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中乾：中國傳統哲學與中華民族精神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哲學與中華民族精神研究”負責人、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歷久彌新的文明的民族，之所以能生生不息、血脈相續地延續至今，與極具凝聚力、向心力、范導性、引領性的中華民族精神內在相關。譬如，中華民族自強不信、厚德載物，和諧互助、團結奮進，樂天達觀、共克時艱等觀念和精神，在時下的抗擊疫情斗爭中就有充分表現。

民族文化孕育民族精神

從根源上講，民族精神屬於民族文化。中華文化的活水源頭是先秦諸子，先秦諸子思想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比如說，民為邦本、天下為公、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浩然正氣、成仁取義、和而不同、執兩用中、孝悌忠信、重義輕利等思想和精神就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見素抱朴”的尚朴精神、“上善若水”的謙下精神、“勤而行之”的實踐理性精神、“和光同塵”的韜晦精神、“無為而治”的治世精神、“至人無己”的逍遙精神等就與道家思想密不可分。還有墨、名、法、兵、陰陽等各家各派，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哺育都有重要作用。

民族精神屬民族文化，而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是哲學思想。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其民族精神是該民族文明內涵、文明程度的集中體現，而這種民族精神賴以滋生的根基是該民族的本體思想。一個民族倘若沒有自己的思想理論，就失去了精神和靈魂，就像一座徒有華麗外表而沒有神靈的空廟一樣，就不能是一個文明、進步和有長久生命力的民族。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蘊含民族精神內核

中國傳統哲學的實質內容和有生命力的精神是什麼？這至今仍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和正定、厘清的問題。總體而言，從先秦諸子到宋明理學的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在哲學性質、思維方式、話語體系諸方面有質的不同。西方傳統哲學是理性、邏輯的思維方式和對象性、概念化的形上體系或本體理論。中國傳統哲學則不然，它是悟性的、情境反思的思維方式和當場生成、當場顯現著的活的情境式的形上體系或本體理論。如果說西方傳統哲學追求的是被提離開了事情自身的、以概念形式確立和表現的本原、本體的話，那麼中國傳統哲學所追求、捕捉的則是活在事情本身中的、當場構成著和顯現著的本原、本體。中國傳統哲學形上本體思想與西方現代哲學現象學、存在論的思想理路“暗通款曲”。

比如說孔子的“仁”思想。“仁”是什麼？當然可以當作一個概念來對待。但作為概念的“仁”只是人理性上、思想上的一個對象、一個觀念，這種東西其實是死的。《論語》中“仁”有109處，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仁”都與人的生活經歷、生活情境相關、相通。譬如在《論語·陽貨》中，當孔子說宰予“不仁也”時，正是從基於人的血緣根基的子女對父母的親情感而言的。這種親情感不是被提離開當場情境的一個概念，而是當場生成著的活生生的情境、境域，當一個人有了對父母的愛這種觀念、念頭時，就當場、當下在言行舉止中表現、體現了出來，就如好好色、惡惡臭那樣地付諸行為表現中，絕不是一個思想上、理性上的觀念、概念規定。當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時，也是此種活靈活現的境域、情境。《說文》說“仁，親也，從人二”。說的就是“仁”的情境、境域性的親情、情感性的實質。

還有老庄的“道”，也是境域、情境性的存在，不是人思想上的那種死概念。《老子》第一章說“道可道，非常道”。這就明確指出，若將“道”道說出來，就成了人思想上、理性上的一個對象，就成了概念，就不是那種存在於事情本身的活生生的道了。所以《老子》第二十一章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這就說得很明確，“道”是恍恍惚惚、惚惚恍恍的存在，這就是並隻能是境域、情境。庄子那種“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文風，所用的那種“重言”“寓言”“卮言”的表意方式，都與“道”的情境性、境域性息息相關。

在中國傳統哲學中，不僅孔子的“仁”、老庄的“道”，還有孟子的“心”、郭象的“獨化”、禪宗的“自心”“自性”、陸王的“心”等均是情境性的本原、本體。這種形上本體原本就與事情本身活生生地相即相生著。

正是這種活的、情境性的形上本原、本體，深刻地成就了中華民族精神的“實踐理性”的性質和特色。中華民族精神的特質不是那種理論理性的思和辨，而是體現、表現、凸顯、融貫在人的點點滴滴的行為和方方面面的生活中的行和做，是知與行的一體同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天人合一、與天地參等民族氣質和精神，正是哲學思想的生動表現。

民族語言：民族精神的外在表達

作為民族文化系統，民族精神不僅要深刻地體現、表現在民族生活中，還要體現、展現在民族思維和民族語言中。有深厚中國傳統哲學底蘊的中華民族精神，不僅以“實踐理性”的“知行合一”的特質和方式體現、表現了境域性的形上本體，而且以“讓語言自己說話”的“道言”思維方式和方法來予以表達。所以，中國的漢字和漢語同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表現。

中國傳統哲學在先秦這一源頭處就避免了使用那種概念化的語言，而用的是讓語言自己說話的“道言”方式。譬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怎麼理解“君君”等之謂？流行的解釋是把“君君”仍作為一個“君”來看待，即君就是個君或曰要像個君。其實這樣理解並不確切。這裡的“君君”實際上是“君—君”，在這兩個“君”字中，有一個是名詞，即君主、君王﹔另一個則作動詞，即正在君臨天下、正在做著一個君主所要做的事情。這兩個“君”字中哪一個是名詞或動詞呢？兩個“君”均可，若第一個是名詞，第二個是動詞，這是說所謂君主就是正在君臨天下的那個人﹔若反之，則是說一個正在君臨天下的人就是或才是真的君主。很明顯，這就是讓語言自己說話，而不是像人解釋“君”字那樣替它說話，替它說三道四地道說一番。人替語言說的弊端，就在於會把這個語言弄成一個光禿禿的對象，還可能會把這個語言說錯。而讓語言自己說話就是語言自身的當場開顯、顯現，這表達、傳遞的難道不正是那種活在當場的生成著、構成著的形上本體嗎？不僅孔子的“君君”之謂是讓語言自己說話的“道言”法，老子那種“玄之又玄”的“玄玄”、“損之又損”的“損損”法，庄子的“重言”“寓言”“卮言”的“三言”法，郭象“遣之又遣之”的“雙遣”法，僧肇“默耀韜光，虛心玄鑒”的“般若無知”的思想和方法，還有禪宗的諸多“公案”，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之說，都是中國傳統哲學中讓語言自己說話的思想和方法。這種思想、方法是與中國傳統哲學情境性的本體思想相通的，正是這一思維方式和表達方法，表現和成就了中國傳統哲學的情境本體思想。

如果具象來說，中國傳統哲學中何以讓語言自己說話？一句話，這與中國的漢字有深層關系。漢字是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方塊文字，是一種象形字，同時能傳達兩個信息，即有兩個信息量，這就是漢字的形和聲。而漢字以外的許多文字均是拼音字，隻有聲音這一個信息量。還有，其他的拼音文字在構型上均是一維的線性結構（寬度在這裡失去了意義）。而漢字是二維的平面結構，可直接表意，而漢字以外的拼音文字則要人來賦意。正是中國這種非常古老厚實的象形化的漢字，深層地孕育、培育、陶冶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