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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名詞性短語句法結構的類型學比較”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語言學研究進入歷史上發展最快、學術最繁榮的時期。下面主要就漢語言文字的研究分兩個時期簡要敘述。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事業的需求推動語言文字研究發展
黨和政府從新中國成立之初起就對文化教育事業高度重視。掃盲和提高干部群眾語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動了語言文字的研究。從1950年《人民日報》發表《請大家注意文法》等文開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和丁聲樹等《語法講話》等語法著作相繼推出，學術期刊出現多場語法大討論，深化了對漢語自身特點的認識。多位專家學者集體編寫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為中學教學提供了完整實用的語法體系。這些都帶動了漢語語法學科的穩步前進。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以及漢語規范化的任務，在幫助提升全民語文能力的同時，也有力推動了對語言學多個領域的研究。推廣普通話的需求促進了漢語方言學。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舉辦多期普通話和方言培訓班，既服務於方言大調查，又為漢語方言學研究培養了大量專才﹔修訂完善后的《漢語方言調查字表》成為使用至今的調查標准方案﹔隨后出現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樹立了方言調查研究的學術標杆。漢語方言學成為了顯學。
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促進了語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話音位系統的研究和實驗語音學的發展。以中科院語言所為主的研究隊伍用實驗方法對普通話展開一系列開創性研究，為科學認識普通話音系、滿足語音合成和識別技術的需要提供了科學支撐。
為確立普通話詞匯規范，中科院語言所編寫的《現代漢語詞典》應運而生。其內容和體例成為詞匯學研究的主題和素材，帶動了漢語詞匯學的發展。
簡化漢字和整理漢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現代漢字學的產生。在普通文字學和比較文字學的助力下，這一學科走向成形和成熟。
國家對語文事業的重視，激發了學界的研究熱情，形成了語言學各學科全面發展的態勢。
歷史語言學觀念促進了從發展史的角度對漢語的考察。王力《漢語史稿》首次為漢語全面勾勒了語音史、語法史和詞匯史的主線。“漢語史”逐漸成為漢語研究的重要學科方向之一。
音韻學漸脫難懂“絕學”身份，成為可傳授、可論証、可驗証的現代學問。對《切韻》音系性質的討論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確立了以《切韻》音系為代表的中古音，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堅實的參照。
以甲骨文、金文為代表的古漢字研究不斷拓展深化，研究范圍超越字形、詞語，拓展到語法研究。
理論方面，大量翻譯介紹包括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在內的蘇聯語言學著作，並帶動對語言和思維等語言哲學問題的討論，對西方語言學前沿尤其是結構主義語言學也有所介紹，刊於《語言學資料》等書刊。這一時期，朝向世界語言學的窗口始終開啟。
在應用領域，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語言所和技術計算所已合作進行機器翻譯的探索，在1958-1959年間研制出了實驗性的英漢、俄漢翻譯系統。
改革開放為中國語言文字研究注入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為語言學的發展創造了嶄新的社會學術環境。高考制度恢復，語言學碩博士點逐漸設立和增加，語言學有了人才保障。語言學期刊有恢復，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陣逐步成形並壯大。《中國語文》復刊后發表了諸多名家厚積薄發的論文，擔當了領軍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語言學期刊各以所長逐步跨入后來的核心期刊行列，成為語言學長期繁榮的重要基石。各類語言學集刊也以強勁態勢涌現，拓寬了科研成果的發表渠道。
同時，語言學界進入學會涌現期。中國語言學會於1980年成立，文字、音韻、訓詁、修辭、方言、世界漢語教學、辭書等各分支學科也紛紛成立學會、研究會及其下屬分會。這些都對凝聚學術力量、開展學術活動、培養學界新秀起到了積極作用。大部分學會形成了兩年一屆年會的慣例，使語言學各分支學科始終保持“激活”狀態。很多學會辦有集刊，不同領域的學術成果得以及時展示。另有很多學術會議不屬於任何學會，但有相對固定的主辦方和會議周期，並出版連續性文選。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IACL）自1992年創辦起，每年在亞歐美各國舉行年會，中國學者成為與會最大群體，多所大陸高校主辦IACL年會，知名學者先后擔任會長。
改革開放掀起了介紹國外各語言學流派的熱潮。大量西方經典著作的翻譯或介紹讀物得以出版﹔借鑒國際前沿理論研究、解決漢語或中國境內語言問題的論著，在理論和方法傳播方面作用更加凸顯，在國內外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以語言學教學和交流為導向的人員往來日趨活躍，來華講學、出訪、留學、長期兼職等形式，成為促進中外語言學交流的強大動力。
