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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經濟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經濟史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相比，更加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與時代脈搏的跳動更加契合，不同的階段各有特點。本文從大的歷史時段著眼，從兩個階段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整體狀況進行回顧和反思。
改革開放前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行各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思想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最為重要的變化。眾所周知，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曾經指出過，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或者可以說，馬克思在經濟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一系列經濟學理論，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加適合於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指導，更加具有方法論意義，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學家，對此更易於接受，並心悅誠服地運用於經濟史研究之中。唐長孺雖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經濟史始終是他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中指出，“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強”（《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第47頁）。日本學者池田溫也說：“此《跋語》所見唐先生的謙虛品德及其對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之敬仰”（池田溫：《懷念唐長孺教授》，凍國棟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04年卷）。在當時的學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凌等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接觸到新興的社會科學，初步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更多的學者如唐長孺等則由此開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高校和科研機構對此也積極鼓勵，多方倡導。楊端六在為《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寫的“卷頭語”中就特地提到“武漢大學黨及行政領導在這幾年中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與支持”。南開大學歷史系在1959年編選出版的《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前言中也提到該著作是在“校黨委提出大搞科學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指導以及在倡導科學研究的氛圍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研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這在兩個方面表現突出：一方面，舊有著作經過改寫和補充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新的著作填補了經濟史研究的空白。
就前者而言，李劍農、嚴中平、彭信威堪為代表。李劍農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在1943年曾由中國書局出版，但只是一般講義性質，新中國成立后在彭雨新的協助下，重新編寫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和《宋元明經濟史稿》由三聯書店出版，成為最早的中國經濟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參考教材，其權威性為學術界所公認。彭雨新在該書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稱：“全書著重闡述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在說明封建社會生產關系變化中，著者十分重視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關系……李氏對周代的封建制度的論述，對於我們認識周代社會性質和討論中國古代社會分期是有幫助的。”言下之意，該書雖未標明，但事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完成，並參與了當時“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問題的討論。嚴中平於1943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棉業之發展》，1955年修訂再版，改書名為《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並加副標題“從棉紡織工業史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參與“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意旨明顯，亦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言，“本書企圖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歷史做典型，分析百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系統論述棉紡織業發展史的專著，也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為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經濟研究》1958年第7期寫的書評所說，該書初版的寫作，“著者還沒有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新版則完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1943年開始撰寫，初稿隻有十幾萬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數達到45萬，1965年的修訂本達到77萬字，“比起初版來，內容幾乎全部刷新”。馬飛海在2007年《中國貨幣史》新版代序《一個敢於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面的學者》中也說，新中國成立后，錢幣工作者提高了認識，擴大了眼界，“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使“古老的錢幣學向新的學科的轉變”成為可能。