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徽學的典范性與整體史意義

作者：王日根，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近日收到安徽師范大學王世華先生惠贈的《徽學概論》（安徽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展讀之后，深深折服於徽學的典范性與整體史意義，亦對編者們的獨具匠心深表贊賞。

資料遺存便利了徽州典范性個案剖析，亦呼喚“專家之學”

徽州文書進入學者視野是在20世紀30年代，甲骨文、漢簡、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四大發現，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徽州文書的發現是緊隨其后的第五大發現。順著徽州文書，前輩學者又發掘出大量的徽州方志、徽州家譜以及徽人文集、筆記和小說。走進徽州故裡，我們還能看到大量的碑刻資料和若干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書院與學校（含文廟、文昌閣、私塾、考棚和書屋等）、古城（含古城牆、城門、譙樓和衙署等）、古街、古園林、古鎮（埠）、古橋、古渡、古關隘、古塔、古道觀、古廟宇、古亭台樓閣、古戲台、古作坊、古井和古窯址等。諸如回憶錄、調查記、訪談錄等口傳史料，各種非物質文化遺存包括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技藝、醫藥、民俗亦大量存在。這些豐贍的資料遺存為我們了解歷史徽州提供了充足的資料。

數十年來，一批批徽學專家辛勤耕耘，已將許多資料匯集起來，並進行了大量的整理與研究，從而將徽學推進到一個較高的學術平台之上。當新的資料不斷被發現、整理、出版，在一大批高質量的徽學研究著作和論文問世、學術交流更為頻繁、研究隊伍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徽學概論》主編王世華力求在姚邦藻《徽州學概論》、王振忠《徽學研究入門》等著作的基礎上，再度思索徽學的學科定位，明確徽學的研究對象、范圍以及研究理論與方法，這是徽學研究再出發的前提，因而具有較強的指導性意義。

“徽駱駝”無遠弗屆的活動范圍映照出更廣闊區域的社會史

明清十大商幫中，徽商居於顯著地位。這裡從商者眾多，“賈者什九”“大多以貨殖為恆產”“山多田少，以商為命”等，都是徽州方志中留下的記錄。他們無遠弗屆，“雖滇、黔、閩、粵、秦、燕、晉、豫，貿遷無不至焉。淮、浙、楚、漢，又其邇焉者矣。”“甚則逖而邊陲，險而海島，足跡幾遍禹內”。不但南北兩京及各省省會是徽商輻輳之地，而且“山陬海湮，孤村僻壤”也活躍著他們的身影，即俗謂：“鑽天洞庭遍地徽”。

徽商不僅活動區域廣，經商領域也寬，舉凡鹽、茶、木、質鋪、糧食、棉布、絲綢、紙墨、瓷器、人參、貂皮、珠璣、古玩等都在其經營范圍之內。他們借助家族力量、鄉井力量，積累起較龐大的資本。徽商建立的會館等場所包含為生者服務的公議之所、娛樂之地和受教育空間，為客死他鄉者服務的厝所和義塚，解除了在外經商者的后顧之憂，推動著徽商隊伍的進一步壯大。徽商、徽儒、徽籍官僚注重樹立儒者形象，既致力於自身發展，亦投身於當地的公共事業發展，有利於與當地人和諧相處，進而謀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徽州文化中的儒學主基調奠定了其文化活標本的地位

其實，對全國產生巨大影響的不僅是徽州的商人，更是徽州人創造的文化。徽州文化一方面通過徽商帶到他們所涉足地區，另一方面也有若干徽籍官員和讀書人護佑周圍，形成外遷徽州人“以眾幫眾”的局面。徽州人重視文化建設淵源有自，“自井邑田野，以至遠山深谷，民居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他們將儒家文化滲透於徽派建筑、徽派版畫、徽派盆景、新安醫學等之中，不僅在徽州本地影響深遠，而且被其他地區所效仿，產生全國性影響。徽州人將儒學生活化、世俗化，也為儒學開辟了廣闊的成長空間。

該書名為《徽學概論》，對徽學的研究對象、范圍與學科性質，徽學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徽學的研究資料與主要研究領域以及徽學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都作了文字流暢、層次清晰、富於哲思的總結提煉。同時也可作為徽州簡史來讀，因為作者們都是長期耕耘於徽學領域的行家裡手，對徽州文獻諳熟於心，對徽州實物遺存切近有感，對徽州文化鐘愛有加，從中能夠感受到徽州文化的不同面相，徽州本土與客地的網絡連接，行走於商道上徽商、徽儒的從容不迫，徽州人與客居地人的密切聯系。

對徽學的了解和研究一定意義上即是加深理解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在這裡能看到宗族制度與禮儀秩序的建立，能看到徽州商業發展與教育興盛、文化繁榮的彼此促進，能看到科技、文學、藝術和社會經濟領域內儒學主旋律的流淌。確如作者所說：“徽州文化的系統性、豐富性、輝煌性是宋代以后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整體投影﹔同時，由於其內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國影響，又決定了它是典型縮影，代表了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是宋代以后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典型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