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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新偉，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綜合研究”首席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二裡頭遺址墓葬2002VM3綠鬆石龍，由2000多片綠鬆石鑲嵌而成，身長約64厘米。
陶寺遺址大型墓葬出土的龍盤。
后石家河文化獠牙神面。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紅山文化鳥馱天極神獸玉器。
【專家論壇】
自1921年誕生之日起，中國考古學就肩負起重建被“古史辨”派打破的中國上古史的重任，百年來初心未改，以豐富的考古資料為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悠久歷史提供實証。中華文明的形成歷程在與《禹貢》九州相當的遼闊地理范圍內展開，經歷了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的“裂變、撞擊和熔合”三個階段，孕育出多元一體、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為其綿延不斷、持續發展壯大奠定了深厚根基。
區域文化“裂變”催生多元傳統
萬年之前，中國先民即開啟了南稻北粟的農作物馴化進程。距今8500至7000年之間，隨著農業經濟形態的逐步確立和發展，各地史前社會普遍發生“裂變”，基於本地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邁出了文明化進程的第一步。
這主要表現為數萬平方米的聚落、大型房屋、精美器物、隨葬品較豐富的墓葬出現，以及原始宗教的初步發展等。在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磁山-裴李崗文化中，河北磁山遺址發現80個有小米遺存的儲藏坑，估計可以容納小米5萬公斤。河南賈湖遺址墓葬中隨葬音律精准的骨笛、綠鬆石器和有刻畫符號的龜甲等。在長江流域，浙江上山文化的橋頭遺址發現了類似八卦圖像的精致陶器﹔湖南高廟文化遺址的精美白陶器有繁縟的戳印圖案，如代表天極的獠牙神獸和維護天極運轉的神鳥，具有豐富的宇宙觀和宗教內涵，掀起史前時代第一次藝術浪潮，對整個長江流域的宗教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遼河流域的內蒙古興隆窪遺址形成3萬多平方米的環壕聚落，內有成排的房屋百余間，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豬合葬墓，玉器成為標志身份的飾品，顯現出重視宗教權力的社會發展趨勢。
距今7000至6000年，各地史前文化蓬勃發展。黃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半坡類型出現風格鮮明的彩陶，陝西姜寨遺址有壕溝圍護，中心為廣場，五組房屋環繞分布，表明對親族關系的重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表現出更明確的等級差別。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發現稻田遺跡和豐厚的稻殼堆積，各類器物上的刻畫圖案同樣展現天極神獸和神鳥等元素﹔馬家浜文化墓葬隨葬玉器。遼河流域的趙寶溝文化尊型器上有豬龍、飛鳥和飛鹿的精細刻畫圖像。這些各具區域性特征的“裂變”形成不同的文化傳統，為下一階段各地區“滿天星斗”般的跨越式發展和區域間密切互動奠定了基礎。
“撞擊”形成“多元一體”的“最初的中國”
“撞擊”階段始自距今約6000年前，中國史前時代進入轉折期，各地區社會復雜化加劇，蘇秉琦定義的“高於氏族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古國”紛紛涌現﹔同時，區域互動“撞擊”密切，形成“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
在黃河下游，時值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汶口墓地M2005隨葬品共有104件。長江下游的江蘇東山村遺址發現崧澤文化迄今最高規格墓葬，其中M91隨葬14件玉器。在長江中游，湖北大溪文化晚期墓地中等級差別明顯。上述三個文化均重視財富、身份和世俗權力的宣示，缺乏宗教儀式用品。黃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進入廟底溝時期，其核心地帶的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密集，北陽平遺址面積近100萬平方米。面積40多萬平方米的西坡遺址的中心位置為廣場，四角有大型公共建筑，最大者佔地面積達500余平方米。廟底溝社會同樣重視世俗威望和權力，但偏重公共設施的建設和集體禮儀活動的組織，並不以奢華墓葬表達個人身份。安徽凌家灘遺址出現祭壇和隨葬大量玉器、石器的大型墓葬，07M23出土隨葬品330件，包括玉器200件，有長72厘米、重達88公斤的玉豬。在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的發展達到頂峰，出現遼寧牛河梁遺址群，在方圓50平方公裡內，集中分布著祭壇、塚墓和“女神廟”，大型墓葬隨葬玉豬龍和勾雲形器等有特殊內涵的玉器。在這兩個文化中，宗教權力均明顯佔有更重要的地位，紅山文化更是形成了牛河梁這樣的與世俗居住區隔絕的儀式聖地。
