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人類文化發展與十大趨勢

　　彭定安 筆名波陽，1928年出生，江西鄱陽人，中共黨員。1949年參軍，1950年畢業於北京新聞學校。先后任《東北日報》、《遼寧日報》文藝編輯，遼寧社會科學院所長、副院長、研究員，遼寧省社科聯、作家協會副主席，東北大學文法學院院長、教授，第三屆魯迅研究學會副會長。現為遼寧社會科學院資深研究員、東北大學文法學院名譽院長、遼寧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遼寧省優秀專家。著有報告文學《永生的戰士》（雷鋒事跡報道）、《魯迅評傳》、《魯迅學導論》、《創作心理學》、散文集《秋日的私語》、三卷本長篇小說《離離原上草》等。學術著作與文學作品多部（篇）獲省、部級獎。

　　演講人：彭定安　時間：2012年2月28日　地點：遼寧藝術文化研究中心

　　人類在取得空前巨大成就、獲得用高科技裝備和推動的高度發達生產力與巨大財富，以及享受高水平的福利生活的同時，也帶著嚴重問題、巨大麻煩和深沉的憂傷，進入21世紀。人類文化，也就在這種背景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進入第二個十年的階段，作為上世紀的賡續和新世紀的開拓，逐漸形成了新的發展趨勢。這種新趨勢，在全球化的新的世界構造與秩序下，以其雷霆萬鈞之力、洶涌澎湃之勢，席卷整個“地球村”。其中，尤以重要區域、大國和人口眾多的民族，既首當其沖，又蔚為大觀和發展重鎮。中國自然居於其中。

　　就整體觀察和擇其要者而言，有十大發展趨勢，為當代人類文化發展的新潮流。中國之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即身處其中，既受其推動與“牽引”，又受其制約﹔既受惠於此“大潮流”，又作貢獻於它。

　　一、世紀末的“三大反思”與新世紀的三個適度回歸

　　“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和生活律令，已經改變為“時間（與親人——他人和諧相處的時間）比金錢更重要”。

　　對於由於科技發展而帶來的生產力高度發達、經濟迅猛發展、高福利生活和由此引起的社會變異，特別是它的弊端一面，世界有識之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即開始了反思。

　　斯賓格勒1914年問世的《西方的沒落》可謂開其端，爾后，則有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和重鎮的批判，直至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以及湯因比與池田大作的對話錄《展望二十一世紀》等，著述豐厚、批判犀利、說理深邃，全面反映了人類對於科技的發展、物質文明的發達和與其相對應又應該形成合理結構比的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滯后，進行了百年反思。

　　在此“百年反思”的基礎上，在上世紀末，全球性的總結性的反思，則集中於三個方面，我們不妨稱為“三大反思”。這就是：對於現代化的反思、對於科技的反思和對於人的最佳生活方式標准的反思。而且，在此基礎上，提出並實施了三個適度回歸。這成為人類當代文化發展的首當其沖的新趨勢。

　　第一反思提出了“現代性是不是出了問題？”甚至提出“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豎起了一塊牌碑：此路不通！”這個“問題”和“不通”，主要的是指對於大自然的大破壞，對於人類生活於其中的環境的深度的甚至是萬劫不復的大破壞，還有對於傳統的過度破壞，由此還引發了對於人類本性的破壞。這些嚴重的“問題”，導致了“如此現代化的道路不通”。人類要在現代化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就需要改弦易轍。

　　第二反思，則對科技的迅猛與高度發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提出了質疑，特別對於相應的社會科學與人文文化的滯后甚至被輕忽，深表憂慮而呼吁科際整合。科技既有推動社會發展、文化進步的偉力，又具有超常的破壞力。科技不僅對自然造成深度的廣泛破壞，而且已經侵入人類文化，甚至植入人體內，使人體在受到保護和治療的同時，亦受其害而且人性也受到戕害，成為人與社會發展的障礙和對立面。但這不是科技自身造成的后果，更不是科技的本性，而是人類自身的科技戰略和科技思想所釀成的罪孽。因此，現在提出“人性地使用科技”和“使科技具有人性”的口號和科技方針。

