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革命的文學和文學的革命

　　中國文學具有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社會化的特征。文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三國時期，就有曹丕“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論斷﹔古時就有詩官，專門搜集民謠，作為輿情動態。官方和民間都普遍承認一種觀點：文藝必須有益於世道人心。就像古代戲曲中“不關風化體，總好也枉然”所表述的那樣，如果一部戲看完之后不能影響人們的風化、道德作風和教化，那麼這部戲就是失敗的。

　　中國文藝還有一個特點，即講求“詩言志”，注重主體的主觀動機、精神追求和志向。如古人寫人間疾苦時，重點是表達“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和對老百姓的關心，即主體的精神狀態、高遠的志趣和開闊的眼界﹔古人也把寫文章作為人生的重要目標之一，追求“立德、立功、立言”。這些文藝特點對后代的文藝理論都有很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主張。“五四”之后，左翼文學思潮逐漸成長，許多作家選擇了對舊社會的否定和批判。例如巴金，他的第一部小說《滅亡》、第二部小說《新生》，寫的是煤礦工人的痛苦生活，並描述了他空想的革命。從老舍的《駱駝祥子》中我們發現，舊社會的中國不革命是沒有出路的，同時這部小說也能激發人的革命熱情。再如冰心的作品，多提倡愛等，而她對舊社會的絕望、厭惡和否定在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去國》、《到青龍橋去》等。所以，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年代，許多熱血青年因為受左翼文學的影響而投奔到解放區的建設事業當中，傾心於革命。就如舒乙曾說，中國的作家，跟著共產黨走和跟著國民黨走的比例是9︰1。胡喬木當年有一個說法：中國的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准備比俄國更成熟。

　　中國的作家、藝術家，選擇了對中國舊社會的批判，而且是一種嚴厲的、充滿激情的批判，並選擇了革命。與此同時，還存在另一種選擇，即革命選擇文藝和文藝家。中國革命需要什麼樣的文藝家呢？答案很簡單，它要的是真正投身革命，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革命，不怕困難，敢於斗爭，不講小資產階級溫情，也不講舊社會的仁義道德的文藝家﹔要的是堅決遵守紀律，自覺服從大局的文藝家。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就是要明確革命對文學的要求、對文學的選擇，要實現文學的真正革命化。

　　中國有本國的國情。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到，文藝應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應該成為團結人民、鼓舞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精神武器。我們討論一切問題不能從定義出發，而隻能從實際出發。因此，作家要和新的時代、新的群眾相結合。

　　毛澤東提出，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其他都是流不是源。另外，他提出要以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這實際上就提出了文藝工作者的自我改造問題。他還提出了文藝的政治標准和藝術標准……這一系列論斷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

　　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后若干年，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掀起配合革命運動的文藝創作熱潮，涌現出了《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白毛女》等優秀劇目。在文學創作上，當時出現了趙樹理、孫犁等一批優秀作家，他們非常注意藝術的要求和標准，把革命的問題和創作相結合，生動踐行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

　　談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成就：其一，就是激發了一批直接服務於革命、奉獻於革命，並能夠把群眾喚醒的文藝作品。通過文藝的革命化實現了人民的革命化。其二，發掘了大量的民間文藝資源。如秧歌劇、雲南的“小河淌水”、蒙古族的長調等。其三，是歌曲的創作。大量優秀的文藝作品鼓舞了士氣，凝聚了人心。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我們經歷了從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轉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現在，黨中央多次強調，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我們文化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新時期，文學創作需要藝術家有新的創造、新的內涵。

　　目前，人們面對的是文藝的泛濫化，而不是高端化、精英化。因為現在文藝追求的目的、創作的手段都不一樣了，特別是網絡和傳媒的發展，使發表作品變得很容易，但其中很多不是文藝精品。文藝工作一方面提倡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另一方面還要不斷攀登文化藝術的高峰。

　　今天，我們一方面面對全球化和現代化所產生的文化交鋒、文化尷尬﹔另一方面，我們當前最大的任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在嶄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也面臨許多新的有待於討論、研究和解決的重大時代問題，解決的關鍵在於能拿出振聾發聵、感人至深的作品。沒有一個藝術大家是因為環境好，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他才開始奮斗的﹔恰恰相反，正是在奮斗中，在面臨各種挑戰中，他能夠創作出具有時代特質的精品！

　　（作者系文化部原部長﹔本報記者楊賽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