中國史前社會在上述多元發展的同時，各地社會上層為獲取遠方的珍稀物品和神聖知識以宣示自己超越本地民眾的特殊能力，努力開展遠距離交流，形成連接各主要文化區的交流網絡。交流內容包括原始宇宙觀、天文歷法、高級物品制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當時最先進的文化精粹。這樣的交流催生了一個在地域和文化上均與歷史時期中國契合的文化共同體，考古學家張光直稱之為“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至此，中國史前時代形成了“多元一體”式文明演進的宏大格局。
各地區“古國”是否已經對此“最初的中國”形成了某種“共識”呢？答案是肯定的。
踴躍參與區域間交流的社會上層應該採取了親身遠距離旅行的方式，這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上層交流的內容包括密不示人的神秘知識，如怎樣在特定的地點觀測特殊天象，如何食用特殊藥品、配合特殊的肢體動作和意念導引進入薩滿通神狀態等，這些都需要面傳身授﹔第二，對於社會上層來說，跋山涉水、經歷不同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的長距離旅行是本地一般民眾難以完成的英雄壯舉，也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相信他們在每一次遠游后，都會以某種方式記錄見聞，勾畫最初的“山海經”和“九州圖”，展示給本地民眾。“最初的中國”的地理范圍、山川形勢和物產人文成為高級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社會上層的必修課，代代相傳。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和傳授，各地區自然會逐漸形成對彼此共同擁有的、可以相互交流、可以共享核心文化要素的“最初的中國”的共識。蘇秉琦提出的“共識的中國”已經出現，費孝通論述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初步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時代，“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
良渚早期國家的“熔合”式構建
“古國”如“滿天星斗”熠熠生輝，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各地區的“撞擊”不斷迸發新的火花，造就更具雄心的領導者。距今約5300年時，中華文明的形成進入“熔合”階段，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成為“熔合”式發展的第一個典型：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鑒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首次完成了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浙江良渚遺址群為良渚政體的核心區，其中良渚古城分為三重，內城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外有郭城，總面積達800萬平方米。內城中心為人工堆筑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上有數十處大型建筑基址，為中國史前最早的宮殿區。王陵區在宮殿區西側，大型墓葬隨葬精美的玉器、石器、漆器和絲織品，以禮儀性玉鉞展示王權和軍權，以琮、璧展示宗教權力。周邊有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包括阻擋山洪的土筑水壩和引水渠道，水利調節面積達100平方千米以上。整個古城系統土石方工程總量1005萬立方米，在當時位居世界前列。古城內倉儲區發現稻谷遺存195噸，附近的茅山遺址發現5.5萬平方米稻田，被稱作“國營”農場，反映了稻作農業的高度發展和國家對農產品的掌控。古城周圍玉器作坊的發現則表明國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業的發展。良渚文化分布的環太湖地區，聚落等級清晰，以玉器為核心的宗教信仰及禮制系統具有廣泛的一致性。因此，學界普遍認為良渚文化已經形成相當於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表明國際學界對其文明發展水平的認可。
良渚文化主體由崧澤文化發展而來，但反映宇宙觀和宗教信仰的玉器明顯源自凌家灘文化﹔玉器上精雕的獠牙獸面又體現出與紅山文化的密切聯系。以宗教力量凝聚廣大區域內社會集團的實踐是紅山文化開創的，這無疑對良渚社會以宗教權力為核心的早期國家構建產生了示范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會發展正是對其前的凌家灘、崧澤和紅山社會發展經驗充分“熔合”的結果。
“協和萬邦”理想的形成和初步實踐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解體，如一石入水，激起千重波浪。山東、河南和江漢地區的龍山文化社會吸取良渚社會成敗的經驗教訓，在動蕩中高速發展，出現大量城址，形成與古史記載契合的“萬邦林立”的政治景觀。在文獻記載的帝堯活動的核心地帶晉南地區，陶寺文化採取更廣泛的“熔合”策略，完成又一次早期國家的構建。尤為引人注意的是，考古發現顯示，陶寺的領導者很可能已經胸懷“協和萬邦”的政治理想並付諸實踐，其核心內容包括：吸收“萬邦”的優秀文明成果，“熔合”為更成熟的禮儀制度﹔以核心引領者的地位推動“萬邦”一體化進程﹔以“光被四表”式的文化懷柔為一體化的基本方略。