　　第三反思則關乎人類生活方式和存在圭臬的根本命題。其根本要旨就是人類生存中物質與精神的平衡問題。權力——金錢——享樂——感官刺激，已經達到一個高峰，人類（當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可以憑著現有的極權——財富——技術，獲得這些物質的身外物，但既得之，卻依舊生活在幸福的門外，更有甚者，許多人倒在了這個夢寐以求的“門外”。由此萌發了對最佳生活方式及其標准的反思，並由此產生了對物質享受的擯棄和對精神生活的追求。

　　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在上述“三大反思”的基礎上，產生了並且已經正在施行中的“三個適度回歸”。一是向自然的適度回歸。人們已經覺醒，人類不能再像以往那樣肆無忌憚地向自然開戰，開發、榨取、掠奪自然了﹔自然已經忍無可忍地實施強有力的報復了。因此，要保護自然、熱愛自然，改與自然為敵為與自然為友，甚至要敬畏自然。在心靈上感受到離自然越來越遠，需要回歸，親近自然。到大自然中去休假，建設“城市中的鄉村”，以至使生存狀態盡可能“順其自然”，“自然而然”。從生活到心靈“回歸自然”。

　　二是向傳統的適度回歸。從生活方式到家庭模式、從人生價值到生命體驗、從日常行為到終極關懷，都向傳統適度地回歸﹔向傳統的愛情、親情、人情適度回歸﹔從權利——金錢——享樂三位一體的“現代人生追求”，向個人與集群和社會的和諧融洽回歸。“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和生活律令，已經改變為“時間（與親人——他人和諧相處的時間）比金錢更重要”。文學藝術從傳統中獲取資源，從古老智慧與藝思中獲得現代靈感。現代人重新體驗傳統中的人性的溫情與和諧，追回失去或者弱化了的社會與人生的認同感、意義感和幸福感。

　　三是向相對朴素的生活回歸。“過朴素生活”成為美國一些人的“生活指歸”﹔日本人現在以豪華的家具為“俗氣”﹔倫敦的市長、美國的駐外大使乘飛機坐經濟艙。人們喜歡生活中多一點“自己動手”，少一點“科技依賴”。“財富服務社會和‘回歸社會’”成為歐美新的富豪的金錢觀和實際行動。

　　二、文化習得、傳播、積累與傳承的第四次革命

　　網絡文化的發展，是人類從未有過的“文化發展的巨大推動機”。同時它也帶來前所未有的“人類性問題”。

　　當代人類文化的習得、傳播、積累與傳承，以及保存和積澱，進入到第四次革命的階段。第一次是語言的產生﹔第二次是文字的創造﹔第三次是印刷術的發明﹔現在，個人電腦的創造和網絡文化的產生，則是第四次革命了。這次革命，其功能之廣泛、高超，超過以前三次革命﹔其傳播速度之快、被掌握和應用之普及與深入、積累之省工而高效，以及積澱數量之大而保存體積又小，都是此前三次革命所望塵莫及的。人類知識、信息之傳播、掌握與應用，均達到“朝發夕知”以至“即發即知”的程度。這對人類文化的發展和世界性交流，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人類知識與智慧的空間，都極大地擴展了，意義十分深遠。它使人類文化的發展，速度極大地加快，空間極大地擴大，普及程度極大地深化。網絡文化的發展，真正是日新月異、廣被世界、普惠全人類。它是人類從未有過的“文化發展的巨大推動機”。當然，同時它也帶來前所未有的“人類性問題”，包括社會的、法律的、倫理的和人性的。

