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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重新認識中華法系”負責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中華法系作為獨立於世界之林且數千年傳承不息的國家治理體系，涵蓋了整個古代中國法律的制度、思想和文化，歷經夏商西周的“禮刑”體系、春秋戰國秦朝的“法律”體系、漢唐明清的“禮法”體系，至清末西法東漸方始解體。《道德經》雲：“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自近代以來，雖然中華法系外顯的形式載體已逝，但其內含的文化基因猶存。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等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忠孝信義等價值觀，在傳統社會既是婦孺皆知的道德概念，又是身體力行的法律准則，依法律演進史的眼光觀之，則是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它不因朝代更迭便訇然斷裂，亦不因制度變革就戛然而止，而如春雨潤物般化入民眾心靈深處，代代相傳。在這種道德元素和法律元素同構的法文化模式中，道德所褒揚的，法律必予維護﹔法律所制裁者，道德則予貶斥。這與西方強調法律與道德應當有明確邊界的法文化迥異其趣。
傳統道德名目眾多，但可以用一個總概念“仁”來加以統攬。馮友蘭說：“惟仁亦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之統攝諸德。”認為忠孝節義悌禮智信廉恥等各種德目，全都包含在“仁”的范疇之中。《說文·人部》釋雲：“仁，親也，從人從二。”其字形構造為“人”與“二”的結合，意指用親的態度去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依朱熹之言，仁即是“天理”“人情”﹔用王陽明的話講，仁便是“良知”。梁啟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認為，“仁”乃是“二人以上相互間之同類意識”，你希望別人用什麼樣的心態和行為來對待自己，自己就應該用相同的心態和行為去對待別人，正是俗語所說的“將心比心”。將“仁”這種“同類意識”運用在不同的人際關系上，遂形成不同的道德要求和法律准則。推運於父子之間，便有了“父慈子孝”的要求﹔推運於夫妻之間，便有了“夫婦以義”的要求﹔推運於君臣之間，便有了“君仁臣忠”的要求﹔推運於普通社會關系之間，則有了“朋友有信”的要求。依此類推，可以囊括所有社會關系。故簡而言之，“仁”是中華法系的重要文化基因。
縱向考察，中華法系文化基因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呂思勉在《先秦史》中說：“古有禮而已矣，無法也。”夏商周三代以“禮”為治，並用“刑”來保障其實施，禮既具備道德的特征，又具有法律的功用。這一千余年的治理實踐，培育了法律元素與道德元素同構的基因胚胎，且已具雛形。降至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原有的禮失去了構建秩序的功能，各諸侯國紛紛進行法制改革。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下半葉，鄭國、晉國等將以前的刑從禮中剝離出來，進行專門立法，制定《刑書》《刑鼎》﹔后來魏國李悝以此為基礎，“撰次諸國法，著《法經》”。（《晉書·刑法志》）“法”作為一種嶄新的行為規范登上歷史舞台﹔商鞅變法時，又“改法為律”。當“法”“律”出現之后，禮逐漸被拋棄在法律之外，不再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而變為道德，中國的道德與法律從此分離。對這種變化，孔子曾痛惜不已，力求恢復三代的禮治，然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於是他提出了“仁”的概念，用以補救禮治失落的不足。據統計，作為孔子語錄的《論語》一書中，仁字出現了109次。他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若是缺乏內心的仁，光有禮樂制度也難以約束。換言之，禮作為具象的制度易變，仁作為抽象的精神卻長久﹔隻要能抓住仁這一核心，並用以指導制度設計與改造，人間法制必將獲得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孟子承其旨趣，大力倡揚“仁政”。到孔孟這裡，法律制度賴以存續與發展的文化基因首次被揭示和強調。后世學者對此給予高度評價，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譽之為“人的發現”。
然而掃平先秦亂世、一統中國的秦朝並未採用儒家的主張，而是推行“棄禮任法”的法制政策，最終出現了賈誼所說“仁義不施”“本末並失”的困境，導致二世而亡。征於前朝得失，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歷代王朝皆採“禮法並用”“德主刑輔”之策，“仁”的文化基因被重新激活，且得到大力呵護。經兩漢的引禮入法，歷魏晉南北朝的禮法結合，到隋唐達至禮法合一，凡是道德所反對的，法律必給予制裁﹔道德所贊揚的，法律則予以維護。誠如《明史·刑法一》所言：“唐撰律令，一准乎禮以為出入。”中華法系的文化基因至此定型、成熟，宋元明清相沿不改。由漢到清的兩千年間，在自身基因的支配下，中華法系生發出一系列頗具傳承價值的思想、原則和制度。如“法尚簡略”“以民為本”“情法兩平”“世輕世重”的法律思想﹔強化道德與法律銜接的“親屬相隱”“准五服以制罪”“矜恤折獄”“刑罰用中”的法制原則﹔追求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的“存留養親”“輕重相舉”“錄囚”“慮囚”，以及死刑“覆奏”等制度，無不展現了“仁”的精神，推動了法律和道德的有機融合，從而使中華法系鑄就出卓然不群的稟賦。正如清末大理院正卿張仁黼所說：“數千年來禮陶樂淑，人人皆知尊君親上，人倫道德之觀念，最為發達，是乃我國之國粹，中國法系即以此。”
橫向剖析，中華法系以仁所統率的道德為基因，其運行機制主要表現為兩大價值取向。一方面，法律制度的設計創制以仁義道德為指導。當法律中出現背離常情常理的內容，則依道德對之進行立改廢釋﹔當法律條文出現與天理人情相對立的狀況，更需要用道德情理進行解釋。《太平御覽》載，漢代一女子的丈夫死於海難，母親將其改嫁。漢律有文：“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若機械依照律文將其處死，雖然合法卻大悖情理。董仲舒引用禮義加以變通：“婦人無專制恣擅之行，聽從為順”。該女為“尊者所嫁”，非私為人妻，“不當坐”。這種以道德詮釋作為有效司法解釋的審判方式，史稱“《春秋》決獄”，又曰“仁義法”，取得了良好社會效果。唐朝出現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之后，“《春秋》決獄”淡出法制舞台，但對情法不符的案件，仍然會在“斷由”部分用道德進行說理，以引導判決，所謂“屈法以伸情”是也。
另一方面，法律制度的實施運行以維護仁義道德為追求。古代法皆依道德而立，通常情況下，違反道德的行為，徑依律令規定處置，便能達到維護道德的目的。然則“法之設文有限，民之犯罪無窮。為法立文，不能網羅諸罪”（唐代孔穎達語）。一旦出現社會危害性大而法律又無規定的行為，便會給司法機關帶來難題：制裁則有損法律權威，放任則妨害道德尊嚴。如南朝劉宋時張江陵罵母，致其上吊自殺，當處棄市之刑，結果剛好遇到大赦。按照當時的制文，毆打父母處梟首，遇大赦也不予赦免﹔但罵詈父母遇大赦能否赦免，沒有明確規定。朝廷討論該案時，大臣孔淵之認為：“夫題裡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建議按毆打父母的規定處張江陵梟首，不予赦免，得到皇帝認可。實踐中摸索的經驗到唐朝積澱為定制，《永徽律疏·賊盜律》疏議曰：“金科雖無節制，亦須比附論刑。豈為在律無條，遂使獨為僥幸”，對此類疑難案件，不能任其逍遙法外，而應逐級上報，由高級官員“量情為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法律評價服從於道德評價，長期置身於這種法律生活中，民眾養成“德法同物”的法心理，在不知不覺中形成自律習慣，循規守法便內化為人生信條。以至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