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服務業開放的戰略思考

　　外商投資正在向我國未來最重要的產業——服務業轉移，2011年我國服務業成為吸收外資的第一大產業，意味著我國利用外資正步入“服務經濟時代”，外資進入我國的結構變遷時代已經來臨

　　服務全球化是大勢所趨，我國已經融入了服務全球化浪潮

　　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是當今世界經濟的重要趨勢。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服務全球化是當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最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和最為明顯的標志。服務貿易和服務業跨國投資的增長速度快於全球貿易和投資總額的增長，其中服務業跨國投資增長更快。各國服務業互相滲透、融合和依存，國際化的服務供給和消費不斷增加。我國以往開放重點是制造業領域，服務業開放相對滯后。根據江小涓（2011）估算，開放對我國制造業增長的貢獻約為28%，而對服務業增長的貢獻僅為7%。顯然，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很不足，還有很大的空間。另外，根據商務部2011年12月15日發布外商直接投資（FDI）數據顯示，2011年1至11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87.68億美元，同比增長18.54%。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473.15億美元，同比增長7.56%。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金額佔整體比重首次超過制造業。這個簡單的數據實際上釋放了兩個重要的信號：一是外商投資正在向我國未來最重要的產業——服務業轉移，我國已經融入了服務全球化浪潮﹔二是中國利用外資正步入“服務經濟時代”，外資進入我國的結構變遷時代已經來臨（李勇堅、夏杰長，2011）。

　　我國對外開放已經歷經30多年，但融入了服務全球化浪潮是從“入世”開始的。加入WTO后，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到目前為止，已涵蓋了《服務貿易總協定》12個服務大類中的10個，涉及總共160個小類中的100個。其中，銀行、保險、証券、電信、分銷等新興服務部門均已向外資開放。我們在積極引進外資的同時，也要注意我國服務業市場對外開放的漸進性，做到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李冠霖，2007）。在我國，服務業對外開放應該是一個有重點、有步驟、分階段、循序漸進的過程，實施積極有序和梯度開放的策略。當然，國內的不同地區由於服務業發達程度、經濟外向度不盡一樣，他們採取的開放力度與范圍也有所區別。

　　完整意義上的開放，還包括如何“走出去”問題。我國服務業走出去這些年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包括新興服務業在內的服務業企業開始大踏步走向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服務企業走出去是我國服務業發展和開放的“短板”。要做好這項工作，既需要企業提高自身競爭力和對國際市場的適應能力，也需要政府利用財政稅收、信用擔保、金融支持、法律維權等手段助推服務企業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特別是要完善支持國內企業“走出去”的服務平台，做好海外投資環境評估。這種“引進來”、“走出去”的雙向互動將推動我國服務業加快發展和提高競爭力（夏杰長、劉奕、李勇堅，2010）。

　　積極應對利用外資進入“服務經濟”時代

　　2011年，我國服務業成為吸收外資的第一大產業，意味著我國利用外資將進入到“服務經濟時代”。這一根本性的轉變，使我國原來建立在以吸引制造業外資為主導的開放思路需要重新檢視，並積極進行調整以應對這種變化（李勇堅，夏杰長，2011）。

　　第一，直面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在服務業利用外資方面，我國的優勢並不如制造業那麼明顯。例如，我國在人力資源方面，較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存在明顯差距。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佔8.87%，遠遠高於印度，更高於越南等國家。而且，各國為了吸引外資，在開放上的步伐也正在加大。例如，為了吸引更多的外資投資於服務業，印度於2011年通過了一項爭議多時的法案，採取了包括放寬零售業海外投資相關法規，准許沃爾瑪及其他國際超市和百貨商場連鎖運營商持有印度合資公司51%的股權等重要舉措。巴西財政部2011年12月1日宣布，將外國人投資基礎設施領域債券的金融交易稅由6%降至零。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需要重新審視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優勢，直面吸引外資的國際競爭。

　　第二，積極發揮我國的服務需求市場優勢，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服務企業，為我國產業升級做貢獻。隨著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成熟的規模化生產不再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向，而是為生產提供服務的領域成為效益產出的主要領域。隨著生產性服務業在生產過程中重要性的不斷提高，其規模也隨之不斷增加，目前生產性服務業已是世界經濟中增長最快的行業，發達國家以通信、金融、專業服務業、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佔總服務業的50%以上，而且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我國應充分發揮制造業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對外生產性服務的需求，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服務企業，利用其為我國制造業升級轉型提供支持。

