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見証和參與中國的發展而自豪

　　美國當代中國問題和東亞問題專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教授施樂伯（Robert A.Scalapino，羅伯特·斯卡拉皮諾）於2011年11月1日因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並發症在美國加州的奧克蘭去世，享年92歲。施樂伯曾經與費正清、鮑大可二人並稱為美國的“三大中國通”，對美國的當代東亞研究、當代中國研究、美國的亞洲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東亞各國的對美外交政策。

　　創立伯克利東亞研究所

　　施樂伯於1919年10月19日出生在美國堪薩斯州，1940年畢業於聖塔芭芭拉學院（即后來的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獲學士學位。在大學期間，施樂伯本來准備研究關於國際聯盟的問題，但珍珠港事件改變了他的學習方向。1943年到1946年，施樂伯在位於科羅拉多州的美國海軍語言學校擔任美國海軍情報官員，通過這個工作學習日語，並深入研究日本問題。1943年和1948年，施樂伯在哈佛大學分別獲政治學專業碩士和博士學位，其論文指導教師之一是著名的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哈佛畢業后，施樂伯留校擔任了助教工作。為了使自己的東亞研究領域不僅僅局限於日本，他開始學習中文。那時，剛剛回到哈佛的費正清邀請他加入中國研究的行列。在哈佛任教一年后，施樂伯轉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系任教。1978年，他創立了該校最大而且接受捐款數量最多的東亞研究所（IEAS），並成為首任所長。

　　偏重政策分析 解讀歷史文化

　　在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施樂伯一直筆耕不輟，發表了553篇論文，出版著作39部。其中，很多著作是他與華人學者、日本學者和韓國學者合作撰寫的，內容多為中國、日本、朝鮮和韓國等亞洲國家的政治問題以及美國與亞洲的關系問題，與中國問題有關的書籍包括《現代中國與中國的革命歷程》 （Modern China and Its Revolutionary Process）、《發展的政治：對20世紀亞洲的評述》（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Perspectives on Twentieth-Century Asia）、《最后的列寧主義者》（The Last Leninists: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sia’s Communist States）、《從萊文沃思到拉薩：經歷大變革年代》（From Leavenworth to Lhasa: Living in a Revolutionary Era）。

　　施樂伯的研究有他那個時代的特點，很多政治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方面的理論和學派還沒有成型，統計分析和形式模型之類的分析方法佔主導地位的局面尚未出現。施樂伯本人也不是以提出重大或高深的理論而著稱。他更偏重於政策層面的分析，而不是宏大理論的建構或對理論假說的驗証，其研究成果更多體現為對東亞歷史、政治和文化的感悟、分析或解讀。

　　施樂伯在學術界享有崇高的聲譽。他是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還擔任很多學術機構的領導職務，是包括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亞洲基金會、亞洲協會、大西洋理事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外交關系協會等多家智庫和學術機構的名譽主席或董事。從1962年到1996年，他還擔任著名的亞洲研究學術期刊《亞洲概覽》（Asian Survey） 的主編達34年。

　　“中國將在20世紀末成為世界強國”

　　施樂伯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智囊。他積極參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用知識和學術觀點影響美國政府的亞洲政策走向。

　　1959年，位於舊金山的智庫“康倫協會”應美國參議院對外關系委員會之邀，提交了一份關於美國對亞洲政策的研究報告。年僅40歲的施樂伯執筆了其中的東北亞部分，並作出了新中國政權已經穩固，中國將在20世紀末成為世界強國的判斷。這是他第一次較為全面地提出了對華政策新建議，該建議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后美國調整其對亞洲和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影響到了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鬆三屆政府的外交政策，對中美關系逐漸走向良性互動的歷史歷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政策建議包括放寬對華貿易禁運﹔贊成中國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安理會理事國﹔給予中國事實上的承認等。但這篇報告中提出的“兩個中國”，並在必要時支持台灣獨立的的政策主張，則是海峽兩岸中國人幾十年來一致反對的。

　　1966年，施樂伯與幾位中國問題專家共同創建了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並擔任首任主席，對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推動作用具有積極的意義。

　　“謹慎樂觀”“總體上看是有希望的”

　　從1965年到1980年，施樂伯一直擔任美國國務院東亞和中國事務的顧問，曾經為多位美國總統做過咨詢工作，為數任美國總統作訪華前的情況介紹，還為眾多美國外交機構乃至一些亞洲國家的外交部門提供政策建議。

　　施樂伯從小受基督教衛理公會教義的熏陶，對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念的信仰堅定。在政治態度上，他持一種傳統的溫和保守立場，反對暴力革命，對東亞各國在20世紀由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持負面的態度，支持或同情市場經濟和西方模式的民主體制在東亞的發展。

　　雖然如此，但施樂伯的學術思想和政策建議卻不受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是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具有很強的務實性。因此，他擅長與各種人打交道，包括意識形態方面的敵手，也能夠傾聽各方面的聲音，以學者的身份為美國開展公共外交活動。在亞洲的熱點問題上，他積極斡旋，努力促成相互理解，探求解決方案。東亞各國的政治人物和學術精英也常常希望通過與施樂伯的交往來影響美國的相關政策。

　　在對外交政策進行分析時，施樂伯習慣用的一個口頭禪是“謹慎樂觀”（cautiously optimistic），常常認為當前局勢的發展是“總體上看是有希望的”（generally hopeful）。在很多復雜多變的政策問題上，他都認為相關的政策發展能夠對困境的改善產生影響。

　　教書育人也是施樂伯學術和政策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在各類學術組織中從事了幾十年的教學與行政工作，還在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長期講學。他的學生遍布美國和東亞各國，其中很多人在學術、政府政策和商業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與中國沒有個人情感關聯的“中國通”

　　雖然施樂伯與費正清、鮑大可和白魯恂是同一時代的學者，但他的成長背景卻與這些“中國通”們有一些顯著的不同之處。

　　首先，與施樂伯同時代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往往是與中國有著深厚的淵源。他們對當代中國研究的投入，以及對當代中國發展的觀點和看法都深受個人在中國經歷的影響。而施樂伯既不是在中國出生，1949年以前也沒有在中國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經歷，與中國沒有個人的情感關聯。1972年10月，即尼克鬆訪華的10個月后，施樂伯才作為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董事會成員，應邀首次來到中國。

　　其次，與同時代的大多數美國“中國通”把主要經歷甚至全部精力用來進行中國研究不同，施樂伯的東亞研究是以日本為起點的，后來隨著美國在東亞的介入政策需要而逐漸擴大到中國、朝鮮和東南亞。可以說施樂伯的研究范圍涵蓋整個東亞地區，當代中國問題只是他研究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然，他后半生的研究則越來越突出以中國為重的特性。

　　最后，對東亞各國的區域研究通常要求學者對於研究對象的語言和文化知識有相當的把握，還應該有個人在實地親身的體驗。雖然研究涉及很多東亞國家，但施樂伯承認自己並非語言天才，中文能力也並非強項，但其行蹤卻遍及東亞和東南亞各國。他曾經62次訪問中國大陸，多次在中國和日本長期講學授課，還擔任北京大學名譽教授以及北京論壇學術委員會顧問等職務，與中國各界的聯系密切。

　　近幾年來，施樂伯對中國改革開放在社會開放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成績，總體上都給予正面的評價，看好中美經濟關系和中國的發展前途，不贊同流行的“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

　　回顧自己一生，施樂伯很高興自己當初沒有去研究中東或非洲，而是以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為研究對象。他認為自己的學術成就與東亞的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並為自己見証和參與了東亞的歷史進程，包括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而自豪。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