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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谢家智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设计及路径选择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2AGL008），最终成果为专著《社会脆弱性视角下巨灾风险管理的机制及路径选择》。课题组成员有：陈利、车四方、涂先进、姚领、张明、陈启亮、李屹然。
现代社会因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快速变化，风险生成、传播与扩散机理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巨灾系统的复杂性、脆弱性呈现新的特征，传统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模式受到极大挑战。虽然灾害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是人类社会在自然灾害面前具有“脆弱性”的原因，并提出了“反脆弱性发展”理念。但是，学界对巨灾风险脆弱性的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巨灾风险的扩散与放大机制仅仅停留在“框架”阶段，巨灾风险社会协同治理的目标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阶段。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明确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巨灾风险治理需要积极发展和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参与风险管理，改变我国在风险管理中的“强政府弱社会”和政府主导的“单中心”管理格局。该成果引入多学科的理论和工具，创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脆弱性视角下的巨灾成灾机理、反脆弱性路径、巨灾风险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等核心问题。
一 成果的主要内容与重要结论
（一）巨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巨灾风险的成灾及放大更取决于风险的社会行为
现代社会巨灾的发生是“天灾”与“人祸”的共同作用。灾害的发生，以及损失的扩散和放大往往因为人类的“社会行为”。因此，巨灾风险的“社会行为”研究成为巨灾风险管理的重心。社会的脆弱性和抗逆力是巨灾风险“社会行为”的两个重要属性。社会脆弱性表现为“易损性”和“抵抗力”，脆弱性与灾害损失呈正相关的关系；抗逆力则表现为对灾害冲击的“恢复力”，与灾害损失呈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巨灾风险威胁既取决于灾害因子自身，更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脆弱性和抗逆力。人类“社会行为”对灾害具有“放大”或“减缓”的作用。巨灾风险也许不可避免，但是，巨灾风险的传递路径可改变，巨灾损失的承受能力可调节，巨灾损失的不利影响可控制。该成果引入了社会脆弱性与抗逆力的灾害模型，揭示了巨灾的成灾机理；构建脆弱性与抗逆力的评价体系及评价分析，对“中国情景”下的巨灾应对提供了重要依据；基于风险扩散与社会强化机制理论构建的风险放大评价结果，为反脆弱性管理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二）巨灾风险主体的风险认知及行为决策具有特殊性，提高政府和社会信任度有助于优化风险理性决策行为
不同于普通风险，巨灾风险认知是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并受到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风险认知影响风险行为决策。基于风险认知理论，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设计巨灾场景，验证了面临巨灾风险，行为主体更倾向于采取风险偏好行为决策的研究假设，巨灾风险的低概率特征容易引起风险主体的侥幸心理和风险冒险偏好，具体表现为缺乏购买商业保险进行主动风险管理的意识；另外，巨灾发生的时间压力、心理压力、信息不畅等使得人们往往采取非理性的、从众的行为决策。研究表明，提高社会成员对政府及社会的信任度，可减轻人们对巨灾的恐惧感，促进理性行为和社会的有序。反之，将加剧风险冒险行为并诱发巨灾危机。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方法研究政府参与和支持背景下家庭与保险公司决策的优化条件，研究表明，风险主体的行为决策受到周围群体行为的影响，从而形成群体间行为策略选择的相互依赖。政府的资助补贴可以极大影响理性的“从众行为”。
（三）社会协同治理是巨灾风险管理的目标模式，协同治理机制设计是巨灾协同治理的关键
降低巨灾风险社会脆弱性需要扩大参与主体的“社会性”，提高管理的“主动性”，增大损失分散的“稀释性”，增强治理的“协同性”。巨灾风险系统是由复杂网络构成的复杂系统。传统巨灾管理缺乏对巨灾复杂系统的认知和研究，因而对系统脆弱性的产生、巨灾灾变的形成、系统协同治理的研究难以深入，导致风险管理难以摆脱“从灾害到灾害”的管理陷阱。复杂系统科学理论及巨灾风险管理的实践表明，巨灾复杂系统需要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治理已成为巨灾风险管理的目标模式。但是，协同治理也会面临协同失灵的困境。协同治理涉及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参与、多目标的社会诉求、多环节的社会配合、多渠道资源的社会整合。实现协同有序的重要条件是构建强大的沟通机制、参与机制、学习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需要解决风险治理中的治理目标整合、权利分配、制度保障等关键要素。
（四）反脆弱性是系统工程，构建现代风险管理制度和机制是关键
影响风险脆弱性的因素和环节相当复杂，灾害风险的脆弱性管理也是一个复杂系统。巨灾风险社会脆弱性首先表现为制度的脆弱性，构建现代巨灾风险管理制度是前提，包括现代综合巨灾风险管理制度、巨灾管理准备制度和巨灾风险法律保障制度。巨灾损失的“集中性”必须借助于丰富的融资工具实现损失承担的“分散性”。巨灾损失分散与融资机制不仅需要解决融资缺口问题，还需要有利于促进减灾防损和兼顾效率与公平。风险知识缺失、风险认知偏差、风险沟通障碍等因素会加剧风险冲突、增加风险脆弱性，强化巨灾风险教育与风险沟通制度能够极大降低风险社会放大。脆弱性是将风险事件转化为危机的“催化剂”，突发事件酿成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脆弱性。而危及的发生及程度的扩大反过来又会放大社会脆弱性。有效的应急管理与巨灾危机应对将极大减少风险威胁和损失，同时增强反脆弱性的管理能力。
