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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管理體制比較研究”負責人、《改革》總編輯、北京物資學院教授
國家社科基金設置各類各層次項目研究的目的是既著重基礎理論，又期望通過具體問題研究提出對策，進而解決現實問題。因此，中國經濟學研究在著力基礎理論創新的同時，要接軌現實問題。
基於中國實踐創新中國經濟學
研究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前沿問題，不僅要借鑒國際化經濟學研究范式，更需要創新研究。作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的智力支撐，現代經濟學研究承前啟后，新生代經濟學家們漸次貼近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現實，將思考和分析聚焦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這就是說，在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條件下探討中國經濟學創新，歷史與現實要求必須基於對國情的認識。這客觀要求中國經濟學家以國家和公眾利益為重，選擇恰當研究立場。
關於經濟學的創新，阿馬蒂亞·森曾指出：“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經濟學有兩個不同的根源。這二者都與政治學有聯系，不過聯系的方式卻大不相同。一方面經濟學可以聯系到‘倫理學’，另一方面經濟學又與我們或許可以稱為‘工程學’的東西聯系在一起……雖然從表面上看經濟學的研究僅僅與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有直接關系，但是更深的層次上，經濟學的研究還與人們對財富以外的其他目標的追求有關，包括對更基本目標的評價和增進。”然而，一些新生代經濟學家將中國經濟學創新和發展的基礎理解為效仿西方經濟學：片面追求形式化、模型化，結果往往遠離中國現實。因為，誰也不可能將實際經濟活動中的所有因素一一表示為數學模型中的不同變量。
經濟學不是數學，經濟學的觀點是最重要的。中國有句古話是“真佛隻說家常話”。經濟學基本原理無地域限制，分析、論証的方法卻有國別之分。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及實現經濟學想法的工具。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也不能以運用模型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作為評判經濟學研究成果質量優劣的標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基於對經濟史的稔熟與市場經濟理論脈絡的清晰。
改革開放40多年間的中國經濟學，建立和發展了對全球經濟學發展都具有顯著意義的大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的新理論，建立和發展了以“漸進”為特征的轉型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而且也推進了與西方經濟學對接的宏觀、微觀經濟學的分流，推進了大國經濟發展的政府干預理論、經濟調控理論和經濟學科的全面建設。可以預見，堅持中國經濟學研究的創新取向，將使中國經濟學的分工越來越專業化、職業化和科學化。
經濟學研究要接軌國家戰略
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俯視經濟”與“直面社會”，蓋因經濟學關注人類行為、剖解制度與市場機制運行問題、把脈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對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國外經濟學家一直努力解釋所謂的“中國之謎”，也就是要廓清為什麼中國經濟能夠保持長期的快速增長。
這也可以給出中國經濟學發展一定程度上與國家戰略接軌的判斷。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服務於國家戰略意義愈發濃烈。特別是國家戰略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正越來越多地被納入主流研究的視野。“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及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等國家戰略由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繼而陸續實施。國家戰略催生中國經濟學的行為規范形成了隱性制度和策應方式。如經濟學在高校一方面滿足於教學研究，另一方面高校的經濟學者與各類官方、半官方研究機構的專家一樣，也形成了與國家戰略對接的態勢，介入各類課題，承接各種咨詢。因此，在中國轉型和發展進程中，經濟學家不僅具備有關國家責任的關懷，而且將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側重對改革和發展“問題單”的解讀，並傳播結論，發揮智庫功用。二戰結束以后，西方國家用了60年時間，先后經歷了以增長為標准，以消除貧困、擴大就業、改善分配、提高生活水平等為路徑，到最終實現以人與資源環境的相適應為目的的發展觀。而中國走到這一階段，隻用了不到30年。事實上，國家戰略語境的經濟社會問題剖解方略與中國經濟學密切關聯。
