系統。

　　總之，兩脈道統，見於“五經”，存於“七典”，比量齊觀，庶幾可得大道之全矣。出於對道統的不同看法，唐代以前的經傳中，常以周孔並稱﹔唐宋之際以后，代之以孔孟並稱﹔現在看來，以周孔孟荀並稱，或許有更強的概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