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媚：北京官话雏形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宋元南北官话方言词汇比较研究”负责人、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在唐代，今天的北京地区属于幽州，自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脱离中原王朝统治，成为辽金两代的战略要地和语言文化交融中心，而北京官话正是在辽金少数民族语言和北方汉语接触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语言学家林焘云：“所谓元大都话，实际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城区的汉族人民和契丹、女真等族经过几百年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到元建大都时已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

民族融合伴随着语言融合

早期北京官话兴起于契丹语、女真语和北方汉语的融合。契丹族首领阿保机于唐室衰微中乘势而起，称帝建辽；女真自12世纪崛起于东北，相继灭辽及北宋后建立金朝。辽金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经常发动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把原来各自生活的汉、女真、契丹、奚等民族交叉迁到一块杂居”，而这也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语言融合。不过契丹、女真入主中原后，政治上虽处于统治地位，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为改变这一事实，他们都注重吸收包括政治制度、儒家思想等在内的汉文化元素。为此，辽道宗下诏“颁五经传疏”；金熙宗“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后能赋诗染翰”；金世宗“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辽金统治者还把通婚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政策，“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此，“操不同语言的不同民族，通过婚姻结成一个小小群体，除了会导致所生后代的血统融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语言的密切接触甚至融合”。

民族杂居、通婚和辽金人们对汉语、汉文化的推崇学习，加上汉族发达经济文化的后盾支撑，汉语的优势地位得以凸显。尽管在辽朝统治期内，契丹语并未融于汉语，但在金代前期已极为流行，在母语各异的北方民族中间被作为共同语。如1125年许亢宗为贺金太宗继位受命使金的行程录中就有记载：“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撤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室韦，东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

金朝中后期，战争频仍，加剧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入元以后，契丹、女真与汉人融为一体，“若女真、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真生长汉地，同汉人”（《元史·世祖纪》）。契丹、女真融于汉族，同历史上匈奴、鲜卑、羯、氐、羌、满等民族融合一起奠定了“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形成的基础，而融合后的共同语就是“汉儿言语”，即今北京官话雏形，是一种以汉语语音成分、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为主体，有着阿尔泰语（契丹语、女真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影响痕迹的汉语变体。

北京官话

对辽金“汉儿言语”的继承性

以词汇为例，由于记录文献的缺乏，辽代的“汉儿言语”尚不可详考。反映金代“汉儿言语”面貌的当属两种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宋语言词典》收录两种诸宫调始见于宋金的新词新义602个，均为汉民族固有词，被《汉语方言大词典》收录230个，其中标明“官话”并以金元北方官话文献为例证的词条85个（不包括标明“官话”而南北均用者和仅举诸宫调例者），占全部收录词汇的36.96%，且部分词语在今北京话中仍在沿用，如腌臜、挨靠、出挑（出跳）、疯魔（风魔）、苦、劣角、生受、手脚、胎孩（台孩）、一刬、一星星（儿）等。

词义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大部分词已消失不用，少部分词改变了原有籍贯，如“二四”今用于江苏邳州、“慕古”今用于晋语、吴语和昆明话中，尽管“垂直”传承下来的方言词汇并不是很多，但从古今对应情况来看，多少能反映出今北京官话对辽金“汉儿言语”的继承性。如“劣角”（乖劣，顽皮义），初见于《董解元西厢记》卷一：“秀才家那个不风魔，大抵这个酸丁忒劣角，风魔中占得个招讨。”目力所及，宋金及其后文献均未见，经察《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方言辞书，今主要使用在北京官话中，如“这个孩子真劣角，变着法儿淘气”，可谓一脉相承。再如“挨靠”（依靠义），首见于《董解元西厢记》卷三：“小生客寄，没个人挨靠。”管及所见，其后文献两例，即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您孩儿无挨靠，没倚仗，深得他本人将傍。”邓玉宾《粉蝶儿》：“金珠宝贝休挨靠，天符帝敕难逃。”关汉卿，大都人；邓玉宾，籍贯不明。除去籍贯未明的邓玉宾例，金元两例均用于北京官话中，检上述方言辞书及各地方言词典，今亦主要见用于北京话中，为儿化的“挨靠”，即“挨靠儿”，用作名词，指所倚靠的人或物，今北京话义显系古大都话义的引申，传承关系不言自明。当然，辽金汉儿言语在以“北方汉语为词汇供给语”的同时，亦吸收部分少数民族词汇，如见于宋金其他文献中的“捎空”“歹”即是这方面的例证。

辽金“汉儿言语”融入阿尔泰语的一些特征。词汇情况如前，语法方面，学界讨论颇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辽金汉语中的SOV句型、比拟助词“似”“也似”、第一人称代词复数包括式和排除式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缘于阿尔泰语影响所生；语音上的特征学界鲜有论及，兹举一例，“儿化”（“儿”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只是一个卷舌动作）是官话区普遍存在的一种重要语言现象。北京官话尤为典型，而这种语音现象最早见于辽金时期，如《董解元西厢记》卷六【黄钟宫·出队子·尾】：“马儿登程，坐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儿离得远如一步也！”例中“一步”和“一步儿”显系同意，一个用“儿”，一个不用，在排除押韵等因素的前提下，这说明“儿”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音节，只是一个儿化音符号。

北京官语“儿化”

系番汉接触的产物

通过考察“儿缀”的发展演变证实其是一种汉民族固有的通语现象，其中“儿”为后缀语素，自成音节，唐时读“汝移切”，拟音为ȵie。但是“儿缀”在辽金时期发展到“儿化”既有汉语语音的自身演变，又有外来的影响。

首先，“儿”音的演变。自唐迄宋，“儿”之读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学者从声母和韵母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方面，同时参照宋代韵图所标明的“等”的变化情况，就把儿音演变的问题和汉语i韵母发展为I（舌尖元音）韵母的问题联系起来了。接着在重点讨论宋金时期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是《董解元西厢记》中的“儿缀”，并和相同或相近时期口语材料中的“儿缀”进行了详细的比对研究后，得出“我们不敢说这一阶段‘儿’的音质是ri（日）或者已经变成了er（儿），但我们可以断言决不会停顿在‘nie’的阶段是无问题的”结论，态度审慎，令人信服。

其次，外来的影响。有的学者利用辽金资料中的对音情况进一步证实辽金时“儿”的音值已是“er[ɚ]”，如《辽史》中对译“ger”为“狗儿”，“dargan”为“牒尔葛”，“dong el”为“东儿”等，将音节末辅音r、l对译为“儿”系列字；《金史》中对译“sigur”为“师古儿；石狗儿；赤狗儿”，“bar”为“八儿”，“cenl”为“陈儿”，“lul”为“六儿”，亦将音节末辅音r、l对译为“儿”系列字；并详细说明了阿尔泰语系中辅音音节r、l具备产生[ɚ]的音理条件，以此“可以看到民族语对音汉语儿系列字的，只有r、l两个辅音，可以断定儿系列字的音值是[ɚ]”。

“儿”音的发展演变，再加上外来语译音影响的推波助澜，“儿缀”在辽金时期发展成“儿化”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一番汉接触产生的“儿化”又为北京官话肇端于辽金“汉儿言语”添一力证。

综上，北京官话的形成缘于契丹、女真语和汉语的接触交融。在番汉语言的融合中，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加之汉语自身的特点及其使用人口的众多等条件奠定了语言和文化融合过程中的竞争优势。最终，在母语各异的北方民族中北京官话取代契丹、女真语而成为共同语。而融合后的共同语在以汉语构造元素为主体的同时，亦吸收一定的阿尔泰语成分，体现了汉语、汉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