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曼琦：城市“三生空間”優化與統籌發展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城市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優化”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

空間是物質存在的基本形式。生產、生活、生態三種功能空間（以下簡稱“三生空間”）基本涵蓋了人們物質生產和精神生活中的空間活動范圍，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三生空間”的利用狀況既是人類在特定政治、經濟、社會、自然條件和技術背景下進行活動的空間反映，又是城市社會經濟活動發展的基礎和制約因素，也是城市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城市生產與生活活動對於空間的需求日益高漲，“三生”空間利用的失衡已經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生活空間設施配套不全和缺少活力等問題。研究“三生空間”內在運行機制，優化“三生空間”布局，統籌“三生空間”發展，對於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城市“三生空間”的優化目標與路徑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要求，為“三生”空間的優化指明了方向。

生產空間主要是用於生產經營活動的場所，以承載工業生產和服務功能為主，主要涉及工業、物流倉儲和商業商務服務用地。生產空間效率的高低主要依賴於生產空間上所承載的產業質量，不同的產業不僅在其產出效率上存在差別，而且經濟增長所依賴的生產要素的貢獻也存在差別。不斷促進城市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高端化，擴大佔地面積少、高附加值產業的比重，是提升城市生產空間利用效率的主要手段﹔研究各種高效產業發展的空間特征，吸引高附加值產業在城市中的聚集，是提升生產空間效率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不同空間區位由於周邊聚集產業和公共服務設施的類型和規模不同，其區位條件對不同產業帶來的經濟利益也會產生差別。因此，地盡其利、地盡其用是空間資源優化配置的核心，優化生產空間的組合關系及其空間布局，也是提升城市生產空間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徑之一。而空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按照經濟學中成本最小的要素組合條件，在一定技術背景下，空間資源越稀缺，價格越高，非空間要素對空間要素的替代程度就越深，越促進對空間的集約利用。

生活空間與承載和保障人居有關，是以提供人類居住、消費、休閑和娛樂等為主導功能的場所，不僅涉及城市居住用地，還涉及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和商業用地。生活空間的宜居狀況主要通過其安全性、便捷舒適性、環境親切友好性等來體現。其中，安全性是城市生活空間品質的基石，舒適便捷的空間環境是宜居生活的外在體現，環境親切友好是可持續發展的宜居生活的內在要求。打造宜居生活空間，首先需要增強生活空間的監督力度和安全防衛能力，營造生活空間的安全氛圍。其次，要根據不同時代、不同生活水平、不同類型居民對於學校、醫院、超市、菜市場等生活服務設施的類型、數量、質量以及布局等各方面的差異化需求，圍繞居住空間打造配套完善的便捷生活服務圈。最后，要重視新時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對於街邊公園、社區休閑設施的增長需求，為城市居民創造更高功能和品質、環境更加優美的生活空間。

生態空間是為城市提供生態產品和生態服務的區域，是保障城市生態安全、提升居民生活質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主要涉及森林、草原、濕地、河流、湖泊、灘涂、岸線等國土空間。建設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首先需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重視生態紅線區域對於生態環境保障的基礎地位，科學劃定生態紅線，並研究完善對於生態紅線管控的政策和配套制度，以傳導責任壓力，激發保護動力，嚴守生態空間的最重要、最核心部分——對生態紅線區域的強制性嚴格保護。其次，要把握好生態系統調節機能的有限性，依據地區資源環境承載力、生態敏感度等限制性因素來約束城市發展規模和開發強度，使城市社會經濟發展規模、結構和增長速度與城市資源承載能力和生態環境容量相匹配。最后，科學布局城市生態空間，強化山水林田湖系統保護，增強濕地、水域、森林、草地等生態用地的自然修復能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保障功能，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

“三生空間”的內在聯系與統籌發展

“三生空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具有共生融合、制約效應。生產空間的集約高效發展，為生活質量和生態服務功能的提升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模式的選擇，是實現生活空間宜居和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經濟保障支持。宜居適度的生活空間既需要足夠的生產空間為其提供就業場所和經濟產出支持，也需要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提供豐富多彩的生態產品來滿足人們對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要求。生態空間提供的生態服務自我調節能力約束了生產、生活空間的發展規模和方向。在國土空間絕對規模相對穩定的情形下，任何空間比例的增大都意味著其他空間的減少，“三生空間”比例失調是引發城市病的主要根源之一。粗放式的生產空間利用，生態空間的不足，將會割裂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循環關系﹔生產與生活空間比例的失調，生活空間的壓縮，會引發住房和生活設施用地供給的減少，從而引發房價過快上漲。因此，優化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需要統籌“三生”空間互動的用地結構關系，促進“三生空間”比例規模協調發展。

明確界定各種功能空間是現代主義城市空間優化的核心思想。受限於工業時代各種空間近鄰的負外部性影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城市各功能空間的有機聯系被割裂。改革開放以來，各地不斷建立各類開發區，大規模遠離城市建成區的工業用地連片開發，大面積的居住新區擴展，生產與生活空間的分割，既降低了城市的生產效率，也降低了城市宜居的程度，引發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城市各類空間鄰近之間的沖突性不斷降低，城市“三生空間”的可融合性更強，促進“三生空間”的適度融合發展，使城市中被分割的空間重新建立其有機的聯系，是城市空間優化和統籌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受自然和歷史條件、人們認識的局限，三類空間在城市空間形成與演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差別，並決定城市空間最終的演化目標。農業文明時代，生產和生活空間仰仗於生態空間的充裕和豐富多彩構成的本底基礎，城市生產活動規模有限、內容單一，生活空間居於主導地位。工業文明時代，工業生產不斷向專業化、規模化方向發展，城市空間形成與演化主要由生產空間所主導，不斷擴大的生產空間造成對資源環境的掠奪和生態空間不斷被蠶食，生活空間被擠佔，人與自然、生產和生活的共生性秩序嚴重失衡。由后工業文明時代走向生態文明的時代，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和重要載體。生態空間的基礎性和約束性作用，決定了城市生產和生活空間的優化，應是在生態空間約束下的生產和生活空間的協調發展。在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理念下，需要倒逼城市按照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原則來優化城市生產空間的格局和產業結構，提高土地利用強度，促進產業結構從低效、高污染的產業和生產方式向綠色產業、綠色生產轉變，以消除經濟活動對於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消極影響。而以人為本，滿足新時代我國人民從“物質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轉變，也需要倒逼城市發展轉型，將以生產空間為主導的工業時代的空間優化模式，向生態優先、生活空間主導、生產—生活—生態空間統籌協調的空間優化模式轉變，以構建一個高效、宜居、美麗的城鎮空間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