陶寺城址面積近300萬平方米，近年確認了外城內的宮城及其中的大型夯土宮殿建筑。2002年發現的貴族墓葬面積約20平方米，隨葬品超過百件，有漆柄玉鉞、漆木杖、玉器等高等級物品，並有1名殉人和豬10頭。2003年發現天文觀測設施，並出土朱書陶文。陶寺遺址具有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其典型陶器具有山東、河南、江漢、西北和關中地區龍山時代文化因素﹔玉琮、玉璧和大型廚刀繼承了良渚文化的傳統﹔透雕獸面玉佩受到江漢地區后石家河文化的影響﹔鱷魚皮制作的“鼉鼓”來自山東龍山文化﹔鈴和齒輪形器等銅器則受到西北地區的影響。陶寺顯貴階層的特大型墓葬中著意展示來自不同地區的儀式用品，可見熔合四方禮儀已經成為陶寺社會上層的領導策略。這種超越良渚社會的“熔合”方略和對自己在萬邦中核心地位的彰顯，表明陶寺王者已心懷蘇秉琦所說的廣域一統的“理想的中國”的政治藍圖。《尚書·堯典》中提到的堯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於四方，“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也許不能僅以“傳說”視之，而是以天文之名行人文之實的促進各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政治實踐﹔“協和萬邦”和“光被四表”也並非完全是后代的追頌，當時的天下政治態勢或為其“真實的素地”。
《禹貢》和第一王朝的建立
距今約3800年，與夏王朝對應的二裡頭文化繼續實踐“協和萬邦”的政治理念，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構建。
在龍山時代，孕育出二裡頭文化的環嵩山地區沒有可與陶寺匹敵的政體，二裡頭文化大至政治理想藍圖和權力表達方式，小至宮殿建筑技術和綠鬆石鑲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其他龍山時代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鑒的榜樣。二裡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戰斧和環首刀，來自東方的酒器，后石家河文化風格的玉器，表明二裡頭王朝的形成並非“禹生於石”那樣的“斷裂”式橫空出世，而如“伯禹腹鯀”，是環嵩山地區龍山社會與各地區在風雲際會中激蕩碰撞、熔合互鑒的結果。因此，高居二裡頭宮殿中的王者才能形成胸懷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個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圍內施展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獲取資源、推廣禮儀。在盛產銅礦和食鹽的中條山脈及運城盆地、銅礦資源最豐富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都發現了包含二裡頭文化因素的遺址，這很可能與二裡頭獲取資源的努力有關。更有資料表明，為了獲取銅和鉛，二裡頭與遼西地區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在以各種方式獲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的同時，二裡頭文化也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擴張力和文化懷柔方略，“向四圍發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沖擊波”，其牙璋等禮器傳播四方。
我們今天看到的《禹貢》約成書於戰國時期，但正如王國維在《古史新証》中所言，“禹跡”和“九州”之說在商周時期已經盛行。《禹貢》應被視為推進各地區一體化進程的極具中國政治智慧的宣傳方案：禹踏遍九州，開山導川，治平水土，“禹跡”所到之處，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產豐富，成為與蠻荒之地迥然有別的文明世界﹔禹的英雄功績和“三過家門而不入”、無私無我、惠民利民的高尚品德，將九州萬邦協和為一體﹔一體的九州由一個像禹一樣的聖王統治，四方朝服納貢也有了充分的理由。文獻中關於禹的豐富記載和考古學揭示的二裡頭文化的“王朝氣象”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二裡頭的王者已經具備實施禹一樣的政治抱負的政治動機、知識儲備和運作能力，《禹貢》的最初版本可能正是他們宣揚其政治理想、輔助其政治實踐的作品。
獨特的中華文明形成道路
兩河流域、古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美地區等世界其他原生文明誕生地的形成空間均不過數十萬平方公裡，唯有中華文明的形成如此氣魄恢弘，在覆蓋長江、黃河及遼河流域的面積近300萬平方公裡的范圍內，以多元一體的形式展開。美國學者華翰維把早期國家的形成視為政治實驗的過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權的嘗試。張光直則指出中國的文明發展和國家形成是“靠政治性的措施造成的”。正因為在如此廣大的空間中經歷了各地區文化的“裂變”“撞擊”和“熔合”，中華文明才孕育出“協和萬邦”的文明基因，產生推動各地區一體化的宏大政治構想。正是在此基礎上，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前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負，將“理想的中國”落實為“現實的中國”，創建了人類文明史上第一個多民族統一的政體，此后不斷發展壯大，綿延至今。放眼世界，在疆域和理念上略可與之匹敵的古波斯帝國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轉瞬即逝。
上述對中華文明形成歷程的考古探源清晰揭示，我們的文明在形成之初就孕育了獨特的以“協和萬邦”理念構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因，解讀歷史時期中國發展、堅守道路自信的理論框架自應以此為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