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莉：中國古代“說話”流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中國古代‘說話’流變研究”負責人、合肥工業大學副教授

“說話”一詞的產生以及成為一種獨立的表演伎藝，據現有資料來看，不早於隋唐時期。但構成說話伎藝最基本的藝術元素——用口語來說故事，即口頭表演的客觀形態，則萌生甚早，且與帶有民間街談巷語性質的“小說”（《漢書·藝文志》小說家）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胡士瑩先生《話本小說概論》在對說話藝術溯源時，已注意到“說話”與“小說”都源於民間的說故事，並提及先秦兩漢時期的稗官講說小說活動，對說話伎藝有一定影響。《漢書·藝文志》所雲“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正說明了“說話”與“小說”都具有民間口頭文學口耳相傳的總體特征，均呈現出顯著的民間性、口頭性與故事性，並不斷創作與傳播，且創作的內容和形式在后續的傳播中得以豐富與強化。

兩漢至隋瞽矇說唱少見文獻

兩漢至隋，瞽矇說唱已很少見諸文獻，逐漸式微，以娛樂為主的徘語優戲卻日漸盛行，並由初具說話基本元素的“優笑”，發展為一種兼具說話基本元素和主要特征的“俳優小說”，在中國古代說話伎藝的形成過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先秦時期的俳優，既具備樂舞雜戲等綜合表演技能，又以口頭調笑戲弄的俳諧言語表演見長，而后者還未形成獨立和固定的表演形式。這個特點在兩漢之后得到加強，盛行於宮廷與民間。而歷年出土的實物如成都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磚”、山東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等各地漢墓，包括近年發掘的南昌海昏侯漢墓出土的多件“說唱俑”，都佐証了相對於先秦時期優人“優笑”表演作為中國說話伎藝萌芽的一種形態，兩漢以來的“俳優小說”則標志著說話作為一門獨立伎藝的初步形成。其確立了口說的表演方式，提升了故事在表演中的重要地位，成為一種帶有民間色彩的以娛樂為主的口頭講說故事表演。而這種形態也決定了后世說話伎藝中一以貫之的核心要素和本質特征。同時，民間的好尚也為相關理論的形成做出准備，劉勰《文心雕龍》“論說”篇就單獨討論了徘語特征。

隋唐說話伎藝成為獨立藝術

隋唐時期，說話伎藝的上述特征得到繼續加強，發展為一門獨立的藝術形式，即具備“說話”之名、以說為特征的表演方式、以故事為主的表演內容以及一些基本的表演程式。既有戲謔傳統的沿承如侯白“說一個好話”，也有長篇故事的敷衍如白居易、元稹“於新昌宅聽《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而口頭講說的故事內容也往往被文人所筆錄，如劉餗《隋唐嘉話》、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趙璘《因話錄》，這些以“話”為名的筆記小說作品，實際上正反映了書面文學對口頭文學的營養汲取。同時，說話在表演場地和觀眾構成上發生了很大變化，逐漸走出宮廷，與民間其他表演伎藝一起，以寺院附近的戲場、私人府邸的宴會筵席以及街衢鬧市等地作為表演場所，經常出現在普通民眾中間，擁有了相當廣泛的接受度。這就使說話進一步汲取了來自民間的營養。

宋代產生了說話藝人

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高度發達的時期，不僅體現在傳統的詩詞歌賦等高雅文學領域，也反映在通俗文學作品的興起上。作為通俗曲藝的重要代表，說話憑借其深受民眾喜愛的表演形式、完善高超的講說技巧，產生了數量眾多的說話藝人，也迎來其發展的第一次高峰。宋代說話具有一些鮮明的特點：一是首次出現了專業的說話表演場所——勾欄瓦舍﹔二是說話題材豐富，並形成了“南宋說話四家”的說話家數﹔三是說話內容被大量記錄，如今天仍可目見的宋元話本或相關說話名目，這些殘留的說話底本或經過文人修訂的話本成為早期的通俗小說文本﹔四是這些通俗的曲藝經驗被書會才人如羅燁的《醉翁談錄》總結升華，第一次形成了古代小說發展史上相對於傳統小說理論的通俗小說理論。如果說前三者仍屬說話以事娛人的層面，后者則完全將說話納入一個相對成熟的文學理論范疇，有力地促進了通俗文學的興盛。

元明說話伎藝跌宕起伏

元代中后期及明代前期，由於社會法令對說話伎藝的限制與約束，說話一度衰落。明代中期以后，隨著文化政策的鬆弛，沉潛於民間的說話藝術，以評話、評書為新的傳承形態，迅速恢復壯大，各種形式的書場在市廛廟觀中紛紛出現，取代了宋元時期的勾欄瓦舍，並進一步形成了講說評話、評書的專業書場，在明末及清代迎來了說話藝術發展的第二次高峰。而明清評話、評書則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作為一門口頭表演的通俗曲藝，其敘事技巧等理論要素又被文人所吸收，並影響到書面文學作品特別是通俗小說的創作。如明清以來的長篇章回體敘事小說，就受到了說話及話本的主要影響。

經過歷代學者的辛勤開拓與不斷積累，“說話”逐漸進入學術研究的視域，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但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對中國古代“說話”的整體流變發展，尚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對“說話”引發的通俗小說興起，亦缺乏建立在文學現象之上的理性思辨。無論是對“說話”的階段考察，還是對話本及通俗小說的個案分析，往往都局限於既有的闡發角度，缺少文學史層面的觀照。造成這種研究的失當，一方面，由於說話文本多以口頭方式傳承和保存，相比其他文體，文獻具有鮮明的變異性和不確定性，可供利用的書面文本非常少，且很難把握和歸屬其文本的具體產生年代，研究起來的確比較困難﹔另一方面，因為宋元說話、明清評話評書始終屬於民間口頭俗文學，即使是受其影響產生的話本、章回體小說，也歸屬於通俗文學，地位相對較低，學界的關注點因此大多集中於寫定的小說文本，而從“說話”角度予以引申的則相對較少。

總體來說，目前的“說話”研究，缺乏對“說話”本質的整體觀照，缺乏對“說話”從體系形成到作品接受與反饋等各個層面的流變考察，缺乏對“說話”激發以通俗小說為代表的通俗文學的生成理論思辨，這就使“說話”研究實際處於一種相對停滯的狀態。因此，隻有梳理好“說話”的流變特征與關鍵點，還原“說話”在文學史進程中的真實面貌，辨析“說話”興盛與通俗小說興起的相互關系，討論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的相互反饋，才能使“說話”研究不斷走向開拓與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