　　三、“科學共同體”的整體合作協調發展與社會——人文科學的側重進展

　　“大科學”——“四大科學部類的共同體”的協調發展，已經成為人類共識和社會實踐。

　　科學並不是如國人習慣的看法，僅指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而是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這四大科學部類組成的“科學共同體”。訴之人類認知的歷史，科學產生之初，是混沌一體的，只是以后的發展才逐漸細密分科，形成四大科學部類。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發揮了極其偉大的作用，為人類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巨大財富和高福利水平的生活，並以人類性靈之光的耀眼的輝煌，大大推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與進步。而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則不免相對滯后發展。因為它的作用是隱性的、悠長的、慢性的、精神性的，也是無價的(無法精確計價的)，還是涉及人的心靈和精神世界的。但是，從上述的對科技的反思中，人類已經感受到並深刻認識到，物質和科技的超乎需求和未加控制的發展，負效應越來越大，需要社會——人文科學來填隙補罅。而且，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社會的發展也需要社會——人文科學與自然—技術科學的配合。“大科學”——“四大科學部類的共同體”的協調發展，已經成為人類共識和社會實踐。人文與科技文化的分裂為兩種文化的狀況，已經在改變。上世紀末就有論者提出“21世紀是社會科學世紀”，這或有偏頗，但不無道理。科學共同體的協調發展，將極大地推動人類文化的進步。

　　這意味著、預示著人類文化分裂成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狀態在打破，在改變，兩者在協調發展，在保持各自的特色與構造前提下融合。

　　四、人類新的智慧蘋果和新的認知圖景的產生

　　“鋤頭象征著第一種文明，流水線象征著第二種文明，電腦象征著第三種文明”。

　　人類在20世紀科技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在網絡文化發展的前提下，對宇宙、對世界以及對生命和人生都產生了新的認識﹔新的自然科學和社會——人文科學的傳統理論，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許多新的理論出現並被証實和認同。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提出，意味著“將可能以生命科學為基礎，融合信息科技和納米科技，提供解決和滿足人類精神生活需要和提高生命質量的最新科技”，在科學上，“可能是生命學革命”，在技術上，“可能是‘再生革命’，包括仿生——創生——再生的三生技術革命”。（何傳啟：《第六次科技革命來了嗎》，載《光明日報》2012年2月6日）憑著這些新興的科學思維和技術創新，人類從“宇觀——宏觀——微觀——渺觀”（錢學森）的“四維視角”和水平上，對宇宙和世界、對人類自身和生命，進行考察和研究，得出了許多並相對成體系的新的認知，構成了人類新的“智慧蘋果”，構成了人類新的認知圖景。在這個新的認知圖景中，人類對宇宙、對世界、對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對人性，對生命與人生，對“存在”這個人類哲學永恆的命題，都產生了新的認識、新的體驗和感受。大自然，在人類面前展開了新的面貌和氣質﹔人也在自然面前展開了自身的新面貌、新品質。馬克思所說的“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的人化”都進入嶄新的世紀，進入更高級的階段。這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新進步，也推動人類文化大踏步前進。工業文明行將結束，“知識文明”時代已經到來，知識成為一切資源的源頭。“鋤頭象征著第一種文明，流水線象征著第二種文明，電腦象征著第三種文明”（阿爾溫·托夫勒、海蒂·托夫勒）“人類文化第二個軸心時代的到來”，這些頗有依據的論斷和期待，鼓舞人類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熱忱和實際行動。

