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

南京大学蔡仲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项目批准号为：13AZD026），最终成果为同名论文集《重审划界问题———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中的伪科学》。课题组成员有：邢冬梅、刘鹏、韦敏、田静、胡中俊、戴玉、张燕。

一 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所使用的方法

研究目的：在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视域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论”（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简称STS）的“实践转向”中各流派进行逻辑重构，展现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STS本体论，并从这种哲学去反思“地方性知识之困境”。

研究意义：传统哲学对科学的解读，是基于抽象的模式或理论，而不是科学赖以生成与演化的实践或生活世界，从而导致一种错误的“科学”形象。当“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把研究视角转向科学实践时，科学哲学走向了科学实践，走向科学“得以起源的生活世界”。通过扎实的案例研究，追踪与分析科学事实及其合理性是如何在物质—概念—社会共聚的时空中共舞而生成出来的，以及科学事实所带来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共演的历史，这就构成了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主线。

研究方法：一是STS的“跨学科”方法，二是文本解读，三是史论结合。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从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出发，在哲学的反思、社会学的经验案例和科学史的材料相结合中，在逻辑上重构科学

实践哲学的发展线索，综合出“生成本体论”。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构成了STS本体论转向的基本出发点。拉图尔认为，实践活动不会在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我们要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保持对称性态度，以追踪科学家的实验活动。这就是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石———“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拉图尔之所以提出这一原则，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哲学对科学的解读，是基于抽象的模式，而不是科学赖以生成与演化的实践或生活世界，由此产生出一种错误的“科学或数学”形象（怀特海），出现了文化意义上的“欧洲科学危机”（胡塞尔）。解决这种错误的正确途径就是要恢复被主流科学哲学颠倒了的科学实践、作品与哲学重构之间的关系，从“实践”的角度去重审科学哲学的合理性问题。这就是当下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的起因。基于这一原则，拉图尔提出了自然—社会混合本体论，以消解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不对称性”与布鲁尔的“方法论的对称性”所带来表象主义的两难困境。拉图尔把这一原则与人类学的微观分析和实践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将符号学之模态分析的方法纳入进来，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实验室研究进路，这种研究进路的核心点就是科学（事实）之微观（实验室）的建构。

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符号学特征使它重新陷入逻辑实证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窠臼，背离了其初衷———追踪实验室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实践活动。同时，行动者网络理论放弃了科学的合理性，走向了相对主义。

随后的批判性发展出现了：（1）皮克林不满“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符号化特征，运用局部对称性原则，分析了科学实验中“冲撞的辩证法”，提出了实用主义的实在论；（2）林奇的常人方法论扩展了“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中的人与仪器交织的具身性活动，从实验过程的客观逻辑的角度，开启了重新理解科学合理性的新途径；（3）哈金的历史本体论强调“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中主体的能动性，从人类在其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六种思维风格（数学的、实验的、假说的模型化、分类的、统计的和历史—起源的思维风格），去探索科学事实的生成与演化历史；（4）海尔斯的具身性后人类主义突出了人—机耦合中的主体这一方。当今高度发展的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等极富想象力的高难度科技手段正在改变着人类，使人类成为“赛博体”，使我们进入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时代。当然，我们不能离开科学家的具身性活动去理解科学技术，更离不开具身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实践世界；（4）哈拉维的赛博技科学观关注主流的技科学“忽视了谁？为谁？使谁受益？”的伦理问题。她提出了“负责任的科学”的两个伦理维度，即认知的伦理与科技的伦理责任；（5）当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为研究科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历时性分析工具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扩展了对称性原则中科学家实践的体制安排，为科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共时性的规范结构。总之，这些理论目标都是让主流科学哲学的抽象思辨回归到科学家实践的生活世界。

这种回归产生出一种具有历史感与时间性的实践哲学———生成本体论。

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绘制出广阔的人类—非人类的网络，在其中实践得以形成和定位，科学哲学返回科学实践。其创新意义如下。

