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邊疆匯聚成中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委托項目“中國歷史上的邊政思想與邊疆治理”負責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史的東方大國，中國之大在地理上常常被表述為地域廣闊，國土的廣闊客觀上也就形成了國家治理版圖的中心區域與邊疆區域。歷史地看，從邊疆視角理解中國，構成了我們理解和認識中國諸多議題的重要切入點。千百年來，關於邊疆事務的認識與思考，對歷代王朝的邊疆治理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在漫長的治理實踐中框定了中國疆域版圖的基礎性輪廓。近代以來，隨著邊疆危機的出現，以西北史地學研究為標志，中國知識界嘗試以學術為力量，為當時日益衰弱的國家提供某些治邊策略。進入20世紀，在日寇入侵、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以顧頡剛、吳文藻等為代表的中國學人在西南、西北等抗戰大后方著力推進邊政學研究，有力地促進了國人對於邊疆的認知，並增進了全國民眾的國家意識與中華民族認同。如今，隨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穩步推進，邊疆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成為邊疆地區穩定與發展的重要著力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邊疆研究繼承了千百年來一以貫之的愛國傳統與濟世精神，並在新時代進一步發揚光大。

中國的邊疆發展之路

如何理解中國疆域版圖的歷史發展進程，尤其是在這一過程中，各個邊疆區域如何一步步匯聚成中國版圖，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疆域和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極為重要。在理解邊疆如何匯聚成一體的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必須關注制度性力量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而前提則是重視中國歷史與地理生態的獨特性。毋庸置疑，中國自身獨一無二的歷史與生態特征，見証了數千年來包括邊疆在內的中國社會與制度實踐道路。

對此，正如錢穆先生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所指出的：“我們講論中國歷史上的歷代制度，正該重視中國歷史之特殊性。若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像我們當前學術界風尚，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是好，中國的一切都要不得，那只是意氣，還說不上意見，又哪能真切認識到自己以往歷代制度之真實意義與真實效用呢？”這一論述一針見血，至今依然富有深意。可以說，中國歷史的數千年實踐，以及兼容平原、海洋、高原、沙漠、森林等諸種生態的地理環境，構筑了認識中國疆域形成以及中華民族歷史生成的地理與文化基礎，也成為我們理解現當代中國邊疆治理與民族團結的經驗基礎，歷史上的各民族就是在這一歷史與地理環境中得以逐步匯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這是一條必由之路，也是一條中國之路。

理解“人”的團結與“地”的團結

大地是人類之母。中華民族生存的歷史和現實空間都是我們國家古今延續的廣闊疆域，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同樣也是我們系統認識和理解中國疆域版圖形成的過程。為了揭示這種兼容地理與人口要素的結構性互動關系，我們就需要在深入探究中國地理生態環境變遷的前提下，基於對歷史實踐中邊疆區域間關系的揭示，從關系性的角度更為全面地理解中國疆域版圖的形成過程，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基於“人”的團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筑歷程，進而理解中國疆域與中華民族這一“人—地”關系的共同發展道路，即中國疆域與中華民族如何得以生成與發展，又是如何在近現代最終成型並鞏固的。系統地認識和理解中華大地與中華民族之間並行共生的關系，是相當艱巨的工作，需要我們有整體性的視野，並時刻關注“人—地”關系的歷時性變動。

當然，所有“人—地”關系都必須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呈現。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邊疆關系維度構成了我們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階段性基礎，也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中華民族歷史演進的時代特質。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對從秦漢一直到明清甚至民國時期，我們在邊疆治理過程中所進行的制度實踐進行系統梳理與分析，進而理解中國社會內部邊疆區域的共時性發展狀況，揭示邊疆各區域的人群活動之於當時整個中國社會階段性發展的意義，將為我們系統理解“人”的團結與“地”的團結提供可供借鑒的歷史例証，並為未來的進一步實踐提供一種思想史的新的可能。

探尋邊疆研究的思想史路徑

長期以來，我們的思想史討論與敘述往往忽略了邊疆應有的地位與意義，而隻有涵蓋邊疆的思想史，才是真正完整的中國思想史。為了推進這一工作，從思想史角度理解邊疆匯聚成中國的實踐經驗及其歷程，就成為一種值得嘗試的介入路徑。當然，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意義上的邊疆思想史並不局限於對歷代邊疆治理思想與實踐經驗的層累式梳理與總結，而更關注一般性的、基於中層與個人化實踐層面的邊疆實踐與社會互動關系，以及這種實踐與關系中所呈現出的觀念、行為與認知變化，尤其是其中潤物細無聲的、基於個人體驗的日常生活交流與互動。這種邊疆思想史，在縱向方面，借用葛兆光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有必要將思想放回歷史場景或歷史情境中加以研究，更多地關注並描述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在具體的認知層面，需要理解這種思想性的關聯是如何穿越了社會生活世界，並進入大眾日常行為當中的。同樣，在橫向方面，隨著認知空間的擴大，我們將思想史的觀察空間從傳統的農耕區域轉向更為廣闊的邊疆區域，需要我們在認知層面進一步提升與深化，穿透某種既有的思想認知與闡釋邏輯區塊，去關注更為廣闊的邊疆區域的社會生活與實踐邏輯，進而在整個結構關系中細致分析與理解中國邊疆各區域之間，如何在社會與生態層面形成基於日常生活的互動與契合關系，並在這一過程中系統性地揭示和理解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從而更為全面完整地分析這種結構關系是如何一步步確立起來，並在后續的歷史中得以鞏固和發展的。這種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正是邊疆思想史能夠加以呈現的重要層面。

從一般化角度來說，這種跨區域的橫向思想關系闡釋需要一種對於區域間關系尤其是邊疆區域間關系的歷史性感知，並闡釋這些關系的整體性意義。如果我們以學界關於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滿天星斗”和“重瓣花朵”解釋模式為例的話，那麼，除了關注邊疆與中心的關系之外，系統的分析還有必要在其內部區域結構之間展開，著力關注中國邊疆各區域間關系的形成與維系問題。具體而言，邊疆思想史將著重於“多元一體”中的“多元”間關系以及這種關系與“一體”之間的結構性互動，著重於“滿天星斗”中的“星斗”間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整個星空格局的影響，著重於“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間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整個花盤產生的作用。通過理解以邊疆為對象的外圍關系格局，進而闡釋其與內部核心區域的結構性聯結，形成一種關於區域間結構關系的認知框架。經由這種邊疆思想史路徑，將能夠超越我們既有的對於邊疆的區塊化認知，從而形成更具普遍性和解釋力的中國內部區域互動框架與動力機制，以實現涵蓋跨區域橫向思想關系解釋維度的中國思想史框架。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人處於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難期再現，即先民遺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竊不自量，思欲檢討歷代疆域之盈虧，使知先民擴土之不易，雖一寸山河，亦不當輕輕付諸敵人。”如果說，《中國疆域沿革史》中的這段話，代表了抗戰時期中國學人對於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民族獨立而不懈努力的話，那麼，在如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面對來自周邊、域外和世界的多重挑戰，經由思想史的路徑理解與闡釋邊疆如何一步步匯聚成中國的歷史實踐歷程，將為我們的相關研究與探討，為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新的本土性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