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料入手深化延安文藝研究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延安文藝（包括整個解放區文藝）是一個深刻的歷史存在。延安文藝上承五四文學與左翼文藝，下又直接推動、制約著當代文藝的發展。沒有對延安文藝的整體審視與研究，20世紀文學史的描述就會模糊不清。

　　堅實的史料是一切歷史研究的基礎。延安文藝史料在戰爭年代大量散佚，“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在當前，深化延安文藝研究，仍然應從發掘、整理史料入手，從而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根據。以下四個方面史料的爬梳、整理都是迫切的。

　　第一，繼續對原生態的延安文藝史料進行發掘與整理。以延安報刊史料為例，筆者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學運動資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時，接觸到的解放區報紙約200種，初步梳理的文藝刊物、文化刊物、報紙文藝副刊、文化副刊近90種。這些刊物和副刊，發表有大量文學作品和研究文字，收藏有各類文學信息，內容豐富。但是，至今還未出版延安文藝、文化期刊全目，延安報紙文藝副刊、文化副刊全目，以及一些優秀作品的全目。

　　第二，加強對延安文藝研究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70多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許多研究者一直在默默地進行著耕耘，雖然研究的學術質量參差不齊、影響大小不一，但這些研究仍然是延安文藝研究重要的積累。僅出版的較有影響的史料就多達百種，如《蘇區文藝運動資料》、《晉察冀文學史料》、《冀魯豫文學史料》、《福建革命根據地文學史料》、《湖南革命根據地文學史料》、《山西革命根據地文藝資料》、《延安文藝紀盛》等。大型史料與作品選集出版有《中國解放區文藝大詞典》、《延安文藝叢書》、《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等。另出版有《丁玲研究資料》等一批解放區作家的專題研究資料。在史料發掘的基礎上，一批研究專著也陸續面世，如《延安文藝概論》、《中國解放區文學史》、《江西蘇區文學史》、《山西抗戰文學史》、《晉察冀文藝史》、《中國革命軍事文學史略》等。

　　這些史料的編選對於研究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校勘不精。二是缺乏嚴謹的學風。作者時常先入為主地對某個材料進行價值判斷，以此來決定史料的取舍，存在著任意刪改原始史料的現象。三是觀念滯后。這樣，無疑會對研究質量的提升造成影響。

　　延安文藝史料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來自新一代研究者。他們的研究特色鮮明：一是向實証研究回歸。王培元的《延安魯藝風雲錄》、吳敏的《延安文人研究》、李軍的《解放日報·文藝》，研究成果十分豐碩，相關研究呈現出一種張力，延伸了讀者的想象視野。二是自覺地進行艱苦的人格磨礪，使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朱鴻召、袁盛勇、田剛、江震龍等有著獻身學術的執著，不懈地追求研究真正的自覺。

　　第三，對健在的延安文藝當事人口述史料的搶救。在這方面，目前已出版一些較好的成果，研究者以平實嚴謹的學風走向當事人，對許多重要的文學史實、文學事件進行了整理，認真傾聽、耐心記錄了當事人的敘述，史料翔實珍貴。實錄是口述歷史的靈魂。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由於當事人的記憶模糊，或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個別回憶錄甚至變成了對歷史的重構。使用史料時應該進行必要的辨析。

　　第四，還應該開展對專題性學術史料的發掘與整理。目前，一些專題性史料的研究幾乎仍處於空白狀態。如現代文學語言變革研究就是一個研究薄弱的領域。從19世紀后期文言文的沉落、五四白話文的興起，到左翼知識分子大眾語的提倡，再到他們進入延安后和工農兵結合，創造接近口語的成熟的現代文學語言，這一變革史就需要及時作出理論闡釋。又如在特殊語境下延安文學作品的修改問題，同樣應該提到研究日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開發表后的幾次修改，事實上包含著重大的理論指向，值得人們深思領會。再如解放區各種作品對工農兵文學的豐富，也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

　　概而言之，對於任何研究者來說，沒有對史料扎實的把握，在學術上就不會有質疑的勇氣和發問的能力，就無法從史料中過濾出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發出獨特的學術之聲。延安文藝史料的進一步發掘與整理，必將增強研究的學術性與客觀性，把研究質量整體向前推進一步。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