　　第三，完善我國的法治水平、知識產權保護等軟環境。研究表明，服務業比制造業更加依賴於良好的法治水平、高效透明的政府管理、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因此，我們應積極清理各種不利於服務業發展法律法規，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與政府管治水平，大幅提升司法公正與效率，積極採取各種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為吸引高水平的服務業投資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四，更加積極靈活的開放政策。首先，要完善全面開放的格局。一方面深化沿海地區的開放，另一方面擴大內陸開放、加快沿邊開放。其次，要積極重視各種無形產品的開放，如文化產品市場的靈活開放、金融領域的穩步開放﹔再次，要積極進行各種試點。如推進數據自由交換的“數據自由港”試點等。

　　第五，積極引入高端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這是因為，一則我國服務業比較優勢是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我國最缺乏的就是高端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二則我國目前既有的高端服務業和新興服務業大都集中在國有事業單位，這些單位的服務業體制機制都比較僵化，效率普遍較低。如果著力引進金融、文化創意、工業設計、專業服務等服務業，既可以彌補我國這些領域的短板，也可以通過競爭和示范效應，促進國內國有服務業企業改善服務質量、提高服務效率。

　　第六，在擴大開放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國家經濟安全。從整體上看，服務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比制造業更為深刻。而且，服務業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與其本身的規模或佔GDP的比重可能不相稱。例如，信用服務業本身是一個很小的行業，但是，這個行業所涉及的信用評級等，直接與國家宏觀經濟穩定相關。又如，審計等專業服務，其本身規模也不大，但是，在國外相關企業全面控制了我國高端審計市場的背景下，將有可能導致我國國家經濟數據不安全。因此，積極吸引服務業外商投資的同時，應對國家經濟安全政策有更積極與靈活的政策。既不能單純以外商投資的規模或外資市場佔有率作為管制的標准，也不能以行業規模作為管制或國家安全的標准，而應該建立一套綜合性的、全面的管制體系。

　　積極承接離岸外包和大力發展在岸外包

　　服務外包是企業內部分工不斷深化的結果，是企業追求比較優勢和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服務外包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最重要現象之一，是有著廣闊前景的新興服務業，而且是典型的勞動—知識密集產業，即兼具知識密集和勞動密集的雙重特性。我國是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就業壓力大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承接服務業外包是很現實的戰略選擇。這不僅因為大量的服務外包是“勞動—知識密集型”，較適宜吸納新畢業的大學生就業，有助於緩解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也是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攀升全球價值鏈高端，更加緊密地把國內外服務業市場聯系起來最直接途徑之一。因此，承接服務外包業務將成為我國服務業開放戰略的重點，要以承接服務外包為突破口，積極切入國外服務業的產業鏈，承接國際服務業的轉移。

　　我國政府非常重視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目前已經建立起21個服務外包基地城市，對承接離岸外包的企業或業務也採取了許多優惠措施，這些措施正在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目前，服務外包在我國的發展已經呈現方興未艾的勢頭，業務范圍十分廣泛，涉及IT服務、人力資源管理、金融、保險、會計、客戶服務、研發等眾多領域（李冠霖，2007）。我國服務外包產業雖然經過近幾年的快速發展，已初具規模，但我國服務外包產業的實力並不強，仍然處於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為了真正擺脫“低端道路”的束縛，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必須努力尋求一條適應中國國情的新的服務業外包發展道路。即通過培養適合服務外包企業發展需要的實用技能型人才，培育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高端環節的大企業，以及發揮上海、北京等服務外包示范城市的輻射作用，助推我國服務外包產業加快進入全家價值鏈的高端（姚戰琪、程蛟、夏杰長，2011）。