二 加强脆弱性管理，提高巨灾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巨灾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法制保障能力
现行风险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善，相关法律规定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导致在灾害管理中往往出现运用行政手段代替法律应用的现象。因此，巨灾治理的立法工作较为迫切，如《建筑物标准法》《巨灾风险监测法》《巨灾灾害减轻法》《巨灾保险法》等。
（二）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促进多元协同治理
社会转型、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背景下的巨灾风险治理需要积极发展和引导公民社会组织参与风险管理。应加快政府的放权，积极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引导和培育公民社会，增强专业市场组织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巨灾风险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实现从巨灾治理的“大政府小社会”向“大政府和大社会”转变，从危机管理向风险治理转变。
（三）强化巨灾教育与沟通，增强公众参与能力
加大风险教育和风险沟通是减少风险冲突的重要途径，也是进行巨灾风险反脆弱性管理的重要路径。强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以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形式开展巨灾风险教育，共同推广形成巨灾安全文化。拓展沟通平台、创新沟通机制与方式、充分运用社交新媒体积极开展双向沟通、引导群体情感，从而减少风险冲突，提高社会协同的有效性。
（四）加快政府改革进程，提高政府和社会公信力
公信力是政府治理和服务社会的客观能力，最终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体现了政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制建设程度，反映了社会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社会公信力的提升要求政府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透明的政府。加快政府机构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可以有效提升政府形象和效率、增强政府公信力。
（五）保障灾害预防投资，提高灾害主动管理水平
积极预防是最有效和最低成本的风险管理手段。建立政府稳定的预算制度，保证灾害预防投入的制度化，逐渐提高灾害预防投入占GDP的比例；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预防投入体系，保障预防投入的社会化；强化灾害预防在规划和投资的过程管理，将灾害预防纳入城市规划布局、产业发展规划、工程建设与施工之中，提高规划和发展的灾害预防能力；加快风险监测技术和装备开发速度，提高科技防灾水平；大力发展灾害信息系统，提高灾害信息化管理能力。
（六）积极发挥社区作用，完善风险治理网络结构
巨灾风险协同治理依赖于构建多层次、多中心，并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的协作网络结构体系。现存的政府主导的线性模式和单中心治理模式的风险治理网络未能有效连接社区，社区未能有效发挥作用，表现出较大的脆弱性和较差的协同性。更为重要的是，在风险治理网络中，社区既是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又是连接企业、政府和家庭的桥梁。因此，强化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作用，是社会协同网络治理的重点和薄弱环节，是防止“孤岛”效应的有效手段。
（七）加快巨灾保障工具创新，提高风险分散能力
应加快巨灾保险的立法工作，积极营造巨灾保险的发展环境，加快发展巨灾保险和再保险，充分发挥保险在巨灾风险损失分散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巨灾债券、气象指数保险、巨灾股票等类型的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发挥保险产品在资本市场的筹融资功能及损失分散功能；扩大巨灾基金的来源渠道，构建不断增长的巨灾基金。探索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综合巨灾基金，也可建立地震、洪水等专项巨灾风险基金；建立政府与市场高效协同的巨灾风险管理机制，实现各类风险管理工具协调配合。
三 成果的价值
该成果区别并深入研究社会脆弱性与抗逆力的关系，进一步揭示巨灾的社会属性，对巨灾风险的成灾机理、灾害损失的扩散与传播的机制进行研究；以社会脆弱性理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感知理论、风险沟通理论为理论基础，创新探索风险扩散与社会强化机制理论；运用协同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研究巨灾复杂系统结构与特征，吸收复杂系统科学的思想，研究巨灾复杂系统的属性和行为特征，并利用协同学理论研究巨灾协同治理的机制设计。这些研究视角和理论的探索对促进巨灾风险管理理论创新具有积极作用。通过构建脆弱性和抗逆力的多维度分析与评价、巨灾风险扩散与放大的分析评价，运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进化博弈论、决策论等分析框架，研究巨灾风险主体行为偏好与决策等研究设计，夯实了巨灾风险管理的微观分析基础，并通过神经网络法、熵权法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巨灾风险理论的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对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创新也具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