（1）当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把研究视角转向科学实践时，科学哲学走向了科学得以起源的“生活世界”。它认为事实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的辩证共舞过程中生成的，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真实地涌现、生成或内爆出来，并在历史中不断演化着。与此相应，科学的合理性不是对先验存在对象之表象性反映，而是在历史与时间进程中生成的东西。

（2）科学普遍性是科学实践的生成结果。科学的普遍性是实验室的标准化、认知方式的标准化与体制安排的标准化、西方科学与非西方知识，聚集在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中生成的。因此，普遍性不是“方法论过滤”造成的既成事实，也不是所谓“西方霸权”的版图，而是人类与物质世界在特定的全球化时空中机遇性相聚而造就的历史与现状。

（3）当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说人与物相互共舞时，并不是简单地说某物和某人都参与了某一活动，而是指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界定的过程，并且在这种相互界定中，彼此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塑着我们，这是一个双向的建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物质与符号的界限、意义与对象的界限等，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关系之中才能呈现出来，用梅洛-庞蒂的话说，这是一种“自我—他人—物”的体系的重构，一种经验得以在科学“现象场”中的重构。

（4）这些重构的结果会使社会秩序产生对称性变化。这样，科学的认识

活动会产生真实的社会效果与伦理责任。因此，科学哲学不能仅仅把科学限制在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它要求认识主体要对自身的预设、界限、权力、效果等方面进行反思。这种双向建构决定了科学的认识论、本体论与伦理学相结合的可能性。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它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总是与特定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因此，作为干预性实践活动的科学，要对自然界的存在负责，要对与认知主体相关的他者负责，要对其社会结果负责。

（5）把伦理价值引入科学中，合理性问题并不会因此消失，因为合理性关联着的是科学家的行动，而不是抽象的科学规则。由此，人们就会发现真理不仅是事实的问题，还是价值的问题，是事实与价值相结合的真理———“有意义的真理”（基彻尔）。如果要使价值因素有效地贯穿于科学研究之中，保证科学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我们就要把诸如客观性之类的抽象范畴转变为科学家行为的规范。这就是科学实践哲学为合理性带来的新认识。

（6）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人类与物质世界都不可能独立承担厚重的历史。人类与物质世界在特定历史中的情境性共舞造就了我们的历史与现状。这种相聚过程勾画出了自然界凸显的力量，建构出我们应对这些力量的科学与技术知识，同时也重塑了我们的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的科学，它通过时间、空间、物质与人类历史轨迹相协调。

（7）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生成、存在和演化，不是指纯粹的机器或纯粹的人类，而是指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相互缠绕的共同生成、共同存在与共同演化。这就是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给我们带来的哲学启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

（8）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科学的传播过程并非单向的西化过程，而是“西方与本土”、“中心与边缘”在不平等意义上的相互冲撞、相互改变或相互共塑的过程。西方在改变各地方的同时，各地方也重塑了西方，真正意义上“全球性科学”正是这种相互共塑的生成结果。因此，现代化并不是一个目的论的或线性的叙事，现代科学只有在地方性知识传统的活动与再现的历史中才能得到释放。

三 成果的价值

学术价值：在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视域中，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简称STS）的“实践转向”中各流派进行逻辑重构，展现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STS本体论，从这种哲学去反思“地方性知识之困境”。

应用价值与社会影响：（1）在当下国际STS学术界，以拉图尔的ANT为代表的生成本体论已经成为“案例分析”中最重要的方法论工具。通过对“地方性知识之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热点案例（如黄金大米事件、中西医药结合的困境）的分析，本研究成果展现了这种理论的方法论价值，希望能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国际学术前沿的方法论视野，促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达到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批判性对话与交流，让国际学术界更加深入地了解我国丰富的历史与现实案例。（2）为科学哲学、STS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建设和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源和学术资源。