　　霍景東、夏杰長（2010）曾經提出過如何加強和改進服務外包基地城市，特別是這些基地城市服務外包園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問題：一是服務外包園區的建設，即載體建設。園區內應集中提供服務外包研發平台、成果孵化平台、軟件交易、發布平台、人才培訓機構、便利的交通與生活設施、良好的休閑娛樂場所等，充分發揮外包園區的集群優勢和規模效應。重點是公共服務和技術平台，如先進的軟件開發平台、公共數據資源庫、高速寬帶通信基礎設施，形成良好的服務配套體系等。二是軟性的基礎設施。如針對我國信用體系不健全，導致服務外包吸引力不強的問題，可以加大征信平台建設力度﹔再比如建立業務流程外包賴以生存的數據庫等。三是注重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為服務外包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持﹔如污染的治理、綠化等。四是建立高速數據傳輸通道。如印度為了克服數據傳輸慢的難題，園區通過專用的通信衛星來傳輸數據。我們可以考慮建立一個數據通訊出口港，借鑒發展制造業外包建立保稅區的概念，隻要數據來自國外，在加工處理后不在國內傳播，則可以免於監管﹔為了提高數據傳輸速度，建議通過陸纜、衛星等方式連接通信港。

　　但相對而言，我國的在岸外包工作較為落后，特別是制造企業的服務內部化現象很嚴重。也正是制造企業服務內部化現象導致了本應該統計在服務業的附加值和就業很可能被統計到制造業。這也是我國服務業比重不高或者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分工是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重要條件。姚戰琪（2010）曾經就服務外包對我國工業生產率影響做過實証研究，他的研究結論表明：由於體制機制原因，我國工業行業作為重要要素投入的服務投入的效率非常低下。我國許多提供生產性服務的第三產業部門參與社會分工的深度不夠，交易成本較高，大量本應由市場提供的生產性服務業（物流、涉及售后、資金運作等中間服務）轉為由企業內部提供，造成市場化的服務業發展不足。

　　從上面的分析結論可以引申如下政策建議：為了促進工業生產率提高和創造更多的現代服務業發展機會，就必須深化企業內部分工，鼓勵制造企業剝離服務業，大力發展在岸外包，避免當前發展服務外包“重離岸、輕在岸”的傾向。“大而全、小而全”的企業組織在我國由來已久，一步到位剝離制造企業的服務業務肯定不盡現實。建議優先支持大型工業企業內部的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部門剝離或將相關業務以購買服務的方式交由專業的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企業承擔。

　　對內對外同步開放，不能“厚外薄內”

　　完整意義上的開放，還包括對內開放的問題。兩者必須兼顧，不能“厚外薄內”。從我國服務業發展、改革和開放的歷程看，服務業對內開放是比較薄弱的環節。服務業的對內開放要注意平等性與差別性相結合。盡管內資與外資在一定時期內還存在著操作層面的差別，但要向內外一致的方向努力，即要按照《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意見》（國發[2007]7號）所規定的“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都要向社會資本開放﹔凡是向外資開放的領域、都要向內資開放”原則處理。

　　對內開放程度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要的服務業基本被國有經濟壟斷經營。所有制壟斷的症結在於對民營資本的歧視政策，許多高利潤服務企業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服務業要素地區之間流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地區壟斷現象也不能忽略。地區壟斷主要因為既有財政體制引發的地方保護主義，不讓非本地服務要素或資源進入。

　　對內開放的核心就是要打破“壟斷”，切實貫徹“非禁即入”的政策，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取消對非國有資本或者非本地要素的不平等做法：一是放寬市場准入，凡國家法律法規未明令禁入的服務業領域，全部向外資、社會資本開放，並實行內外資、內外地企業同等待遇，各類投資者均可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進入。各類服務業企業在登記注冊時，除國家法律法規規定外，各部門一律不得設置或變相設置前置性審批事項。二是盡可能取消所有制限制。在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除了引入外資外，也要為民營企業等多種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形成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利用外資等多元化投融資機制，並逐漸提高非公有制經濟在服務業中的比重。三是逐步放開非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作用。加快社會領域和事業單位改革。營造公平市場環境。研究適合新型服務業態和新興服務產業發展的市場管理辦法。四是打破地域限制，鼓勵地區間服務要素自由流動，在更廣闊的區域優化服務業要素資源的配置，提高服務要素效率，增強地區間競爭程度，鼓勵各地區在服務業要素流動中尋找自己的比較優勢，形成各自的特色服務業。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國現代服務業發展戰略研究”（項目號：08&ZD04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