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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骨規形器。
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的“洛書玉版”和獸翅玉鷹。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骨律管）。
作者：韓建業，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專家論壇】
近百年以來，在幾代考古學家的艱苦努力下，中國考古學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一個重要貢獻，就是讓我們逐漸看清了早在史前時期，就已經形成了多支一體有中心的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成為夏商周王國以至我們現代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礎。從距今八千多年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距今六千年左右文化上早期中國的形成，到距今五千多年早期中國文明的形成，距今四千年以后早期中國文明走向成熟，長達數千年的時間裡，早期中國經歷了跌宕起伏的連續發展過程，錘煉出了有別於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質，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早期中國及其文化基因的形成，與地理環境和氣候有很大關系。中國是世界上最廣大的適合發展農業的地區。早在距今一萬年左右，中國南方和北方就分別發展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和粟作農業，距今八千多年以后，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南稻北粟”兩大農業體系基本形成。因此，中國很早就形成了“以農為本”的基本觀念，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基因。
■■整體思維 天人合一
中國始終秉持一種整體性、連續性的宇宙觀，這可能是因為龐大的中國農業社會對大自然的特別敬畏，或者是中國人因農時之需對天文歷法的格外重視。這種整體性的宇宙觀，本身就包含了整體思維、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
距今八千年左右，在屬於裴李崗文化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較大的成年男性墓葬中，就隨葬骨規形器、骨律管（骨笛）等被認為可能用於觀象授時的天文工具，中國天文學已初步產生。隨葬裝有石子的龜甲，龜甲上刻有字符，當與用龜佔卜和八卦象數有關。龜背甲圓圜而腹甲方平，或許“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已有雛形。在湖南洪江的高廟遺址，精美白陶上出現了最早的八角星紋圖案，可能表達了八方九宮、“天圓地方”的空間觀念﹔還有太陽紋、鳳鳥紋、獠牙獸面飛龍紋以及天梯紋等圖案，結合遺址“排架式梯狀建筑”的存在，展現出濃厚的通天、敬天的原始宗教氣氛。在遼寧阜新查海及附近遺址，也發現了石頭擺塑的長龍和獠牙獸面龍紋形象。大體同時期，在浙江義烏橋頭、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了彩繪或刻劃在陶器、骨器等上面的六個一組的陰陽爻卦畫、數字卦象符號，和周易、八卦符號很像，與賈湖的龜佔數卜當有密切聯系。距今七千年以后，八角星紋、獠牙獸面紋圖案在中國大部地區流行開來，表明“天圓地方”的宇宙觀及其敬天觀念得以大范圍擴展傳承，比如五千多年前安徽含山凌家灘的“洛書玉版”和獸翅玉鷹，在它們的中央部位都雕刻有八角星紋圖案。另外，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距今六千多年的蚌塑“龍虎”墓，被認為將中國二十八宿體系的濫觴期提前了數千年。在遼寧凌源和建平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發現距今五千多年的由三重石圈構成的祭天“圜丘”或“天壇”，外圈直徑恰好是內圈直徑的兩倍，和《周髀算經》裡《七衡圖》所示的外、內衡比值完全相同，被認為是“迄今所見史前時期最完整的蓋天宇宙論圖解”。