凱恩斯在評價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貢獻時說：“他始終堅持的一點的確道出了真諦，這就是有些人憑借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特殊天賦和強有力的經濟直覺所得出的結論和含蓄的推斷。”對於現行的許多政策工具，其實經濟學家不知道它們是否有效，如何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可被掌握的政策變量中作出選擇，就需要比較它們各自的效應大小，從而找出政策依據。一如當一個國家無法獲得外部資源來建立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體系以及進行資本積累的情況下，一個可能的途徑就是在其內部獲得資源來實現這個目標。因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特征是價格能夠自由浮動，以及產品和要素能夠自由流動。根據這一判斷標准，中國經濟學研究當在“市場”“國情”語境之中，這也正是國家戰略必須關注的問題。
“問題導向”引導經濟學創新方向
問題導向是指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以問題為突破口和方向，從問題出發，發現問題，找出出現問題的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進而滿足需求。問題導向有助於明確方向、抓住重點、找准突破口，有助於復雜問題的解決。
經濟學的問題導向特征表現為：具有強烈的前瞻意識﹔具有明確的話題設定﹔“事件和現象”是一個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熱點。沿著這個脈絡就不難破解經濟學直面的問題。如最近幾年的宏觀調控主要以控制、遏制房價為主要標志。宏觀調控具有前瞻性、問題導向性，也是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問題，滿足了問題導向的三個特征。由此判斷，宏觀調控是現階段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問題，這與經濟學研究的落腳點——經世致用，別無二致。
在經濟學問題導向的方法論條件下，更須提示有研究潛力或正在搞某一方面研究的研究者，如何甄別經濟學的問題導向，其途徑之一是從中央的一些文獻中釋放出信號。如2018年12月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題“鄉村振興”一脈相傳，這正因應經濟學問題導向的肯綮：是一個交集﹔政策面關心，學術界也關心。
西方學者在概括歐洲中世紀及以前的經濟思想狀況時指出：“像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聖·托馬斯·阿奎那這樣的學者都生活在非市場社會中，在這種社會中，基本經濟決策是按照傳統和命令而不是由個人，即不受限制的經濟主體作出的。結果，這些早期的學者對西方社會思想持續的影響主要不在於他們對市場力量的洞察，而在於他們關於社會規律性質的先見之明。他們具有形成經濟學的‘前科學的’眼光。”
由上引申金融行業改革問題。設若研究金融問題，當然以金融監管為主。再則，金融作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服務業中的地位、定位是什麼？這些問題是學界和政策層面關注的焦點。以如此思路定位問題，研究者既接近經濟學的問題導向，又領會並感覺問題導向“別有洞天”。
“接軌現實”：經濟學創新的內在要求
經濟學的問題導向和相關研究的后續效應一直被學術界和經濟理論界熱議。從這個意義上說，求大同、存小異，抑或小一統、共存共榮是對學術問題看法的基本出發點，而彼此砥礪、相與切磋則是切中經濟學問題導向后續效應的肯綮。
新古典學派的主要代表、西方微觀經濟學的創始人馬歇爾將個人的經濟行為和單個市場、單個產業的經濟活動進行了全方位甄別，獨立提出了反映經濟運行的許多術語和分析工具，學說堅持實現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這種論具體不玄虛、涉技術微著墨的思維方式，應成為經濟學接軌現實問題研究后續效應的“軍規”。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央在重視“三農”工作的背后，有很多問題涉及經濟學問題導向研究的后續效應。如在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中，貨到哪裡去、錢從哪裡來、人朝哪裡走？這深刻揭示了農村目前的三大焦點問題：農產品流通、農民增收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一個學者要能夠先知先覺，知道政府尤其是高層如何布局農村工作，就要為經濟學問題導向的后續效應備份。
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李達把生產關系表述為經濟構造。何謂經濟構造？李達在1935年出版的《經濟學大綱》中認為，經濟構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他寫道：“當勞動力和勞動手段與勞動對象結合為一，而參加於社會對自然的斗爭時，就造出特定社會的生產力。”
經濟學問題導向的后續效應有一個“交集”，即政策面關心，學術界留意。政策面關心，說明問題導向有咨政功用﹔學術界留意，說明問題導向涉關聯演進。一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問題導向的文獻綜述不僅包括學術界的文獻綜述，還包括對政策沿革的綜述。在問題導向的后續效應上，須注意對政策軌跡的把握。如是，文獻綜述應該是學術界和政策軌跡各佔50%。這樣的文獻綜述可自行回答三個問題：這篇文章或這項研究屬於獨立創新嗎，這篇文章或這項研究是補白嗎，這篇文章或這項研究是和誰（機構或自然人）商榷嗎？自行設問，經濟學問題導向的后續效應便油然而生。
在競爭的市場中進行經濟往來，預見、洞見和前瞻問題，並及時進行糾偏、解決和對策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因而，中國經濟學創新與接軌現實問題研究有助於推演和正視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現實問題，漸次展示實際功用和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