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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突發性動物疫情公共危機演化機理及應急公共政策研究”首席專家，湖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與法學學院院長、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一定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按照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抓緊補短板、找漏洞、強弱項，切實做好各項防控工作。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更是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出了一道思考題：我們應當吸取哪些教訓，補齊哪些短板？如何完善國家治理體系，提升治理能力？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照”出了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很多方面的短板、“考”出了治理能力的不足，也使我們明確了提升應對公共衛生事件能力的著力點。
嚴控公共衛生防疫源頭。自2003年爆發SARS疫情之后，我國相繼遭遇H7N9禽流感、非洲豬瘟等重大動物疫病病毒的人獸共患疫情侵蝕，最近又在個別地方發現H5N1禽流感卷土重來。專家研究發現，2019n-COV與SARS-COV都源於野生動物攜帶的毒性極強的冠狀病毒，並在人群中人傳人導致急性肺炎。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每年有1800萬人死於傳染病，75%新出現的人類傳染病是人獸共患傳染病。我國每年人獸共患病的報告病死數佔法定報告病死數的28.7%。人獸共患病的流行與失控，是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最大的風險源。但是，我們對此缺乏基本的風險意識，對曾經發生的人獸共患疫病災難缺乏痛定思痛的教訓總結。大量為滿足“野味”食用習慣的活禽獸交易市場遲遲關而不閉，農貿市場中非法野生動物交易更是屢禁不止。包括野生動物在內的活禽獸交易市場活動大大提高了新型冠狀病毒的匯集以及病毒基因重組（變異）的概率，市場交易者形成的自組織社會網絡更是成為快速擴散病毒疫病的工具，並成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罪魁禍首。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全國，充分暴露出我們對源於野生動物的病毒傳播的源頭防控意識淡薄、防控措施失控。必須加強對農貿市場、各類商場的徹底排查整治，通過立法永久性關閉野生動物交易市場，切實從源頭上控制住重大公共衛生風險。
夯實容災體系的基礎。根據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大規模傳染病是四類突發事件之一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最主要的防控對象。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戰場武漢市，人口超千萬的特大城市，缺乏基本規模的集中收治傳染病重症患者的醫院，及時發現、檢測、確診病毒並向社會公開病毒信息和防疫知識的能力不足。“封城”前后，大量人員從武漢流向全國各地，並在全國各地形成疫情蔓延之勢后，全國許多城市也沒有基本規模的集中收治傳染病重症患者的醫院。各地普遍暴露出預防傳染病的口罩、護目鏡、防護服、一次性手套、消毒酒精等防疫關鍵物資生產能力滯后、布局失衡、物質儲備嚴重不足。在幾乎所有的城市中，還沒有建立起最基本的《應急救援站建設規范》等標准和臨時性應急救援機構，大量應急物質的接收、分配、物流運輸缺乏承載組織體系。
強化公共衛生事件法治保障。做好重大傳染病疫情防控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直接關系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事關我國對外開放。然而，在疫情監測、確定、報告、公開、診治全過程，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保障有力、系統完備的法律法規體系。特別是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烈性病毒傳染過程中，如何把握公民權利克減的時機和“度”，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常規的容錯與學習機制，沒有建立起與常態化管理相區別的輿情應對與正確輿論引導機制。我國《突發事件應對法》賦予各級政府在應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採取必要措施的權力，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地方政府在做出防控疫病輸出的重大決策時，仍然遲疑猶豫，這其中既有責任擔當的問題，也有法律法規粗放的問題。“封城”之后出現的一系列配套措施不完備問題，也是由於沒有完備的法律法規保障，致使缺少行政許可支撐。
補齊農村公共衛生防疫短板。農村是大數據和重大傳染病網格化醫學觀察的薄弱環節，農村又是集中開展新冠肺炎衛生學處置最困難的地區。做好農村的防疫工作，對於保住已有防疫成果，從根本上打贏這場抗擊新冠肺炎的艱苦戰役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總體來看，農村的醫療衛生資源還遠遠落后於城鎮。2018年底，城市每萬人醫療機構床位數為87張，農村僅為46張。城市每萬人擁有執業醫師40人、注冊護士51人，農村分別為18人和18人。我國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和醫學觀察手段更為落后，防疫物質儲備更為匱乏，開展“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工作更加困難。應以疫情防治為切入點，加強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公共衛生體系建設，結合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把補齊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短板、增強農村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作為進一步推進國家制度建設和治理能力建設必須做好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