译稿简介：

《重审划界问题———科学实践哲学视域中的伪科学》

马西莫·匹格留奇、马腾·布德里 主编

自拉里·劳丹（LarryLaudan）1983年著名的论文《划界问题的消亡》发表以后，科学哲学家就把划界问题当作一个考虑不周的甚至是有害的伪问题，并将诸如“伪科学”的术语视为空洞的修辞、不成熟的误导。从此，划界问题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结果是，大量被科学家和哲学家视为伪科学的活动开始泛滥。一方面，大量的基金与智力资源被浪费在那些不可信的伪科学理论上，如创世论、顺势疗法、精神分析学、占星术、HIV否定论，等等。另一方面，伪科学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当法庭审判中的证据包括占星术的性格分析或女巫的证词时，就会造成大量的荒唐庭审；当创世论以智慧设计的新面孔向进化论发起挑战时，伪科学对世界范围内的公共教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顺势疗法会把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给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诊断或治疗方式；伪科学导致了大量的精神损害，例如，神秘主义者与各式各样的骗子宣称他们可以让人们与他们死去的亲人交谈；艾滋病的阴谋论，在

很多非洲国家，甚至是西方发达国家，都相当流行，结果是耽误了大量的医药研究与治疗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气候变化的怀疑论者，在西方世界那些保守的政治圈内根深蒂固，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大灾难；危险的邪教和教派，如科学教，基于伪科学的信仰体系，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并不断肆虐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同时，科学上的造假与腐败、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是伪科学最要好的朋友，它们制造了对科学的怀疑氛围，产生出对科学的认知权威的不信任环境，导致伪科学的泛滥。伪科学之所以会带来如此大的麻烦，部分是因为公众还无法理解真实的科学与伪装的科学之间的差异。伪科学家之所以看似赢得了不少的追随者，是因为它既模仿了科学，又质疑了学术权威，这两者貌似特别符合很多人的口味。

与哲学家们缺乏兴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般公众，特别是科学教育者，需要直面伪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狂热者，这些狂热者不仅想竭力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试图扩大其影响力。对科学教育来说，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要传授的是天文学而非占星术？或为什么是进化生物学而非创世论？为什么是物理学而非自由—能源机或反引力装置的伪物理学？或为什么是标准历史学而非冯·丹尼肯（vonD?niken）的古代宇航员考古学？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应该传授科学而不是伪科学？还有，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人们是应该以科学知识，还是以非迷信或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决策基础？如果连科学哲学都放弃对科学本质的研究，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将科学的本质介绍给学生———这恰恰是科学教育的核心主题之一。因此，如果划界问题消亡了，那么那些试图捍卫科学观点免受伪科学和神秘主义侵扰的人，就会失去最强有力的思想批判的武器。

事实上，劳丹所指的“划界问题的消亡”是指：如果我们想为科学寻求一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得出一个有关“科学”的逻辑上充分且完备的划界标准，苛求于一个永恒的、本质的形式化定义，这种研究任务肯定会失败。劳丹是这样嘲笑主流的科学哲学家的：大多数科学哲学家提出的“科学方法”，几乎都不符合实践中的科学家所采用的方法。因此，从科学实践活动的角度去重审划问题，就是本文集的基调。本文集呈现出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专业怀疑论者之间，关于划界主义的生动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种讨论表明，伪科学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我们尚未完全把握到这一现象背后的认知、社会学和认识论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划界问题，不仅是一个令哲学家及其他学者兴奋的智力难题，更是一个将哲学与社会真正联系在一起的事业。因此，在这一主题上，哲学家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更有伦理与社会上的职责。正是基于此，本文集收集了那些在科学与伪科学划界问题研究中最著名且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的文章。本文集由二十四篇论文组成，分为六个主题，为伪科学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现象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重启并促进了科学哲学领域中关于划界问题的讨论。同时，这种讨论至少真正地将哲学与人们的生活关联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