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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邊地出土文獻所見秦漢使者研究”負責人、湘潭大學講師
西漢以降，隨著中華文明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日漸深入，以及陸上絲綢之路的持續暢通，西域逐漸成為不同文化系統相互接觸、碰撞和融合的歷史舞台。一般認為，西漢以來史籍中“西域”所指稱的具體地理范圍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前者包括中亞乃至更遠區域，后者似僅指玉門關和陽關以西的今新疆地區。近年來又有學者自立足中原的地域理念之外，對諸如“匈奴西域”等與“西域”名義密切相關的概念加以重新闡釋和辨明，其論說意見得到傳世文獻和新出考古資料的有力支持，值得相關研究者重視。在漢王朝嘗試對西域實施多樣化的族群交往和區域控制的歷史進程中，不應忽視“使”的突出作用。
漢使鑿空西域開創英雄時代
漢代作為中國歷史上英雄輩出的時期，顯現出中華文明面向世界的廣闊胸襟和宏大氣魄。魯迅先生在回顧漢代精神風貌時，曾寫下“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等語，相關論斷予以后人重要啟示：“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相對於西漢初年因“休養生息”和“無為而治”而形成的較為舒緩鬆弛的社會節奏，漢武帝時代樂章明顯實現了由平緩向輕快的轉換。張騫“鑿空”西域的成功，實際開創了漢代西域經略史上第一個英雄時代，據說其間甚至一度出現“使者相望於道”的盛況。從《史記·大宛列傳》等相關記載可以看到，后張騫時代西域使者的出使規模和頻度增長迅速。“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說明使團人數和規模已相當可觀﹔“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反映出使距離和空間范圍的明顯擴大。
元光年間（前134—前129），司馬相如為“通西南夷”事上書漢武帝，其中有句話引起漢武帝的特別注意：“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所謂“非常之事”，《史記索隱》引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眾人懼也。”漢武帝對此番話似乎頗為激賞，以至20多年后又在詔書中予以特別強調，《漢書·武帝紀》載元封五年（前106）求賢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明確指出“使絕國”實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需要留待“非常之人”才得以實現。眾多使者遠赴“絕國”的歷史表現，固然因主觀條件和客觀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但試圖復制張騫成功軌跡應是主要驅動因素之一，這也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正面支持。
在實現個人財富增值和階層躍升等世俗理想之外，漢代使者當中還可以看到更為高遠的人生追求，反映出雄健有為、奮發進取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風尚。《西京雜記》可見“傅介子棄觚”故事，后來以漢使身份刺殺樓蘭王而名震西域的傅介子，少年時“嘗棄觚而嘆”：“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班超“投筆從戎”故事亦可見類似表述：“家貧，常為官佣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在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代錦繡圖案中，可見“登高明望四海”之類文字，宋明詩文亦多見“登高明”語，或許可以視為使者出行心態的體現。《漢書·陳湯傳》載，“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所謂“登望”，《后漢書·梁竦傳》又作“登高遠望”：“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郁郁不得意。嘗登高遠望，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閱讀“不樂本土”“登高遠望”等文字，不難感受到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和開闊胸襟。
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漢使立功絕域”條依次評述漢代西域使者的事功，首先注意到“是時漢之兵力實強”，因此“其時奉使者亦皆有膽決策略，往往以單車使者，斬名王、定屬國於萬裡之外”。具體而言，西漢如傅介子、文忠等人“此皆以單使立奇功者也”﹔常惠、馮奉世等人則被歸為“擅發屬國兵而定亂者”“用便宜調發諸國兵以靖反側者也”。關於上述眾人成功的原因，也較為全面客觀地指出：“漢之威力，行於絕域，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萬裡折沖，無不如志。”西漢使者以“漢之威力”為堅強后盾於西域施展個人才能的史例，還有著名的“楚王侍者馮嫽”，亦可証明當時“不惟朝臣出使者能立功，即女子在外，亦仗國威以輯夷情矣”。體現出“立功絕域”實為主觀能動性與客觀條件相輔相成的結果。
經略西域成為經典的詩歌主題
征諸史實，我們固然可以看到西漢初年休養生息至“文景之治”的財富積累對西域經略的重要支撐，但卻無法認同完全以國力強弱作為考察和評價西域政策及相關措施的出發點。班固追述漢昭帝即位之初的天下形勢，直言不諱地指出“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所謂“海內虛耗”的真實成因，《漢書·西域傳》亦有較為透徹的解說：“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可知漢武帝后期已經因經營西域造成嚴重的財政困難和社會危機。其后王莽篡漢更導致西域“怨叛”，中原與西域聯系一度中斷。有鑒於西域“復通”之后復雜多樣的區域形勢，東漢班超於建初三年（78）提出“以夷狄攻夷狄”“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的戰略構想，以求長久平定西域。班超以這一特殊方式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受到時人及后世普遍肯定。但也可以看到，某些歷史學者就此有所批評和貶抑。王夫之《讀通鑒論》堪稱典型：“抑考張騫、傅介子、班超之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用夷攻夷，適足以為黠夷笑。”張騫、傅介子、班超等以數十人“伏西域”，恰恰說明當時西域出使環境惡劣，匈奴以強盛兵勢持續對西域施加影響，陰謀和暴力成為使者競勝的重要手段。因此，相關評價應當秉持客觀的歷史態度，過於嚴苛的道德標准恐怕不僅沒有必要，而且無關宏旨。
張騫、傅介子、班超等人的出使活動與歷史事跡，較好地反映了時代境遇和個人追求的相對契合。《后漢書·西域傳》卷末以高度贊賞的語氣評述西域使者篳路藍縷的歷史功績：“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所謂“致遠之略”“封侯之志”等語，猶如大時代浪潮激蕩之下的一小片水花，折射出壯麗多姿的絢爛光彩。將個人命運融入國家命運，在完成時代使命的基礎上謀求個人事業的成功，無論中外古今都可說是合情合理的有為之舉。據《后漢書·班超傳》記載，班超在“絕域”30余年，因“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曾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等語，據說最高統治者閱后“感其言”而召還。班超八月抵達洛陽，九月病逝。建功立業與報效國家的壯志豪情，不僅激勵歷代有志之士，也成為后世詩歌中傳唱不休的經典主題。唐人戴叔倫《塞上曲》：“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立高懷遠的人生志向，應是驅使漢代使者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勇於探索未知世界，建立不朽功勛的重要精神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