“天圓地方”的宇宙觀，以及與此相關的觀象授時、天文歷法、象數龜佔、陰陽八卦、通天敬天等，是一種將天地宇宙、人類萬物統一起來的強調普遍聯系的整體性宇宙觀，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止的宇宙觀，是一種將原始宗教和數字理性結合起來的思維方式，在后世則被歸納為“天人合一”思想。在這種宇宙觀的支配下，我們的祖先對天地自然始終抱有敬畏之心，發展到《周易》《道德經》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適時而為的世界觀，陰陽互補、對立統一、變動不居的辯証思維，滲透到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中，奠定了中國古典哲學的基石，引領了中國文明的發展方向，並產生了深遠影響。
■■祖先崇拜 以人為本
農業生產需要一群人在一片土地上長期耕耘經營、繁衍生息，容易產生以共同祖先為紐帶的延續性很強的血緣社會。早期中國作為世界上體量最大的農業文化區，形成祖先崇拜、以人為本的文化基因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中國史前墓葬強調“入土為安”，有專門墓地，土葬深埋，裝殮齊整，隨葬物品，體現出對死者特別的關愛和敬重，應該也是現實社會中十分重視親情人倫的體現，最早在裴李崗文化中就有體現。在河南新鄭裴李崗、郟縣水泉、舞陽賈湖等許多裴李崗文化遺址，居住區附近都有公共墓地，應該是同一群人“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結果，體現了可能有血緣關系的同族同宗之人生死相依的親屬關系，將《周禮》記載的“族葬”“族墳墓”習俗提前到距今八千年前。同一墓地分區或者分群，排列整齊，應該是現實社會中存在家庭、家族、氏族等不同層級社會組織，以及長幼男女秩序的反映。隨葬較多特殊物品的大墓多為成年男性，說明一些宗族領袖的地位已經比較突出。同一墓地能夠延續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之久，可見族人對遠祖的棲息地有著長久的記憶和堅守，可能也為后世子孫在這塊土地上長期耕種生活提供了正當理由和“合法性”。裴李崗文化等的土葬、族葬習俗，在同時期的世界范圍內具有唯一性，和西亞等地同時期常見居室葬、天葬、火葬，流行神祇偶像崇拜、追求靈魂淨化的葬俗形成鮮明對照。
裴李崗時代形成的族葬、祖先崇拜和歷史記憶傳統，延續至新石器時代晚期，遍及大江南北，比如山東泰安的大汶口墓地，從距今六千多年到距今四千多年，延續長達兩千年之久，始終是分區分群，排列有序。族葬習俗和祖先崇拜傳承至夏商周三代以至於秦漢以后，就成為宗法制度、墓葬制度的源頭，成為中國歷史上宗族社會的根本。因此，祖先的譜系在文獻記載和歷史傳說中佔據核心位置。不管后來社會怎樣重組，政權如何變化，這種基於祖先崇拜的“根文化”依然長久延續。
裴李崗時代的親情人倫觀念，發展到周代前后形成“仁”“孝”觀念，以及“民本”思想。由愛自己的家人，到國人，到人類，是為大仁﹔由敬養父母，到傳承發展祖宗基業道統，是為大孝。周人有強烈的天命觀，武王伐紂的理由就被認為是紂王“自絕於天”，周人心中是否受天眷顧的前提，當為是否“修德”，是否得到民心或者遵從民意，所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追求秩序 穩定執中
中國超大規模的農業生產，需要超長時間的定居，需要不斷調節社會內部秩序以保持穩定，逐漸形成了追求秩序、穩定執中的文化基因。中國人追求穩定秩序的另一表現，就是在數千年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主體活動范圍一直變化不大，基本沒有大規模對外擴張的現象。“不為也，非不能也”。
早期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為穩定、連續性最強的文化，在新石器時代一萬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文化脈絡連綿不斷、民族主體前后相承，從未中斷。陶器是一種簡便實用而又容易破碎的器物，中國兩萬年前就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后來則成為世界上范圍最大的陶器流行區，原因就在於早期中國的農業基礎和穩定社會生活。距今五千多年以后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只是將羊、牛、小麥等家畜和農作物傳播到中國，並未改變早期中國以稻作和粟作農業為主體的基本生業格局，飼養的家畜也主要是依托於農業經濟的豬。距今四千多年歐亞草原以馬拉戰車為特征的畜牧文化的擴張，對西亞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等都造成了巨大沖擊，在其刺激下也在中國北方長城沿線逐漸形成一條畜牧文化帶，但這條文化帶的人群構成、文化因素主要源於中國本土，從未因此動搖中國文化的根基。早期中國文化的穩定性、連續性特征，一直延續到秦漢以后。