李劍農、嚴中平、彭信威等學者延續了新中國成立前的研究並取得新的突破，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就后者而言，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957），《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961），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1957），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1957）、《明代的軍屯》（1965），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1962），王亞南《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1954），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1957）、《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959），賀昌群《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1958），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1962），韓國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北朝經濟試探》（1958）、《南朝經濟試探》（1963），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冊，1962、1963），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1957），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1963），戴裔煊《宋代鈔鹽制度研究》（1957），景甦、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經濟研究》（1959），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1961）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雖然在改革開放后出版，實際上也是寫作完成於這一時期，如童書業的《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就屬於這種情況。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成名，有的則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銳。如果梳理這一時期的論文，可述者尚多。
近年來，坊間多有夸大民國學術成就的言論，就經濟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關論文，就其開拓性和學術性而言，已經遠超民國年間的同類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學術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舊是經典性的學術名著。
較全面地評價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注意“文革”前關於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五個重大問題——所謂“五朵金花”的大討論。對這些討論，近年來學界有不同看法。必須指出的是，這五個問題多與經濟史研究關聯。李根蟠認為，“這些問題中的前三個問題直接與古代經濟史有關”（《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伯重認為，除漢民族形成外，“有四個屬於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應當怎麼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其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與推動不容忽視，其積極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促使經濟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關注，既提高了理論水准，又加深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認識。其中，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1954）、《論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關於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童書業《論亞細亞生產方式》（1951），李文治《關於研究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論問題》（1963），李埏《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1956）、《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1961），胡如雷《試論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一些特點》（1962年）等論文，都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和宏大敘事風格。
第二，討論熱烈，研究深入，對歷史上的相關問題有縱深的拓展。特別是在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表現突出。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有關先秦井田制、秦漢名田制、三國屯田制、西晉佔田課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等，留下許多經典名篇。同時，對與土地制度相關聯的賦役制度也有深入的討論。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的附錄統計，“文革”前有218篇論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涉及鋪戶作坊、絲織業、棉紡織業、踹布業、礦冶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制糖業、井鹽業、農業等種種部門和行業，當時多數有名的學者都參與了這方面的研究，有些新人也因此研究而嶄露頭角。
第三，相關研究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與跟隨。日本著名明清史和經濟史專家森正夫在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文版《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前言中指出：1955年12月，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團長的學術考察團訪問日本，中日歷史學者就包括資本主義萌芽等在內的歷史問題進行了座談。在此次座談的基礎上，日本學者專門編輯出版《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一書，該書除收錄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外，也有田中正俊專門撰寫的《中國歷史學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森正夫稱：“自新中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學者在從事作為外國歷史一部分的中國明清史研究時，即已通過中文著作和論文等，汲取著中國學者在研究作為其本國歷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時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相關研究繼續開展，並催發了新的研究領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歷史重大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土地制度、資本主義萌芽等，在“文革”后的一段時間內仍為經濟史學者關注，並不斷有代表性成果問世，如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1982），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984），林甘泉等《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1990），楊際平《均田制新探》（1991），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1992年），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鬆解》（1993），李埏、武建國《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1997）等等，以及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983），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1985、1990、1993）等。同時，筆者也認為，這些討論及資料挖掘等催發了后來成為經濟史研究熱點的農民負擔研究、鄉村社會研究、資產階級研究、市鎮研究、近代化研究等。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史學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文革”期間，經濟史的研究幾乎陷於停頓，到后期有些研究逐漸恢復。“文革”結束后不久，便有著作迅速出版，如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教研室編寫的《中國財政簡史》在1978年出版，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均在1979年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史研究的輝煌與特色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學者，也出現了劃時代的研究成果，從而使經濟史研究呈現出可喜的輝煌局面。
