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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周秦兩漢數哲學研究”負責人、曲阜師范大學副教授
縱觀秦漢時期的數思維與數哲學之發展理路，可見那時的人們基於周天化、數度化、對應化與同構化詮釋天人關系的理論旨趣，同時亦見他們基於數度之道對日常生產生活、社會交往與政治制度的謀劃與設計的價值旨趣與數度情趣。他們通過天身一體化、陰陽五行化、道德情感化與數度同構化建構出全新的天人形象和天人關系，以及宇宙圖式、生活圖式與政治圖式。從天數到政制，從天心到人心，從天道到人道，人之存在的生活世界與政之展開的政治世界成為“數”與“天數”所統攝的價值世界。
面向自然 演繹天數
面對紛雜的自然萬物與瑣碎的日常生活，遠古先民通過結繩計數而理順生產生活，形成了朴素的數思維與數哲學。上古之時，聖賢通過“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尚書·虞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同上）而定歷數，化解“黎民於變時雍”（同上）的問題。秦時，《呂氏春秋》有《任數》與《盡數》篇並提出“天之數”與“天地之數”詳論數之義，闡明數與理、道、政之間存在內在關聯。西漢前期，《淮南子》《黃帝內經》與《春秋繁露》沿著前人的路徑對先秦以來的數與數字的哲學意蘊重新詮釋並使之更加系統化、理論化，不僅形成了數思維與數哲學的典型范式，而且開創出新的邏輯理路與價值向度。西漢末年，揚雄的《太玄》模仿《周易》並在《周易》“二進制”的基礎上演繹出“三進制”，由推崇偶數演變成推崇奇數，詮釋了天、地、人三者互動的哲學理念，建構了與前人不同的宇宙圖式和人文圖式。當然，《新書》《河圖》《洛書》《七緯》等著作也觸及數與數字，並提出六術、天一、太一等范疇。時至東漢，《白虎通》與《太平經》紹述前人之論，沿著天人同數的理路開顯出新的哲學路徑。
兩漢時期，諸多學者特別重視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數與道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作用，他們常常通過比數、附會、轉喻、聯想等手段將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數與道貫通起來並融入日常生活和政治制度。其中，《淮南子》《黃帝內經》《春秋繁露》《白虎通》等皆重視五行生克之道，並基於此展開獨特的理論建構。與眾不同的是，董仲舒建構的數哲學從陰陽出入與消息的角度指出“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春秋繁露·陽尊陰卑》），並且提出“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為終，皆取之此”（《春秋繁露·天地陰陽》）。董仲舒將天地陰陽五行與人自身皆納入“天之數”，拓展了數的廣度與深度，凸顯了數的形上性與本源性，消弭數之神秘性，突出數之價值理性﹔董仲舒提出“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為數紀”（《春秋繁露·陽尊陰卑》），強調“數紀”是眾民“知貴賤逆順所在”的依據。
面向政治 法天之數
上古先民對數的洞見、對數字的崇拜不僅反映出他們對探尋自然萬物之本源、本質與規律的渴求，而且反映出他們的認知維度、思辨水平與價值旨趣。他們眼中的天地萬物蘊含數與數字，自然法則循之展開並成為人倫法則與政治法則的本源。自然理性通過數度之道而流溢，價值理性通過數度之道而呈現。古代先民法天之數的直接目的是面向政治與生活，這一點在他們法天而制官的過程中體現得頗為明顯。秦時成書的《呂氏春秋》十二紀諸篇所設官制皆強調法天而制官，西漢前期出現的《淮南子》之《天文訓》與《時則訓》篇所設諸官制度和《春秋繁露》之《官制象天》與《爵國》篇所設官爵制度亦皆強調法天之數。繼軌前人，東漢初期出現的《白虎通》之《爵》與《封公侯》等篇反映的亦是法天之數而設置官職制度的理念。較之，王符《潛夫論·班祿》與徐干《中論·爵祿》大抵是紹承於《禮記》《淮南子》與《春秋繁露》提倡的法天之數而制官、設爵、定祿之論見。
值得指出的是，《淮南子·時則訓》將數目八、七、五、九、六融入四時、十二月並將之與五行、五方、五星、五味、五音一一對應，從而實現法天之數而構建政治制度的理論目的。雖然同是強調法天之數，但是董仲舒數哲學蘊含的政治價值向度卻不同於《淮南子》，他強調“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春秋繁露·基義》）、“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同上）。同時，董仲舒指出王者制官應當“用歲之度，條天之數”（《春秋繁露·官制象天》），應當“備天數以參事，治謹於道之意”（同上），並且強調王者所設爵制亦應當“法天地之數”（《春秋繁露·爵國》）。
面向身體 崇尚數度
從身體之直觀至身體之數度化，再至比類天之數度而將身天一體化，古代先民對身體與天地的認知歷程呈現出從感性到理性、從直觀到數度、從形象到抽象的基本路向。其中，數度思維與數度理性是秦漢時期人們理解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的密碼與鑰匙。正是在探尋自身身體、德性生成、天地精神與自然理性的過程中，他們厘清了天人關系，凸顯了人在天地間的位置。從身體出發想象自然、類比天地、建構宇宙圖式，這種基於數度化與同構化的數度思想在《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黃帝內經》《春秋繁露》《太平經》等作品中皆有體現。那時的人們通過“近取諸身”（《周易·系辭下》）與“以身度天”（《春秋繁露·郊語》）建構天地宇宙的基本圖式，對身體的借用使得身體成為度量天地宇宙的工具與尺度。人之身體的數度化與道德化之所以能夠比類天地並構建天地的人格化形象、轉喻天地的自然理性，其關鍵在於人擁有理性自覺之能力，尤其是擁有數度化的抽象能力與價值化的思辨能力。從身體之有限演繹天地之無限，從身體之結構、形象演繹宇宙之結構、圖式，從身體感覺、特性演繹天地精神、自然理性，人們基於身體的數度化與天地的數度化而建構的數哲學流溢出濃郁的感性色彩與詩意的理論氣質。
從庄子提出人有“百骸”到韓非提出“人之身三百六十節”，戰國時期的人們對身體的數度化與周天化的認知漸次生成。這種基於數度化與周天化的天人關系新說是秦漢時期的天人感應說的理論源頭。其實，天身一體化或曰身的周天化與天的身體化是秦漢哲學的普遍特征與理論旨趣。人們“以身度天”，欲“究天人之際”（《漢書·司馬遷傳》）﹔其中，《黃帝內經·邪客》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淮南子·天文訓》曰“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春秋繁露·人副天數》曰“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等，反映出秦漢哲學思維中的“集體表象”，而且影響深遠。
要言之，秦漢時期的數哲學揭櫫數與數目構成的自然世界、人文世界與精神世界及其內在關聯，映現出人們眼中的宇宙圖式、生活圖景與政治制度，反映出人們從數度之維認知自然世界、精神世界與政治世界的基本路向，彰顯出人們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的價值期許與理性追索，折射出人們對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與政治世界的不懈追尋與持續建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