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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研究新進展

李天德2011年05月09日14:23來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

  四川大學李天德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經濟周期性與非周期性波動與中國經濟預警機制建設》(項目號05&ZD006)緊緊圍繞世界經濟周期與非周期性波動,分別從世界經濟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動的自身因素、經濟波動的宏微觀傳導機制、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展開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中國的長效預警機制。

  一、厘清世界經濟周期與非周期性波動的相關理論、特征與發展機制分析

  1、界定了“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概念,考察了世界經濟周期主導國的特征及變動的原因。

  研究發現: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是由“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影響因素引起的”,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影響因素”則是在經濟周期運行中干擾經濟正常波動、使經濟運行偏離其正常波動軌跡的經濟、政治和自然因素。非周期性因素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有:一是使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發生變化﹔二是使周期性因素決定的經濟擴張或收縮的持續期發生變化。通過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考察,課題組發現世界經濟周期變動中起主導力量的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濟周期主導國)。由於經濟周期主導國在每輪世界經濟周期波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對其特征、變動趨勢的把握是我們掌握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重要依據。經濟周期主導國一般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它是當時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國﹔第二,它有完善通暢的貿易、金融等傳導機制﹔第三,它是世界經濟的霸權國。

  2、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與非周期性波動的生成機制、傳導機制和協調機理明顯存在。

  非完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波動主要通過投資生產和貨幣政策兩大經濟鏈條進行傳導﹔開放經濟條件下世界經濟周期性和非周期性波動傳導主要通過價格鏈條、金融鏈條、貿易鏈條進行﹔不同層次的國際經濟組織是世界經濟波動協調機制的重要主體,國際分工是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首要條件,國際經濟協調對於平抑世界經濟周期性與非周期性波動起到減輕經濟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減弱經濟危機在國際間的傳遞和遏制通貨膨脹的作用。

  二、金融和貿易是影響世界經濟周期性與非周期性波動的重要宏觀因素,而跨國公司和各國政府則是最為活躍的微觀影響因素

  1、金融發展與世界經濟具有強相關性。隨金融深化的發展,金融對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將居於首屈一指的地位。利率、匯率和資本市場等要素引發的不同傳導機制對不同的經濟體產生了不同的效應——包括對經濟自然人的羊群效應、對機構的連鎖效應、對區域經濟的索羅斯效應和對全球經濟的大國效應。通過時間序列劃分的各個主要歷史階段分析,金融發展與世界經濟的關聯效應存在明顯的逐步增強趨勢﹔金融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日益加深,表現為金融不僅傳導世界經濟波動,其內部變化也將引起世界經濟的劇烈波動,國際金融危機往往導致世界經濟波動拐點的出現。

  2、國際貿易影響世界經濟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從資本主義初始和自由秩序時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和經濟全球化時期(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至今)四個時段內的世界經濟波動和國際貿易的動態變化關系看,基於國際貿易中大宗商品交易也能影響世界經濟波動。國際貿易波動和世界經濟波動關聯程度在逐漸加強,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之間在較高的置信度水平下存在著雙向或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在影響國際貿易波動的同時,也受國際貿易的沖擊和影響。國際市場上重要能源產品的貿易對世界經濟波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如石油價格波動加深了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幅度,拉長了世界經濟波動的周期。但資源價格對世界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正在減弱,並由最初的異向變動轉為同向變動。

  3、跨國公司是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國際發動主體與傳遞主體。跨國公司在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行為反應,分為直接投資、跨國並購、轉移定價和技術轉移4個方面。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能影響到跨國公司在一國或多國經營的環境、投資策略、區位選擇、跨國轉移定價和對企業技術研發與轉移。而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內部貿易、金融活動、技術研發和技術移出等經營活動充當了世界經濟波動的傳導主體。正是跨國公司的這種反周期行為,使得跨國公司將與其聯系較緊密的國家帶入經濟波動的漩渦,進而把世界經濟“震源”的波動因素和經濟表征“接力式”地不斷傳遞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因此我們認為對跨國公司超國家規制的實現路徑必須從國際間的雙邊協調、區域多邊協調、全球性締約等多方面和多層次進行考慮,對跨國公司規制的手段可分為法律手段和行業自律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監督