經濟史研究的輝煌，有三個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研究機構和研究隊伍的壯大。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重鎮，在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雲南大學、武漢大學。這些單位既有嚴中平、李文治、巫寶三、吳承明、汪敬虞、梁方仲、傅衣凌、韓國磐、李埏、李劍農、楊端六、彭雨新等老一輩代表性學者，又培養了經濟史研究的傳承者。改革開放之后，除上述院校外，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大學、首都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一批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近代史所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等地方社科院先后成立了經濟史研究所（室、中心）或集聚了較多的經濟史學者，中央財經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甚至建立了經濟史系。全國性的中國經濟史學會和省級經濟史學會也相繼成立。經濟史研究機構、組織和研究人員空前擴大，僅中國經濟史學會就有會員一千余人。二是專業性研究刊物從無到有，大量增加。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先后創刊，《農業考古》《中國農史》《農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中國經濟史論叢》（現改為《中國經濟史評論》）等專刊或集刊的創立呈蓬勃之勢，一些綜合性刊物如《清華大學學報》《河北大學學報》《江漢論壇》等也較多發表經濟史文章，為經濟史論文的發表提供了陣地。三是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和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把經濟史研究課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近年不斷有較多的經濟史重大招標項目、重點項目、攻關項目、委托項目立項。
經濟史研究的輝煌，有兩個重要標志。首先是中國經濟通史及斷代經濟史的研究出現標志性成果。傅筑夫以70歲高齡完成了5卷本的《中國封建主義社會經濟史》。其后，有孫健獨自完成的3卷本《中國經濟通史》，有田昌五、漆俠主編的4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寧可主編的5卷本《中國經濟發展史》，周自強、林甘泉、高敏、寧可、漆俠、陳高華、劉重日、方行等任分卷主編的9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趙德馨主編的10卷本《中國經濟通史》。這些多卷本經濟通史各有特點，總體上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其中，趙德馨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由30余位斷代經濟史名家共同撰寫，該書下限至1991年，是研究時段最長，篇幅最大的集成之作。在斷代經濟史中，高敏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葛金芳的《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漆俠、喬幼梅的《遼夏金經濟史》，嚴中平、汪敬虞、劉克祥等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趙德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1）》，董志凱、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53—1957）》，屬上乘之作。
其次是專題性經濟通史著作層出不窮。專題性經濟通史涉及農業、畜牧業、紡織業、鹽業、工商業、交通業、人口、海關、財政、貨幣金融、經濟思想、科學技術各個方面，品類繁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1982），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1983），謝成俠《中國養牛羊史》（1985），唐啟宇《中國作物栽培史稿》（1986），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1989），楊向奎、張澤咸、王毓銓主編《中國屯墾史》（1990~1991），范金民、金文《江南絲綢史研究》（1993），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1993），游修齡《中國稻作史》（1994），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制度史》（1994），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制度史》（1996），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1997），李根蟠《中國農業史》（1997年），郭鬆義、張澤咸《中國航運史》（1997），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1997），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1998），吳琦《漕運與中國社會》（1999），張家驤主編《中國貨幣思想史》（2001），魏明孔主編《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2004），吳慧主編《中國商業通史》（2004~2008），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2005），葉振鵬主編《中國財政通史》（2013），馬敏主編《中國近代商會通史》（2015）等等。這些著作，大多具有拓荒或集成性質，作者多為該領域專家，達到了目前相關研究前沿水平。如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6卷7冊，作者按寫作時代依次為葛劍雄、凍國棟、吳鬆弟、曹樹基、侯楊方，葉振鵬主編《中國財政通史》10卷18冊，由陳明光和陳鋒擔任副主編，近20位作者多為斷代財政史名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呈現出諸多特色，新的研究領域的拓展，是主要特色之一。經濟史新的研究領域，有的是原有歷史研究的延續和發散，更多的則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史學者關注現實、反思歷史的必然選擇。
在市鎮研究方面，傅衣凌應是主要的開拓者，他在1964年已經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他認為，探究明清江南的市鎮經濟，要充分估計其中的商品性程度，並注意資本主義生產因素的萌芽。這也就是前述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催發了市鎮經濟等研究的一個表現。20世紀80年代以后，洪煥椿、王家范、樊樹志、陳學文、蔣兆成、梁淼泰、陳忠平以及吳承明、方行、郭正忠、傅宗文、鐘文典、陳春聲、姜守鵬、喬志強、許檀、吳量愷、牟發鬆、任放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從江南的市鎮擴展到其他區域的市鎮，由明清市鎮上溯至唐宋時期的草市以及區域市場、全國市場的形成。同時，又進而開展近代主要城市史的研究，相繼有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羅澍偉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說，徐鼎新、胡光明、虞和平、馬敏、朱英等人的商會史研究，也與市鎮、城市史研究相關聯。
