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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研究”負責人、山東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聊城大學教授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為推進工業化、城鎮化作出了巨大貢獻，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是從解決土地問題開始的。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以“打土豪分田地”作為動員民眾的口號，初步確立並踐行了自己的農村政策。解放戰爭時期，在《五四指示》（1946）和《中國土地法大綱》（1947）精神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新的解放區徹底廢除了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及時開展了全國范圍內的土地改革運動，並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所有制”，廣大農民歡天喜地獲得了應有的土地，實現了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然而，正如《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分得土地的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翻身做主，喜得土地的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但喜中之憂的是生產資料特別是生產工具極其匱乏，廣大農村仍然是小農經濟的一片“汪洋大海”，自然災害、疾病等難以抵御。聯合起來，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就成為“三大改造”中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農業合作化，是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經過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低級到高級、由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的。從1951年到1956年，經過擴社、並社，初級社轉高級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順利完成，社會主義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在中國農村得以確立。但是，1955年夏季以后，農業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和個體商業的改造也出現“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的現象，導致了一些遺留性問題。
隨著黨的八大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時期，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就已經開始萌芽的“大社”或“公社”思想，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1958年，毛澤東對“人民公社”作出肯定性指示。同年，中共中央北戴河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人民公社化運動迅速掀起高潮。1962年“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開始在調整中試點試驗。三級所有，即公社、管區和生產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各計盈虧。“文化大革命”時期，雖然農民少量的自留地、家庭副業以及集市貿易等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下有過幾次反復，但畢竟是民以食為天，農民的生存和吃飯問題始終促使著農村政策的不斷調整。可以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得到逐步發展，實屬不易。
在農村改革中，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確立和推廣得益於農民“包產到戶”的大膽試驗，得益於中國共產黨農村政策的不斷發展。從最初中央五個“一號文件”的政策供給來看，“包產到戶”試驗不僅推動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而且極大地迎合了廣大農民的生存需求，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生存和發展的欲望，為解決農民溫飽問題提供了制度保障、注入了強大動力。為了解決“包產到戶”之后人民公社面臨解體“真空”造成的社會問題，廣西羅城縣和宜山縣一帶的農民開始自發地創設了“村民自治”這一農村基層的治理模式。與此同時，國家也及時迎合了農村社會發展的需求，開始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內容進行直接規定和政策供給。1982年《憲法》第一次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1983年農村開始撤銷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生產隊，並普遍性地建起了鄉（鎮）政府和村民委員會。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和1990年《關於在全國農村開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動的通知》有力推動了村民自治和農村基層民主建設，農村社會自我發展的空間得以拓展。
1998年，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總結了農村改革20年的基本經驗，制定了跨世紀發展的目標、方針和政策。從2000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逐步制定並實施了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取消農業稅、“工業反哺農業”以及向農民進行補貼的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自2006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被全面廢止。為統籌城鄉發展打通國家與社會的關系，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行了全面具體的部署，在各方面協同推進下，農民開始向富起來的道路邁進。這一時期，“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農村建設戰略得以順利實施，農村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新農村建設仍然存在許多制約因素，如部分農民逐步脫離土地，造成勞動力缺失﹔重工輕農思想導致農村社會對農業輕視﹔等等。因此，黨的十七大之后，中央又連續5年發布“一號文件”，推動打通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黨的十八大作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等的戰略安排，新農村建設持續推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舉旗定向、運籌帷幄，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歷史擔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堅持將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視為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不斷強調要“把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提出了聚焦農業現代化、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的新理念新思想，出台了一系列涉農問題的新措施。“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貧困人口能否如期脫貧成為最終評判我國是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自2013年起，中央連續5年發布聚焦“農業現代化”的“一號文件”。其間，制定了《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糧食行業 “十三五”發展規劃綱要》《全國農村經濟發展“十三五”規劃》等多個重大規劃文件。黨的十九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繼續堅持問題導向，聚焦農業現代化和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明確提出和強力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2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發布﹔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審議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提出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鄉村振興進入強農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