  4、政府應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應從兩個層面進行。首先建立對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預警機制,其次依據當時經濟發展的情況採取合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應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方面,由於帶有偶然性和難以預測性的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對一國的影響,可能演變為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危機,政府應整合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和突發危機事件的應對能力﹔通過構建應對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政府反應模型,政府應依據突發事件在整個發展過程中表現出的潛伏期、症兆期、爆發期、緩和期和消除期5個階段有針對性地設計各種應對策略及措施。

  三、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周期性與非周期性波動密切相關

  1、對兩岸四地的中華經濟區經濟周期的協動性進行探討,中國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經濟關系互有差異。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表現在:我國經濟周期在各個增長階段的均值、波動性不同,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持續期以及轉移概率不同,我國經濟周期不存在顯著的深度型和尖峰型非對稱性﹔但是在1990年之后出現了顯著的陡升緩降型非對稱性,從而証實了中國經濟增長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現了拖長的尾部性質。對兩岸四地經濟周期的協動性進行的分析顯示,目前並不存在一個明顯的中華經濟周期。對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系的研究表明,中國與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經濟關系互有差異,當剔除美國經濟作為東亞各國共同的外部經濟沖擊源以及沖擊傳遞渠道的影響時,中國與東亞各國經濟周期區制依賴相關性並不明顯,中國對東亞國家經濟影響的程度要大於東亞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美經濟周期的分析表明,中美經濟周期協動性存在明顯的時變特征,但總體而言兩國經濟周期並不具有明顯的協動性﹔中美兩國經濟周期的協動性依賴於經濟周期的“門限性質”,即兩國在“共同高速增長”區制的協動程度相對較高,而在“共同低速增長”區制的協動程度最低。

  2、中國應建立一個完善的國家經濟安全機制,通過機制化建設來應對世界經濟波動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該機制的基本架構至少應包括以下幾方面:中國經濟安全的評估機制、中國經濟風險的預警機制、中國經濟風險的控制機制、中國經濟危機的處置機制、中國經濟安全的國際協調機制。此外,針對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對策系統包括預防性對策、預警性對策以及處理性對策三個方面。

  四、盡快構建中國經濟預警機制和危機反應策略

  1、分類別構建經濟非周期性波動預警機制。由於“非周期性因素”的屬性,使得具有突發性和不可預測性的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對我國經濟的影響程度取決於應對機制的完善與否。缺乏合理及時的措施往往可能放大這種外在沖擊並演變為一種內在危機,特別是有些沖擊一開始就具有內在危機的性質。因此,構建世界經濟非周期性波動的預警機制也應包含政府應對這種危機的內容。基於此,某種程度上政府應對非周期性經濟波動的機制也可以稱之為一種危機管理。非周期性因素所屬類別的不同,使得構建統一的經濟非周性波動預警機制適用性減弱,因此應就非周期性波動可能引發的貨幣危機、銀行風險及危機和股市風險及危機分別構建相應的危機管理機制。經濟非周期性波動預警機制構建應依據科學性、可操作性、整體性、系統性、靈敏性和獨立性的原則,同時擴大指標選取范圍,量化被選指標,才能達到預期目的。

  2、中國經濟預警機制構建設想。第一,將世界經濟作為一個整體,選取有代表性的經濟指標,實証分析其與中國主要宏觀經濟指標的聯動關系。分析發現: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出口與世界經濟和世界不同類型的周期聯動關系明顯。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選用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國出口、全球最終消費支出、全球資本形成總額、全球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和全球進口6個指標,利用5年期、10年期相對強弱指數和隨機指數計算方法構建我國與世界監測與預警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外貿易的深入開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聯動性明顯強於改革開放前期。而基於5年期和10年期,經過加權后,反映全球經濟的相對強弱指數,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經濟的發展走勢。其中,時間周期為5年的相對強弱指數反映得更為准確。而時間周期為10年的相對強弱指數反映的趨勢更為穩定,但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因此,採用5年期的相對強弱指數對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聯動進行連續性的監測和預警具有一定實際意義。