在區域經濟史研究方面，如果說早年關於“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有肇始意義，美國學者施堅雅對清代“大規模經濟區域”的劃分，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以及台灣“中研院”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有啟發意義，那麼，20世紀80年代在廣東召開的區域經濟史會議則具有促進意義。葉顯恩主編的會議論文集《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既有專題研究，也有區域理論和方法論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史研究著作宏富，較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江南、華南、華北和長江流域，如葉顯恩《明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仆制》（1986），傅衣凌《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1987），洪煥椿、羅侖《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李伯重《唐代江南農業的發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2000）、《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2010），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993），范金民《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1998）、《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研究》（2008）、《國計民生——明清社會經濟新析》（2018），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經濟研究》（1999），李金錚《傳統與變遷：近代華北鄉村的經濟與社會》（2014），陳鋒主編“15至20世紀長江流域經濟、社會與文化變遷書系”，以及張海鵬、王廷元、王世華、李琳琦、陳支平、牟發鬆、羅一星、陳樺、劉淼、王振忠、王日根、張海英等人的相關研究。區域經濟史研究既體現出多元化發展的特征，也有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研究視野的拓展，特別是李伯重、范金民的研究有許多新的理念和方法。
在環境變遷與經濟發展方面，史念海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有《黃土高原及其農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歷史時期黃河中游的森林》《歷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等系列論文，在20世紀90年代則有朱士光《歷史時期農業生態環境變遷初探》，李文瀾《唐代長江中游水患與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歷史啟示》等論文對相關問題的關注。近十余年，鈔曉鴻、張建民、魯西奇、張全明、王建革、吳海濤、方修琦等人先后出版有《生態環境與明清社會經濟》《明清長江流域山區資源開發與環境演變》《10世紀以來長江中游區域環境、經濟與社會變遷》《歷史時期長江中游地區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專題研究》《兩宋生態環境變遷史》《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江南環境史研究》《淮河流域環境變遷史》《歷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等著作。這些作者分屬於歷史地理學界和經濟史學界，標示不同領域學者對環境變化導致的連鎖反應的重視。
其他如歷史上的經濟轉型與社會變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史、海洋經濟史、中外貿易史及經濟全球化的研究也多有可觀之處。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料運用的科學化、計量經濟史的開展、“量化歷史”的推廣，以及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外，不同門類歷史學之間的互相融合也是重要特色。表現最為突出的是歷史地理與經濟史的融合、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融合。
前述史念海等的研究已經揭示出從歷史地理與環境變遷的角度對經濟史研究的觀照，他的學生則陸續撰寫出版《宋代農業地理》《遼金農業地理》《元代農業地理》《明代雲貴川農業地理研究》《蘇皖浙贛地區明代農業地理研究》《明清山東農業地理》《清代兩湖農業地理》《清代兩廣農業地理》等重要著作，無論是對區域經濟史研究還是對傳統農業研究都有重要意義，有利於歷史地理、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研究的互動。吳鬆弟主編的9卷本《中國近代經濟地理》，由歷史地理學界和經濟史學界的學者共同完成，更是對歷史地理與經濟史融合的直接推動。
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融合表現得更為突出，這不但表現在研究社會史的學者兼做經濟史，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也兼做社會史，社會史及“華南學派”的代表人物馮爾康、喬治強、唐力行、常建華、行龍、鄭振滿、劉志偉、陳春聲、趙世瑜等人均有重要的經濟史論著。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研究經濟史時的社會理念，研究社會史時的經濟理念。筆者在《近四十年中國財政史研究的進展與反思》中已經論述了包偉民、劉志偉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對財政、經濟、社會問題的融合。另外像趙世瑜最近發表的論文《衛所軍戶制度與明代中國社會》，其副標題就是“社會史的視角”，意旨十分明顯。新一代經濟史學者楊國安等關於明清基層組織與鄉村社會的研究，其賦稅財政與經濟史、社會史的多角度切入及相互照察也可圈可點。這在一定意義上說明，單一性的經濟史研究或其他專史研究，已漸次被融合性、擴展性研究代替。
幾點思考
70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從總體上鑄就了歷史的輝煌，綆短汲深，難以盡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問，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視野，隨著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成長，隨著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期待。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有以下三點：
承繼與創新。李劍農、梁方仲、嚴中平、李文治、湯象龍、傅衣凌等是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在學養上，他們兼具歷史學和經濟學的功底，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的歷史實証之學，論著經得起歷史的考驗。現在有些不同學術背景出身的經濟史學者，在借鑒西學、宏觀敘事、問題意識、講求模式的倡導下，追求標新立異，但傳統學養欠缺，粗制濫造或拾人牙慧的論著不在少數，需要高度注意。隻有在很好地繼承老一輩經濟史學家優良學風的基礎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傳世的創新性成果。
學術規范與學術自信。學術研究必須遵守學術規范，自不待言。檢視某些經濟史研究成果，缺少學術研究的敬畏感，缺少學術史的梳理和對即有成果的尊重，變相抄襲、率意解讀和不顧學術源流的稱引，造成研究脈絡的混亂。同時，“媚外”心態時有呈現，明明有國內學者的先行研究和權威解讀，卻動輒稱引歐美學者的論斷和模式，以壯聲色。這實際上是學術不自信的表現，也不利於我們對學術話語權的掌握。
研究課題的選擇與價值取向。歷史研究從來都不是單面相的學術研究，經濟史研究亦不例外。一方面，中國經濟史研究有內在的理路、取法和門徑，有學術“延繁”意義上的純學術研究﹔另一方面，筆者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經濟史綱要·緒論》中曾經說過，“時代變革與研究課題的選擇關系密切”，研究課題的選擇必然伴隨著時代脈搏，經濟史研究的新視野和價值取向必然與改革開放的發展歷程相契合，有些研究還具有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前瞻性。總結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提供新的啟示與借鑒，是中國經濟史學者應該作出的貢獻。
（作者：陳鋒，系武漢大學珞珈杰出學者特聘教授、中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