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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庄子》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負責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寓言、重言和卮言，是《庄子》獨特的言說方式，歷來歧解紛出，其中，“卮言”尤為學界所重，英語世界亦多有探討。《庄子》的各種英譯本及相關論文中，卮言的譯法隻有幾種，大多遵從中國古代有影響的注疏。
19世紀有三位英國漢學家將《庄子》全譯成英文。巴爾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是首譯者，曾任職於北京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他沒有將卮言譯成對應的英文詞語，而是譯解其含義，根據郭象注和唐陸德明《經典釋文》，突出了卮言“因物隨變”的特點。劍橋大學漢學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譯為“Goblet words”（高腳杯言辭），卮為酒器，古注如此。這一譯法以其簡潔形象、貼近原義而廣為接受。牛津大學漢學教授理雅格（James Legge）譯作“Cup，or Goblet Words”。對《庄子》中與卮言相關的論說，理雅格主要依據成玄英、王雱及陸樹芝的疏解加以翻譯，在其譯本的序言中一一列出了這些庄學要籍。
進入20世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華茲生（Burton Waston）的全譯本最受學界推崇。賓西法尼亞大學教授梅維恆（Victor H. Mair）的全譯本偏重《庄子》的文學性，也頗有影響。華茲生沿襲了翟理思的譯法，在《寓言》篇首段的腳注中解釋卮言，強調其無窮變化的特點，源自郭象注。梅維恆將卮言譯為“Impromptu words”（酒席間的即興之言），也是基於中國古注。
此外，卮為何器，是古今本土學者都曾予以考辨的問題，英語世界的學者也有這方面的研究。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東亞系副教授傅雲博（Daniel Fried）認為，卮是一種用於農業灌溉的尖底瓶，而非玉制禮器，其說詳見論文《永不穩定的言辭：庄子的卮言及用於灌溉的尖底瓶》。
西方學者有其特定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意識，遵從中國古代注疏之外，其研究視角必然會有別於本土學者。
首先，宗教因素的介入十分明顯。翟理思在翻譯“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時，直接把“天倪”譯為“God”。天倪絕非上帝，這一譯法賦予卮言以宗教意味。美國斯坦福大學宗教系教授李耶理（Lee H. Yearley）所撰《道家的表述與說服：徜徉於庄子的語言類型》一文，從宗教倫理學角度對卮言進行了闡釋，給予卮言極高的評價。在他看來，如何用勸說的方式展現一個超越我們通常理解的世界，是宗教倫理學面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隻有卮言才能令人信服地展現那個世界。此外，李耶理在闡釋卮言時，將其與“天倪”和“天鈞”兩個概念相聯系，提出一個新異之說。他認為卮言參與天倪（whetstone of Heaven，天之磨刀石）塑造萬物的過程，天倪又被譯成天鈞（The potter’s wheel of Heaven，天之制陶旋盤）。磨刀石和陶鈞都是通過控制暴力而生產出新的更好的形態，庄子以此為喻，凸顯了他對精神提升的理解，也凸顯了用以表現這一思想的卮言。這種解讀是對《庄子》的過度闡釋，以何種態度對待暴力是西方宗教學的一個話題，並非《庄子》討論的問題，更不是卮言的意義。盡管這種分析明顯有悖《庄子》意旨，卻讓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經典對於解決西方學術問題的助益。