  第二,構建中國與全球經濟聯動的監測與預警模型。選取7個國家(G7)中能獲得季度數據的50個宏觀經濟指標,分別分析其與中國經濟總量的關系,利用判斷經濟序列周期成分的交叉或時差相關性得到了美國進口額、美國出口額、加拿大消費、加拿大出口、法國出口、法國進口、意大利進口、日本消費、日本進口、法國對中國進口、美國對中國進口、德國對中國出口、日本對中國出口、英國對中國出口和日本利率等15個對中國經濟較為具有敏感性的先行指標,以此構建出有較好短期經濟預警功能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聯動的5年期相對強弱指數預警圖。

  五、中國應對世界經濟波動的對策建議

  當前,世界經濟正處於第五次長波的下降階段,該階段預計將於2035年左右結束,然后在新技術革命引發的產業革命推動下步入第六次長波的上升階段。因此,未來25年,是世界經濟新興產業的醞釀時期,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樣一個關鍵時期,需要確定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發展的主題和主線,採取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課題組認為,制約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能源問題和環境問題在下一輪長波開始前必須解決,同時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積累的矛盾和“三高一低”的產業結構所引發的內部問題也應盡快解決。因此,“綠色經濟”是未來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的總體走向。從長遠戰略考慮,中國應採取以下政策措施:

  1、以綠色經濟為發展戰略,以低碳經濟為發展核心,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低碳經濟的發展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優勢,制定低碳經濟發展規劃,出台相關激勵措施﹔同時,要倡導制定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低碳排放標准,避免陷入西方發達國家的“低碳陷阱”。

  2、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雙優勢”效應,嚴防通貨膨脹。當前,我國貨幣供應放量過大,且資金流向缺乏有效監管,貨幣投放影響價格上升機制出現失調,不但使當前的通貨緊縮繼續出現並帶來錯誤預期,而且使未來出現的通貨膨脹情況較嚴重。僅僅依靠CPI和PPI的下降來判斷經濟走勢會產生消極后果。在流動性泛濫的情況下,貨幣大量進入到不列入CPI統計指標的樓市和股市裡。造成了資產價格的迅速升高,股價樓價急劇暴漲。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通貨膨脹顯然已不是預期的問題了,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因此,應通過政策調控和市場手段,實行逐漸收緊的、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嚴控過量資金流入房市和股市,同時規范金融秩序,防止金融資源的畸形配置。

  3、由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增長向依靠消費和科技拉動增長轉變。長期以來,我國一直依靠基建和房地產等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不均衡增長模式,對消費和技術研發等微觀經濟體重視不足。大規模投資雖然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使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現象更加嚴重,既得利益者抵抗分配改革的阻力加大。因此應借助這次經濟復蘇帶來的收入效應縮小貧富差距,將資源更多的向民生和技術研發配置,打開內陸地區的消費市場﹔同時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優勢,加大對技術研發的投資,加快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走技術應用驅動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模式。

  4、推進能源價格改革,積極有效配置資源。價格管制導致的能源價格扭曲不能反映市場真正的供需關系和能源的稀缺程度,從而不利於能源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因此,必須盡快實行能源價格改革,著眼於長期科學發展。實施“質、量”齊抓,以“質”為主,以“質”撐“量”,促進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5、構建污染排放權的跨區域交易機制。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和諧,企業到欠發達地區投資意願不強,污染排放的限制又阻礙了其到發達地區投資的意願。我們建議可以考慮不同地區按照面積和人口數量實施不同的污染排放權,並允許跨地區排放權的轉讓。這樣東部發達地區可以購買排放權解決投資受限問題,貧困的西部地區通過出讓排放權分享東部經濟發展的成果,從而實現東部支持西部,西部反哺東部,進而縮小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6、構建和諧生態金融體系。通過培育大型金融中心提升金融的運行質量和國際主導力﹔特別是針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一枝獨秀導致的“外資潮”現象,應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安全體系,審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既不可囫圇吞棗,也不可踟躕不前。
(責編:秦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