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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首席專家、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
雖然北宋初期儒家學者群星燦爛，但是隻有范仲淹才稱得上宋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錢穆先生說：“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范仲淹作為宋學開創者和奠基人，與此二者均有密切聯系。
對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糾偏
要對范仲淹易學有深入理解和客觀評價，必須納入到從玄學到理學的易理演進脈絡之中，關注從晉易到宋易的重要轉型。玄學家以老庄之道解《周易》，《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庄，一變而為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經部·易類》）范仲淹是通過《易義》而成為“闡明儒理”的宋學開創者，這既體現在他對王弼以老庄解易的糾偏，更體現在對宋易代表胡瑗、程頤的導范作用。
宋儒強調重建儒學，首先希望恢復先秦儒家的原典精神。所以，我們需要首先考察范仲淹對王弼以老庄解易的一系列糾偏。
其一，在形而上之道方面回歸儒家原典。王弼受老庄影響，故而對《周易·恆》卦作出道家式理解，他詮釋恆之常道時說：“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恆，無施而得也。”（《周易注·下經·恆》）王弼關於“靜者，可久之道”的本體詮釋，就顯然是一種道家式的形而上學。范仲淹同樣詮釋《恆》卦的本體論意義，但這個恆常之道卻是天地倫常法則。他特別強調，《周易》的恆常之道也就是儒家聖人之道，即“‘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為仁，終身而已矣，知其常也哉！”（《易義·恆》）范仲淹表達了宋學力圖以儒家天道觀解決道德形上學的問題。他寫了一些有關易理的賦，特別贊賞儒家聖人之道的剛健、神化特質，並將其提升為一種宇宙精神。范仲淹在《窮神知化賦》中寫道：“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變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無窮。通幽洞微，極萬物盛衰之變﹔鉤深致遠，明二儀生育之功。”（《范文正公別集》卷二）他將宇宙天地、社會人生均看作一個不斷運動變化的過程，聖人之道其實就是一個“窮神知化”並能夠參與到宇宙的神化過程。他推崇這種剛健、神化與開拓精神的天地之道，並且將其與治國安邦的形而下之功用聯系起來。他在《上執政書》中說：“惟聖人設卦現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其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九）這種易理將體與用、內聖與外王結合起來，開創了宋學精神的義理易學。
其二，在社會政治觀念方面。王弼闡發易理的社會政治觀念往往是儒、道雜糅，如王弼詮釋《損》卦有所謂“損之為道，損下益上，損剛益柔，以應其時者也”。（《周易注·下經·損》）他還以“貴柔”而論損益之道：“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江河居下，百谷歸之。履尊以損，則或益之矣。”（《周易注·下經·損》）而范仲淹在解釋《損》卦卦義時，則完全以“民為邦事，本固邦寧”的儒家民本價值理念來解釋。他在詮釋《益》的卦義時，針鋒相對地提出“損上益下”的政治價值觀：“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易義·益》）他堅持以儒家民本思想詮釋損、益之間的辯証轉化關系。
其三，從人生哲學來考察，王弼解釋《震》卦特別強調順應時勢而追求一種“適時之變”的人生態度，另外他解釋《困》卦也是道家式的，具有鮮明的“柔弱勝剛強”的道家人生哲學。而范仲淹解釋《震》卦卦義時說：“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易義·震》）他倡導的“心身戒懼”“思慮必慎”的身心修養，就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能動性。范仲淹還將外困之道詮釋為一種積極能動的人生態度，他強調君子應該“能困窮而樂道哉！”（《易義·困》）可見，范仲淹在努力張揚“孔顏樂處”的宋學精神。
闡明儒理
范仲淹在宋初時學術地位很高，特別是他“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宋史·范仲淹傳》）。在宋學史上，講義理易學開端均要講到胡瑗與程頤。范仲淹在宋學史上的開創、奠基的地位，還體現在對胡瑗、程頤的影響。
其一，范仲淹確立了宋代易學“闡明儒理”的思想傳統，進一步將儒家人倫之理與天地之理結合。宋儒“闡明儒理”的詮釋始於范仲淹，成於胡瑗、程頤。譬如，范仲淹的《易義》對《恆》卦卦義的詮釋說：“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易義·恆》）這一將君臣夫婦的社會倫常與天地自然的宇宙法則統一起來，正是宋學所要完成的文化使命。而胡瑗、程頤繼續通過易理來論証這一社會倫常與宇宙自然合一的道或理，並且作出更具哲學意義的建構。胡瑗在詮釋《恆》卦時也說：“夫尊卑、貴賤、內外、上下，不失其本分，則可以為常久之道。”這個人文之道與天地之道均有永恆性，即“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者”（《周易口義》卷六，《恆》）這種易理觀與范仲淹一脈相承。程頤注釋《恆》時，仍是順著這一理路，他說：“聖人以長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恆，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長久之理。”（《周易程氏傳》卷三，《恆》）
其二，范仲淹易學在“闡明儒理”方面，進一步強化儒家政治倫理與易理的緊密結合。范仲淹的義理易學，在君德、君位的問題上，不僅僅是強調君德決定君位，更重要的是將此君德以仁道、至誠的儒家倫理與堯舜禹的儒家聖人統一起來。范仲淹說：“成德於其內，成位於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易義·乾》）他在《四德說》中進一步闡述“乾”所代表的君之德：“惟聖人體乾而行，后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四德說》）他以聖君之誠德、仁道來詮釋“乾”之德義。繼范仲淹之后，胡瑗進一步闡發這個以儒家價值體系的君德，他特別批評“后世之人多以潛隱為德”（《周易口義》卷一）的道家式的君德，並完全以儒家誠明之德、聖人中庸之道來解君德，“以人事言之，則是聖賢君子有中庸之德，發見於世之時也”。“聖人積中正誠明之德，德既廣，業即成，即人君之位。”程頤在解《乾》卦“九二”爻時也這樣解君德：“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周易程氏傳》卷一，《經上·乾》）
其三，在人生價值觀上，范仲淹進一步強化在名教中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困》卦是“澤無水”之象，君子如何處困就涉及安身立命的終極關懷問題。范仲淹反對玄學道家式的“履謙”態度，而主張“困於險而又不改其說，其惟君子乎，能因窮而樂道哉！”（《易義·困》）范仲淹的安身立命之道影響了胡瑗、程頤，胡瑗、程頤的處困之道與范仲淹完全一致。胡瑗說：“惟君子處於窮困，則能以聖賢之道自為之樂，又能取正於大有德之人以為法則，故所行無不得其道，所以獲吉而無咎矣。”（《周易口義》卷八，《困》）而程頤的處困之道也是如此，“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經下·困》）“君子當困窮之時……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經下·困》）可見，范仲淹及胡瑗、程頤在詮釋《困》卦的卦義時，均強調兩點：其一，任何窮塞禍患的困境均不可動搖君子堅守道義的決心﹔其二，必須要在“君子困窮”的困境中以道自樂。這兩點體現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種理想人格與人生境界，這既不同於魏晉名士以退讓為特點的道家式處困之道，也不同於東漢名士“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處困之道。可見，范仲淹對《困》卦卦義的闡發，已經深入宋學一個核心的問題意識，即如何能夠在名教中安身立命，而“名教可樂”恰恰正是宋學的思想開端。
由上可見，范仲淹關於易義的學術思想，深刻影響了宋代義理易學的幾位大家，體現了范仲淹在宋學易學的開創和奠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