中國最早的斧、錛、鑿等石器，主要是建造房屋所用的木工工具，聚族而定居是史前中國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興隆溝和林西白音長汗等興隆窪文化遺址，有外面圍繞壕溝的村落，裡面的房子排列整齊，中央一般有大房屋。這和同時期西亞等地比較隨意的聚落布局有明顯不同。在距今六千多年的陝西西安半坡、臨潼姜寨、寶雞北首嶺等仰韶文化遺址，也都發現了環壕村落，比如姜寨環壕村落有五片房屋，每片房屋中都有大、中、小之分，大房屋可能是舉行祭祀等公共活動的場所，幾乎所有房子的門道都朝向中央廣場，周邊還有公共的制陶場所、公共墓地，看得出當時的社會向心凝聚、秩序井然。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鞏義雙槐樹遺址，甚至有三重大型環壕，中央為大片高等級建筑區。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城址，是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湖南澧縣的城頭山城址，距今五千年以后則遍見於黃河、長江流域各地，這些古城的建造，不僅是為了御敵或者防水，還有區分內外、強調“中心”、維護社會內部秩序的功能。如數百萬平方米的良渚、陶寺、石峁古城，都是以規模宏大的“宮城”為中心，小而規整的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則有中軸大道的發現。中原地區的城址最為方正規矩，這既有平原地區地理特點的原因，也與其更加追求社會秩序有關。此外，從裴李崗文化以來，早期中國各地墓葬普遍排列整齊，在追求社會秩序方面和村落、城址的情況相通。
距今八千年左右興隆窪文化的房屋，基本都是中央有火塘的方形或者長方形房屋，有的火塘后面還有石雕神像，在追求建筑空間規整對稱的同時，同樣存在“中心”觀念，這種觀念也貫穿整個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時期。距今五千多年前河南靈寶西坡遺址數百平方米的宮殿式房屋，中部靠前有神聖大火塘，以四根對稱的大柱子支撐。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最大的建筑，則已初步形成前堂后室內外有別、東西兩廂左右對稱、左中右三門主次分明這些中國古典宗廟宮殿式建筑的基本特征。甘肅慶陽南佐遺址的前廳后堂式宗廟宮殿建筑，陝西延安蘆山峁遺址佔地一萬多平方米的宗廟宮殿建筑群，布局也都是中軸對稱、主次分明。夏商周時期河南偃師二裡頭、偃師商城和安陽殷墟等遺址的宗廟宮殿建筑，更是規整庄嚴、秩序井然，尤其陝西岐山鳳雛的“四合院”式西周宗廟建筑，堪稱中國古典宗廟宮殿式建筑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西周統治者崇尚秩序、穩定執中的集中體現。
早期中國維持社會秩序的制度性體現，主要為具有自律屬性的“禮”，而非外力強加的“法”。“器以藏禮”，禮制的具體表現就是器用制度、宮室制度、墓葬制度等。禮制的特點是柔性自律、朴實節制和剛性規矩、等級差別的結合，是“執中”或“中庸”之道。從考古來看，距今五千多年的河南靈寶西坡墓地，大小墓葬等級分明，大墓規模宏大，隨葬品很少且成對出現，既體現出墓主人的不同地位，也很節制，反映當時在中原地區已經出現了墓葬制度或者禮制的萌芽。黃河下游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大墓棺槨成套，隨葬品有一定規制，已經有了初步的棺槨制度、器用制度，至西周時期則發展為成熟的棺槨制度和用鼎制度。鼎是早期中國的第一禮器，首先出現於中原的裴李崗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在中東部各地已經初步形成以陶鼎為核心的禮器組合，距今四千年以后的夏代晚期在二裡頭遺址出現銅鼎，在周代不同級別的貴族墓葬中，隨葬鼎、簋等禮器的數量有明確規定。
■■有容乃大 和諧共存
以農為本的早期中國文化崇尚秩序、與人為善、愛好和平，“為而不爭”。但早期中國地理空間廣大，自然環境復雜，有著稻作和旱作兩大農業體系，每個體系內部的文化多種多樣。要維持大范圍長時間的穩定，必須互相交融、彼此包容，因此容易形成有容乃大、和諧共存的文化基因。
