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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清律例》英譯比較研究”負責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
英國漢學家托馬斯•斯當東，將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部“諸法合體”的法律典籍《大清律例》譯成英文，於1810年在倫敦出版。這讓西方第一次窺見中華法系律條例文的“廬山真面目”，矯正了西方對中國法律的誤解與偏見，也標志著西方世界關於中國法律學術研究的開端。
斯當東雖對“充滿缺陷”“像一連串數學題一樣難解”的中國法律及其語言系統不乏偏見，但對中國法律典籍的正面評價溢於言表，“所有尚未翻譯成歐洲語言的現存中國古典和現代出版物中，《大清律例》無疑屬於第一流的作品”。他同時也強調，高度凝練的法律用語風格及其句法特征“與歐洲語言格格不入”，翻譯過程中不得不克服“巨大的語言障礙”，盡力尋求使用適合目標語讀者的法律語言，“傳達出每條每段的完整含義”。平心而論，斯氏的譯文雖然存在諸多明顯問題，但在當時“中國民事、政治和法律被傳教士忽略”的情況下，創榛劈莽之舉仍不愧為當代法律典籍翻譯的楷模。
法律翻譯與法律文化的歷史一樣古老，法律典籍翻譯是法律翻譯活動不可或缺的元素。同源法系之間的交流尚需翻譯，遑論遠隔千山萬水的歐美法與數千年獨立不間斷發展的中華法。回顧世界各國法律發展史，幾乎都有法律翻譯移植的貢獻。正是在歷代法律翻譯者的努力下，從甲骨卜辭到匫鼎銘文，從丹青簡牘到管毫帛紙，直至晚近時代的音像存留，各種形態記載下來的華夏民族一脈相承的法律文化典籍，不僅惠及於“漢字文化圈”諸國法律文化的“根”與“本”，也恆久不變地影響著其他法律文化的發展。
被西方學者稱為“超越歐洲歷史想象的最佳法律典籍遺產”的《大清律例》，是中華民族法律典籍文化遺產的重要代表，飽蘸中華法系“德—禮—刑—法—律”傳統脈絡的法律漢語表達體系，用外文翻譯的難度遠超其他文化典籍。尤其是一些看似言簡意明實則內涵豐富的古代法律典籍語言，即使法史學專業人士，如若沒有扎實的古漢語功底和古代法律文化傳統知識，亦未必能忠實得體地轉換成現代法律漢語，異語傳通中“存在大量難准確理解、精確翻譯，即使翻譯出來也距離原旨很遠的典型案例”。如《大清律例》書名的英文翻譯。原文涵蓋“大—清—律—例”獨立法律意義的四個詞。《說文解字注》對“大”字的釋義：“手足兼具而可以參天地是為大”，引申為“在程度、規模、聲勢等方面超過一般或超過所比對象”，或表示“尊崇，敬語”。“清”指清王朝。晚清學人徐棟對“律、例”的疏解比較明確，“律為一代之章程，例為應時之斷制”。而將斯當東的譯文回譯，則是“大清律例：中國刑法典的基本法及補充條例選”。斯氏譯文採用音譯加注釋的方式，失去了原文法律名稱的高度概括性和簡潔性。根據前面的解釋，將《大清律例》翻譯為The Great Qing Code with Its Auxiliary Statutes，可基本滿足原文意義和形式上的對等。
斯當東在《大清律例》英文版序言裡，多次表達了自己翻譯的困窘，“該法律文本晦澀難懂、結構復雜的法律漢語，任何歐洲語言均無法完全翻譯”。他在著手翻譯前，首先要“咨詢一些最有學問的中國人”，助其准確理解原文。在具體翻譯過程中，“努力在意譯和直譯之間尋找平衡點，並用英文讀者易於接受的法律語言，傳達出原文法律每條每款的完整含義”。由此觀之，從古代法律典籍翻譯批評的視角考量，像“大清律例”譯文這樣的“問題翻譯”確實不少。但斯當東在沒有現代譯者擁有大量參考資料和工具書的情況下，能將《大清律例》30多萬字古代法律漢語的“完整含義”傳達給目標語讀者，已是難能可貴。
魯迅先生說，“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翻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責任”。翻譯批評者對不同譯文的比較鑒別與判斷，是檢驗譯文准確與否的有益步驟，更是翻譯批評“先天”賦予的重要職責。目前，諸多古代文化典籍外譯中，“隻管翻譯，少有人評”“翻譯質量堪憂”的現象普遍存在，包括古代法律典籍翻譯批評。從《大清律例》翻譯批評視角，審視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外譯得失，可以彰顯以下幾個方面現實意義。
一是可以豐富典籍翻譯理論。法律典籍翻譯批評理論研究，建立在翻譯學的普遍理論和法律翻譯的特殊理論基礎上，結合法律典籍翻譯的具體譯例，對法律語言進行宏觀與微觀的分析研究。古代法律典籍翻譯批評是“言必稱文學典籍翻譯”傳統翻譯批評的有益拓展。法律典籍翻譯的專業性和挑戰性，決定了翻譯批評的難度遠大於其他典籍的翻譯批評，需要更多學者獻計獻策，為法律典籍翻譯理論建設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可以提高古代法律典籍翻譯質量。對法律典籍品譯進行系統批評研究，實事求是地褒優抑非，正本清源，不僅可以有效提高法律典籍翻譯質量，對改善其他典籍的外譯質量，亦會大有裨益。
三是可以助益現代法律語言翻譯批評研究。中外法律語言傳承歷史証明，現代法律語言系統絕大部分繼受於古代法律語言。現代法律漢語系統有關民事、刑事、商事、婚姻等法律用語，大都來源於古代相關法律語言，只是古今法律語言的具體含義有所損益。因此，做好古代法律典籍外譯的批評研究，有利於現代法律語言文化的“對外譯介和傳播、克服語言障礙與文化障礙、避免低質量語言和翻譯”。
四是可以促進法史學與翻譯學協同發展。完整的法學發展史，始終都有法學翻譯的參與。嚴格意義上的翻譯史，本身就包括法學翻譯的歷史。事實上，法學和譯學之間的門戶之見，致使“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至今仍有待改善。當下，主要由法史學和翻譯學組成的法律典籍跨學科翻譯批評研究，可以從法史學和翻譯學的雙重視角，考察論証古代法律典籍的外譯狀況，有望以此促進法史學和翻譯學的協同發展。
五是可以服務於“講好中國故事”。古代法律典籍批評研究，既可借鑒前人破解“古奧佶屈古法漢語密碼”的翻譯經驗，亦可汲取因“古代漢語生僻難懂”導致的“翻譯訛誤”教訓，矯正法律典籍不當翻譯的負面影響，為古代法律典籍翻譯研究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技術支持，踏踏實實地服務於中國文化“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