　　五、拯救與重建人類三大家園

　　拯救與重建之道就是：調整文化方向，解決“自然——人——社會”三大緊張糾結的關系。

　　人類的三大家園（自然家園、社會家園和精神家園），現在都遭到嚴重的破壞。身處這種被嚴重破壞的三大家園中，人類遭受種種災難與禍害：環境惡化、大氣層污染、海洋污染、生物滅絕、生態失衡、全球變暖、森林削減、草原毀壞、耕地縮減、能源危機、資源走向枯竭，還有人口爆炸、糧食匱乏、飢餓與疾病施虐、吸毒蔓延、國際犯罪、集體自殺、網絡犯罪、過勞死、家庭解體、政治腐敗等等﹔以及現代病、城市病、物質病、電腦病、享樂病、生理病、性病與艾滋病、精神病、理性病、情感病等等。形成了一種人類現代綜合病症。因此，人類需要並正在拯救這三大家園，同時進行重建。拯救與重建之道就是：調整文化方向，解決“自然——人——社會”三大緊張糾結的關系。從與自然為敵、向自然索取、壓榨自然、剝奪自然和破壞自然，到與自然為友，既取自自然，又保護自然、養育自然，與自然協調共同發展。人是自然之子，而不是自然的主宰﹔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個體是社會集體的一員，人應該在社會之中和與“他者”和諧相處中，來認識自身、實現自我，愛國家、愛民族、愛親人、愛他人、愛集體，要“善與人處”，尋求社會和諧，整合人際關系，調整生活節奏和勞動強度，不能隻為自己、隻顧自己、隻愛自己，這是萬惡之源也是痛苦之源。

　　這樣，自然家園、社會家園和精神家園，才整體性、整合性、和諧性地得到發展，人與自然、社會、他人互相養育、共同繁榮。這種新的認知和共識，已經和正在人類之中萌發、生長、發展，有的群體在如此實行或部分地施行，有的有了認識，心向往之。當然，也有人並不認同，仍然“我行我素”，甚至鄙棄和反其道而行之。

　　但當代人類文化的大趨勢是如此，在發展，在逐漸形成潮流。

　　六、環境意識的覺醒與生態倫理的產生和發展

　　大自然巋然聳立於人類面前，所有人類行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檢驗、考核和審查，不可“逆天行事”。

　　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的家園，但現在，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這個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已經遭到嚴重的破壞，地球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自然家園被人類行為糟蹋成危園。自然已經被迫實施對人類的報復，其力巨大無比，非人類所能抗衡。因此，環境保護意識從上世紀60年代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問世以來，日益發展，已成全球巨大浪潮。環保意識成為現代意識的主要標志和內涵。生態倫理的提出，把環境——自然納入人類倫理范疇，人倫——社會——自然組成人類倫理的三位一體的結構。自然進入人類倫理范疇，人類的倫理生活與存在，不只是涉及人類自身，也不僅是涉及他人和社會，而且涉及大自然。大自然巋然聳立於人類面前，所有人類行為，都要在自然面前受到檢驗、考核和審查，不可“逆天行事”。在環境意識和生態倫理的“監護”下，人類既要回視、檢查已經被破壞的自然，實行力所能及的“補天”﹔更要“防患於未然”，實施嚴格嚴密的環保舉措。這些已經成為人類文化進步的重要行動和巨大動力。反之，則是文化上的退步與災禍。

　　七、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文化發展的深度結合

　　這種深度結合，不僅是能夠推進經濟發展，推進現代化進程，而且足可預防、阻遏和消減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效應和災禍。

　　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城市化，總是產生重重問題、諸多麻煩，危及社會和人自身。這種狀況，在發達國家嚴重存在，在發展中國家則問題叢生並日益嚴重。不過，問題和麻煩已經引起深度的注意，防范之策眾多，堵塞與拯救的行動也已經實施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結合、與文化結合。國際社會學界，關於現代化的指標體系有多種多樣，但不同的種種指標體系中，有兩條是共同具有的，這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結合，人的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現代化同步。這兩條，要求並預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的深度結合。這種結合，是與前述各項同步並存的，是它們的內涵與要素之一。這種深度結合，不僅是能夠推進經濟發展，推進現代化進程，而且足可預防、阻遏和消減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的負面效應和災禍，進一步，更構成並推動人類認知的發展、新的智慧蘋果的豐碩和三大家園的重建。