其次，西方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就特別注重從論辯角度出發研究如何說服聽眾或讀者。西方修辭傳統上一直被等同於“言說的藝術”（the art of speaking）或者“說服的藝術”（the art of persuation）。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英美學者在研究卮言時，特別重視論辯。從發生角度考察，強調卮言產生於論辯背景。從論辯過程角度考察，關注運用語詞的技能。從論辯目的角度考察，關注卮言的說服力。英國漢學家葛瑞漢（A. C. Graham）指出：寓言、重言和卮言這三個術語是特殊的詞匯，是由庄子在批評辯論時發展出來的。這一論斷很准確，對研究《庄子》的言說方式及文本形態具有啟示意義。葛瑞漢將卮言譯為“Spillover saying”（流溢的言論），並加以解說：它可以自由地從一個觀點轉換到另一個觀點，如果沒有它，我們無法延長論辯或是生存。換言之，在他看來，卮言是論辯中不可或缺的一種言說方式。然而所謂“無法延長論辯”，《庄子》原文並沒有相應的表述，這是譯者添加的內容。關於卮言的目的及功效，李耶理認為，卮言是一種不同於其他邏輯性辯論的修辭形式，其作用是具有說服力，說服人們去思考甚至接受那些他們本以為是古怪、令人困惑或完全錯誤的思想、行為和角度。筆者認為，卮言雖然是在戰國諸子論辯背景下提出的，但其意並不在說服他人，而是超越論辯，李說未能切中肯綮。相較而言，葛瑞漢的看法更接近卮言的特性，他認為道家並不想用詞語揭示真相或現實，只是提醒我們語言的局限性，並以此來引導我們理解世上變化的角度和生活的真諦。
再次，西方學術傳統還特別重視口頭與書面語言的分殊，亞裡士多德《修辭學》一書就論及這一問題。美國密歇根大學東亞系教授林順夫（Shuen-Fu Lin）在《庄子內篇的語言》一文中提出，卮言是道家唯一的理想言說方式，指的是與心靈的作用方式一致的口述行為。卮言是一種口頭表達方式，而后轉化為書面文字。他還進一步探討了卮言作為書寫結構與《庄子》哲學思想的關系。他認為晉代司馬彪注雲“謂支離無首尾言也”，辨識出了“卮”與“支”雙關的意義，這就將《庄子》散文的形式與支離一詞所描述的不正常身體形狀做了類比，這是對內篇及全書其他很多部分書寫風格的重要洞察。庄子是唯一一位嘗試將其觀念以相應的散文形式表達出來的思想家。
最后，作者、文本和讀者是研究作品的三個視角。中國古代文論以孟子“知人論世”“以意逆志”說為代表，特別重視推原作者之意，重視對作者的研究，相對忽視從讀者角度對文本進行探討。20世紀70年代，西方興起接受美學，突出了讀者在建構作品意義過程中的作用。在對卮言的研究中，也能看到接受美學的影子，具體表現為探討如何閱讀卮言，發掘對讀者而言卮言的意義。曾任教於美國多所大學的吳光明（Kuang-Ming Wu）教授在《卮言 寓言 重言——庄子的哲學方法論》一文中提出，卮言是這樣一些言辭，它要求我們改變、被評價及變形，面對事物時絕對地聰敏與靈活。我們感到閱讀時被奇怪地淨化了，那些言辭的宣導功能使我們思考。它們的晦澀難懂不能歸因於庄子的笨拙，而是因為閱讀方式的錯誤。我們必須放棄創設方式（無方、無為），放鬆自身，並且讓我們自在自為（懸解、天放）。然后，我們就能看到並理解。它們使得讀者一遍遍地重讀，直到停止思考而隻用直覺去感受。
美國羅文大學哲學與宗教系王又如教授（Youru Wang）在《道家庄子和禪宗的語言策略》一書中，也從讀者角度對卮言有所論析。他說：將卮言與其他普通語言模式區別開來的是，卮言包含庄子關於交流的認識，庄子認為交流是分享及參與，而不是傳播信息或知識。庄子並沒有什麼特定的信息要傳達，存在的—精神的喚醒或轉化以及一種新的生活，才是庄子要與讀者分享的。庄子只是想讓讀者質疑他們自身的思考方式，卮言的目的是激發對自身的認知。曾就職於美國深泉學院的學者珍妮•拉普（Jennifer R. Rapp）在《比較詩學：歐坦克庇德斯、庄子與人類想象建構的平衡》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觀點。
對於熟悉《庄子》的本土學者而言，英語世界中的相關研究，哪些比較貼近《庄子》文本之意，哪些明顯偏離甚至與庄生之旨背道而馳不難辨識，辨其正誤固然必不可少，但這並非筆者撰文的目的。如能借由海外漢學界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討論，進而更多地了解中西學術的差異與交融，更深刻地認識自身，也更好地理解他人，豈不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