改革開放帶來理論方法的引進和運用，在很多方面促進了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認知語言學、語法化學說、語言類型學、語言接觸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漢語界的顯學，優秀成果不斷涌現，並反哺前沿理論。形式語言學也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深入研究。歷史語言學、地理語言學使漢語史研究和方言調查研究更具有系統性和多維性。音韻研究從解讀古韻書的音系，發展到構擬歷史上各個階段的音系並勾勒語音演變規律﹔詞匯訓詁研究從訓釋古代具體詞語發展到探求詞匯系統發展史﹔文字學從具體漢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統的漢字構形學理論﹔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交叉學科也從萌芽狀態發展為研究熱點領域。
新的應用性需求繼續為漢語研究提供動力。國際漢語教育推動漢語特別是語法研究不斷拓展和深化，支撐語法研究的工具書或語料庫紛紛涌現。對外漢語教學類期刊成為漢語研究尤其是語法研究的重要發表園地。與對外漢語教學有關的漢語詞匯學、語音學、文字學等學科各有豐碩成果。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計算語言學家們致力於完善機器所需的語法規則，包括分詞、句法分析、語義關系分析、源語言到目標語的轉化規則等。計算語言學界對統計方法的強調促進了語言研究中統計方法的運用和大數據語料庫的建設。
語言生活和語言政策也推動了語言文字應用的研究。1985年國家語委成立后，工作重點轉向語言文字的規范化、標准化及后來的信息化。語言文字應用性研究也隨之調整。通用規范漢字表、異形詞整理、港台腔、方言詞語、外來詞和字母詞、網絡用語，這些規范化課題催生了大量成果。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的語言生態也發生顯著變化，語文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以構建更加和諧合理的語言文字生活。語言規劃、語言戰略、語言資源等領域得到更多重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2000年通過）的制定，也有語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礎。
進入二十一世紀，語言文字研究乘著國家發展的東風獲得了更大的推動力。諸多領域與國際前沿同步推進，如語法化、語言接觸及地理語言學、構式語法、語義地圖模型等，都有大量優秀成果涌現，不乏理論創新性探索。
普通語言學意識的提升，特別是生成語法對普遍語法的追求和語言類型學對跨語言視角的強調，使更多學者能從普通語言學角度來看待漢語的共時歷時現象。如方言學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漢語演變史中的位置，加上語言接觸和地理因素的影響。城市方言研究則更關注社會因素的影響。
簡帛碑文等出土文獻資料的大量涌現，促進了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二重証據”的比較，為文字、詞匯訓詁、音韻、語法等領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和啟發﹔音韻學與古文字的結合，拓展了新的廣闊空間。地下或民間大量更貼近口語方言的各類語料，保留更多漢字變體，透露特殊鄉音，推動了俗文字學、方俗詞語、古代方音等研究領域的拓展。
語言學界探求語言規則背后的心理機制，重視兒童語言獲得規律﹔心理學界關注語言文字產出和理解機制，重視兒童語言文字能力的發展過程。它們共同提升了心理語言學的學術地位。觀察記錄法和實驗法的心理學方式同時成為語言學的重要科學手段。大腦神經科學踏入語言文字研究領域，語言文字的認知心理機制進一步還原為生理機制。核磁共振成像技術、眼動儀等逐漸成為語言學的利器。
大數據和基因技術等在語言學中發揮更多作用。語言文字本體研究也愈益倚重語料庫的量化優勢。以基因技術結合大數據語料探求久遠的語言譜系關系，成果受到學界高度關注。
語言方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大規模展開，各地在更加統一規范的框架下展開調查，並對語言方言進行數碼化典藏，語言方言調查迎來了新成果的高峰。
中國學者在借鑒吸收國際前沿理論的同時，也在語言理論的自主創新方面邁出更多步伐。
漢語方言音韻學界逐漸形成方言語音歷史層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學者以此來離析方言音系中由語言接觸造成的文白異讀等語音歷史層次，將相關個案成果提升為一種歷史層次分析法，目前已經成為漢語方言語音研究中被廣泛應用的研究范式。
“語言庫藏類型學”作為中國學者的原創理論，從跨語言視角研究形—義關系，尤其關注形式庫藏對語義表達的反作用，特別是由強大庫藏所負載的顯赫范疇的作用。“高級版本的意合語法”，關注漢語語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語法的認知機制，整合多種理論工具構建合適的描寫體系。“新描寫主義”主張用跨語言的眼光、合理調用多種理論工具來增強語言描寫的准確性和精細度，避免理論對語言事實的扭曲。這些理論探索雖然還處在發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現代語言學理論和中國語言事實的基礎上提出的原創理論，其發展走向值得關注。
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者本著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學術精神，在“封閉自足—對外開放—自主創新”的過程中，已經逐步邁向第三個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