　　八、向東方文化的回眸與從古老智慧中獲取現代靈感

　　人們發現東方文化精神和思維方式，恰是可以彌補缺陷並與之“相反相成”的“異體文化”。

　　這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新文化趨勢，歐洲中心論和歐洲文化居於統治地位的狀況，已經打破，其偏頗、缺陷和負面作用，也已被廣泛認同。人們發現東方文化精神和思維方式，恰是可以彌補缺陷並與之“相反相成”的“異體文化”。即拿中國文化來說，“天人合一”這個固有而悠久的統括宇宙觀、世界觀與人生觀的哲學命題，在本質上就符合消除天、地、人三者緊張關系而達到整合與和諧的企求。它同與之相連的“敬畏自然”的思想精神，在本質上確定了保護自然、與環境共同生存與繁榮的境界，可為當代環保意識和生態倫理重要的思想資源。“開物成務”的外傾型西方文化（錢穆，下同），正可以從“人文化成”的內傾型中國文化中，汲取有用的、堵漏補罅的思想文化資源。湯因比與池田大作關於21世紀的對話錄中，有詳細而具體的論証。美國學者關於“通過孔子來思維”的論述、海德格爾對老子“道”的認同以及西方對老庄哲學的研究與矚目，都表現了西方學界對東方文化的回眸與寄托希望。有的中國學者提出“該中國哲學登場了？”帶著肯定意味的提問與論述，季羨林關於世界文化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多次詳細論証，則反映了中國學界對於這種世界文化呼聲的回應。

　　這種對於東方文化的回眸，除了上述的整體文化發展的意義之外，還有人類智能發展的新體認和功用的價值，這就是“從古老智慧中尋找現代靈感”。這已經不是一種設想或猜想，而是已經存在的實踐和新的思維路向。美國現代派詩人龐德的“歪譯誤譯”中國古詩而創造他的真正現代派詩歌，西方繪畫汲取中國繪畫元素以及西方影劇藝術從中國古代歷史文化中“攫取”資源，等等，都表現了這種從古老智慧中獲取並得到了現代靈感的事例。

　　九、人類文化的轉型與重構

　　轉型，就是從與“自然為敵”向“與自然為友”轉換，在生態倫理思想指導下“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共同生存與繁榮”。

　　基於上述多方面的文化事實與具體實踐，可以看出，人類文化正在新的思維、新的文化現象和新的科技手段等基礎上，實現著整體文化的轉型與重構。轉型，就是從與“自然為敵”向“與自然為友”轉換，在生態倫理思想指導下“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共同生存與繁榮”﹔從偏重科技文化向與之同時重視社科——人文文化轉換﹔增加它們在“科學共同體”中的結構比，“四大科學部類”共同協調發展，東西方文化匯合熔融，建設人類新文明﹔中國傳統文化既不是“中體西用”也不是“西體中用”、西方文化同樣不是這種“體”“用”對立的“二分發”而是世界性的整體人類新文化，在共性中，各民族文化融入區域的與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保留大同中的“小異”。人類從“傳統人”——“政治人”——“經濟人”向“現代——文化人”轉換。重構，就是在科技革命、科技發展的同時，相應發展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提高社會——人文科學在“科學共同體”中的結構比，打破兩種文化的分裂狀態﹔制訂新的科技戰略和政策，以抑制科技文化的泛濫與侵害人類文化和人性的負面作用，增加其人文性和人文關懷﹔結束西方文化的統治地位，增加東方文化在人類文化中的比重並提高其地位，以人文化成的內傾型文化與開物成務的外傾型文化相結合的新的人類文明取代東西文化的分置與分化的狀態﹔以社會人文科學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指導，而以科技為解決戰術問題的依憑，同時參與科技戰略的決策。

　　這種轉型與重構，是同步進行的。在轉型中實施重構﹔在重構中實現轉型。

　　十、走出“人在何處”、“我是誰”的“人之困惑”