距今一萬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根據陶器形態等的不同，中國文化可以劃分為五大文化區，后來各文化區不斷互動交融，至距今八千多年的時候已經減少到四大文化區，而且這些文化區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彼此有了較多聯系和共性，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距今六千年以后中國大部地區交融聯系成一個超級的文化圈，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或者“最初的中國”。這個超級文化圈裡面的諸文化各有特色，卻又具有共性、合成一體，並且以黃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區為中心，就像一朵由花心和多重花瓣組成的史前中國之花，一直盛開到夏商周乃至秦漢以后。早期中國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就是各地區人民密切交往、文化不斷交融的過程。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和諧共存，是多支系一體化的文化中國維持秩序、穩定發展、綿長延續的秘訣之一。
早期中國各地區文化在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口的增多和社會的復雜化，自然避免不了沖突和戰爭。新石器時代至少有三個時期有過較大規模的戰爭，表現在箭鏃、石鉞、石矛等武器的增多，城垣、瓮城、馬面、壕溝等防御設施的改進，以及亂葬坑的增多等方面。其中距今五千年和四千年前后的戰爭，都與氣候干冷有關，當時北方地區資源銳減，農業艱難，災害頻繁，總體的趨勢是北方人群南下，引發戰爭連鎖反應，可結果非但沒有造成早期中國的崩潰，反而迅速強化了社會組織動員能力，刺激了中國大部地區先后進入原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會。尤其在距今四千年前后的戰爭背景下，黃河中游先后出現陶寺、石峁、二裡頭等數百萬平方米的大都邑，匯集了來自四面八方不同風格的玉器、青銅器、陶器等，經整合和“中國化”之后，再次反饋影響到周邊地區。比如夏代晚期二裡頭文化的玉牙璋以及爵、斝等禮器，一度北至西遼河流域，東、南到沿海，西達甘青和四川盆地。再比如歐亞草原主要用以打造兵器和工具的青銅，在夏代晚期的中原地區則被鑄造成象征宗廟社稷和社會秩序的銅鼎，並在商周時期廣見於各個地方中心。
距今三千年左右長城沿線出現的以青銅兵器和工具為特征的畜牧文化，和中原等地的農業文化形成既對立又交融的關系，進一步鍛煉著早期中國堅韌不拔的品格，早期中國得以發展和成熟。中國人深知“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文武之道的根本，在於保衛家園、延續基業、傳承文明。
■■勤勞堅毅 自強不息
農民是世界上最勤勞堅毅的人群，他們開墾、種植、管理田間、收割、打碾、加工糧食，飼養家畜家禽，做各種家庭手工業，除了節日祭祀、婚喪嫁娶，幾乎沒有空閑的時候，一直辛苦勞作。早期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區、最多的農民，形成了勤勞堅毅和自強不息的文化基因。
中國的水稻栽培一萬多年前出現於長江中下游地區，距今九千年以后擴展到淮河流域和黃河下游地區，距今六千年以后已經向華南、台灣甚至更遠的地方擴散，距今四千多年以后擴展到四川盆地。中國的黍粟栽培一萬多年前出現於華北地區，距今八千多年以后擴散到黃河中下游、西遼河流域大部地區，距今五千多年西進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聳的青藏高原，距今四千多年已經到達新疆地區。史前農業在開拓發展過程中，需要不斷適應各種不同的地理、氣候和土壤環境，需要克服無數的艱難險阻。
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水源豐沛，但地勢低平，洪澇災害頻發，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的先民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大規模建城筑壩，防水治水，勞動強度很大，更不用說精耕細作的稻作農業所需要的勤勞和耐心。黃土高原雖然土層深厚，但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比較干旱，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所以北方農民必須習慣於忍受干旱帶來的生活艱辛，面朝黃土背朝天，抓住時機適時播種、及時收割。作為中華文明直根系的仰韶文化，就是黃土高原的產兒，仰韶文化跨越今天的八九個省份，前后延續兩千多年，集中體現了史前華北先民堅韌不拔、持之以恆的精神。中國農業的發展史，就是中華民族勤勞堅毅、自強不息的奮斗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