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戴建国总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宋笔记》编纂整理与研究”首个阶段性成果——《全宋笔记》第五编出炉。该编共10册、200万字，收入宋代笔记文献34种。加上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的前4编，以及预计于2015年完成的后5编，整部《全宋笔记》规模将达百册。在已出版的5编中，大部分文献此前从未被点校整理过，其中不少颇具研究价值。
　　针对笔记文献的研究现状及价值，记者采访了文学、历史学、古典文献学、科技史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笔记文献编纂整理须仔细考辨
　　宋代笔记数量庞大，仅传世的就有500余种，且内容庞杂。在近千年的编辑刻印流传中，相当一部分笔记著作已非原貌，存在不同程度的散佚，有的因后人重辑而混乱不堪，亟须仔细考辨，逐一校勘。戴建国告诉记者，此次对《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把符合笔记体裁的现存宋人笔记尽可能收辑起来，按体例予以编次，进行系统整理。在编纂整理基础上，课题组还将对宋人笔记展开全方位研究，力图深度挖掘宋人笔记的学术价值，探求当时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轨迹。
　　在谈到笔记的整理校勘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李伟国提出，首先要讲究版本，选择好的底本，再与其他版本以及相关的其他文献进行印证校勘。他说，由于笔记不属于正史，涉及人名、地名、职官名等时，表述比较随意，呈现出多样性，需要加以判别。有关史料方面的笔记多涉及宋代的各项典章制度，而其制度又相当复杂，有别于正史史籍中的记载，理解时难度相当大。此外，还有些笔记曾经散佚，需要从前人著作的引用中辑佚。
　　笔记文献开拓文学阐释新视角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认为，《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不但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完备的文本，而且为宋代文学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水照认为，《全宋笔记》的编纂整理从文学史角度而言对中国散文史研究有特殊意义。他告诉记者，中国散体文的源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应用于正式场合、风格严肃庄重的古文；另一条是笔记小品。唐宋“古文运动”后，中国古代散文在观念上把以应用为主的“官场”文章认作正统文章，而把笔记小品这类文章置于文学殿堂之外，现在看来这是很大的缺点。小品文实则更有文学意味。希望通过对笔记小品的系统整理，发掘出有文学意味的“精品”，给予人更多美学的享受。
　　笔记史料运用推动史学研究
　　笔记记事不受拘束，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全貌。正因如此，其史料价值也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告诉记者，笔记文献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研究中，因为笔记中保留了国史、长编、汇编、会要等正史史料之外的有关宋人社会生活的大量记载，这些记载生动广泛，丰富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生活和历史人物的认知。李华瑞认为，在将笔记作为史料运用于研究时，需视情况而定：在政治史、制度史研究中，笔记可以起辅助性作用；而在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中，笔记则可以成为比较重要的研究材料。
　　在科技史研究中，宋代笔记文献也占有一席之地，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在科技史上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认为，宋代留下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其中有一定数量存于宋人笔记当中，但是需要加以甄别并置于合理的背景之下，才能在研究中进行恰如其分的使用。他强调，“科学技术”是一种现代观念，因此要理性看待宋人笔记史料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记载。以《梦溪笔谈》为例，他认为，其中确实记录了很多涉及科学技术的史料，但也有很多神秘主义的记载，这都需要加以判别。
　　在谈到笔记史料运用应注意的问题时，李伟国说，有学者认为笔记作为史料应当慎用，由于它往往属于事后追记，脱离了当时的原始档案记录，可能存在偏差，并且带有较强的个人倾向性。在运用笔记史料时，不妨与其他史料加以对勘，方能求得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