　　 從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狀態，從人的矛盾、困惑、苦痛、“勝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與空虛”中，來思考和認識人。

　　人類自有意識和思維以來，自從從大自然中獨立出來，有了自我意識以后，一直存在著一種“天問”——“終極之問”：“人在何處”？“我是誰”？現在，在新的文化發展時期，人類是在高科技和高智能的基礎上，來思考和回答這個終極之問﹔更是在“人——社會——自然”三大關系緊張，並且愧對自然、反思自身的基礎上，又還是在對人生和生命都產生困惑的情況下，來思考和試圖回答這個“人的立足點的原問”。現在，明確地認識到，人類不會是宇宙的孤兒﹔人生活在地球上，是自然的一員，乃自然之子，既依賴自然為生，又需養育自然﹔人又是社會關系的總和，每個個體俱是依憑他人——全社會而生存、發展，人應該在與“他者”相對並和諧相處中，來認識自己、發展自己、實現自己，財富和權利都應該是回報社會、回歸社會的身外之物。笛卡兒說“人是智能實體”，富蘭克林說“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達爾文說“人是動物本能”，拉·梅特裡說“人是機器”。現在，不再一般地和僅僅從生物的、知識的視角來認識人，把人從宇宙和自然之中孤立出來認識人，同時，也不是平面和靜態地來認識人﹔現在是從宇宙一員、自然之子的“身份”，從人的生存，人的文化狀態，從人的矛盾、困惑、苦痛、“勝利之中和之后的反思與空虛”中，來思考和認識人。這樣就是歷史地、綜合地、整體地，在極為擴大、渺遠而又極為精細、深微的狀況下，來考察、思考和認識人，並得出相應的結論。“人在何處？”“我是誰？”——“人：自然——社會——他人——自身﹔和諧匯融，共同生存、發展、繁榮”，這就是回答。但這還不是終極回答﹔也不可能有終極回答。但這個階段性回答，會管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當前，在這個回答的基礎上，人類則正在“走向回家的路”。回哪個家？回自然之家，回文化故土，回精神之寓，如此解脫倒懸在和沉溺於金錢權利之中的、已經難於承受的生命之“虛”與“輕”，以增加生命之重以及它的意義和終極價值。

　　結語與思索：

　　面對這樣一些極為粗線條的、掃描性的，對於當代人類文化發展的新趨勢，我們來思考國家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自應有所思、有所悟、有所為。這裡不可能哪怕是稍微一點的細說，隻大而化之言之。首先，是需要總體思考大體符合人類文化發展的大趨勢，擇其要者而取之﹔第二，需要依據本身的特殊情況（地域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具體地採用和實施。第三，其中重要的方面，極需認真落實。這對於我國的現代化事業，對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於貫徹執行科學發展觀，以及實行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都是極為重要的。其中，戰略性和總體性的是，實現民族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換，在這個進程中，實現民族文化的轉型與重構。還有首當其沖就是保護自然、堅決制止破壞環境的“建設”，保護傳統，遏制對傳統、對民族文化、對歷史的忽視、輕忽、鄙棄以及否定過多，解決社會生活中的三大傾斜：重物質、輕精神，重科技、輕人文，重個人、輕群體。解決經濟熱、文化冷以及“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狀態。糾正對文化發展的重物質輕人文，對科學共同體的重科技、輕人文——社科偏頗。急速樹立民族性的，尤其是知識和干部群體的文化關懷與文化情懷，尊重文化、支持文化發展，注意追求經濟效益之外的社會效益和文化效益。

　　

　　有一點值得特別提出和重視：我們現時的文化狀態和發展趨勢，在某些重要領域和方面，存在與上述世界文化發展趨勢背道而馳，至少是存在距離的狀態下發展的問題，因此也存在“尋跡而行，走人家走過的彎路”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會要、現在也正在付出沉重的代價——經濟——社會代價和人文損害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