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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朱子詩經學考論”負責人、上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研究心得】
宋代時期，文化領域發生了顯著變化，詩經學研究逐漸突破漢代詩經學束縛，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詩經學理論和注解《詩經》兩個方面皆有所創獲的代表性人物。他對於《詩經》演進歷程有著非常深刻的認識，在審視歷代詩經學者長處與不足的基礎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漢代詩經學，又下啟清代詩經學，還影響著現代詩經學。
朱子在詩經學研究方面較之前宋儒走得更遠，真正突破了漢代詩經學的束縛。他並不拘泥於門戶之見，對漢代詩經和宋代詩經學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吸收、為己所用﹔對不足之處則加以批評、為己鏡鑒。這與他格物窮理的認識論正相契合：漢儒長於訓詁，於格物有助﹔宋儒長於義理，於窮理有益。同時，他亦能不斷反思自己舊說之弊，最終去《小序》以言《詩經》，撰成今本《詩集傳》並不斷加以修正。正是在這個揚棄過程中，朱子在義理的統攝下兼重訓詁，合漢、宋之長加以綜合而彌補其不足，使其自己的詩經學得以形成。
朱子以紹承孔孟道統為己任，以格物窮理為方法論原則來構建詩經學，重點體現在詩經學理論和治《詩》實踐兩個方面。
朱子在詩經學理論方面所獲尤多，這與其治《詩》理念息息相關。他的治《詩》宗旨，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破除漢代詩經權威，試圖回歸聖賢本意﹔二是遍採群言，加以熔鑄綜合后成為新篇，以揭明聖賢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三是指導為人為學，以便於學者切己體察。朱子的治《詩》，首先以《詩》為“經”，其次才兼顧其中的文學特色。朱子的治《詩》原則，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嚴別經傳，以《詩》言《詩》﹔二是由訓詁以求義理，二者並重，不可偏廢﹔三是簡潔﹔四是多聞闕疑。
對於詩經學的一些核心命題，比如“六義”說、“二南”說、“淫詩”說，朱子認為它們有助於“窮理”，所以對其加以改造，以成為自己詩經學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六義”說源自《周禮》，反映的是周公的《詩》學思想﹔“二南”說、“淫詩”說與孔子相關，反映了孔子的《詩》學觀。朱子的重新解讀，意圖就在於將其中所蘊含的周公、孔子的本意闡發出來。
朱子《詩》學觀中最為矚目的就是《詩序》觀。朱子對漢代詩經學最大的突破就是從學理上力辨《小序》之非，同時撰《詩序辨說》辨明《小序》之誤，力圖將《詩經》與《毛詩》區別開來。在《詩序》問題上，朱子對大小《序》的起訖、作者、價值，以及《小序》的位置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詩序》對於《毛詩》有著重要價值，幾乎可以與經處於同等地位，而若不徹底地將《詩經》從《詩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宋代的詩經學在本質上也隻能是漢代詩經學的遺續，並不能跳出固有的漢代詩經學的理論預設和話語體系。朱子沿襲了前人去除《小序》的做法，而走得更遠。“后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故而不能與“經”等而視之，隻能屬於“傳”。這樣去除《小序》以言《詩》，也就有了理論基礎。由此亦可見，朱子去《小序》以言《詩》的目的是為了回歸原典，從《詩經》文本入手來理解《詩》意，不“先自立說”，以確保從中發掘出來的聖賢本意的可信性與有效性。而朱子在“去《序》”后，能最終完成創新詩經學的任務，這也使得他與之前的廢《序》者，如歐陽修、鄭樵等，有著本質區別。
此外，學界一般認為，朱子之涵泳、玩味《詩經》，是為了體會其中的文學特色。而在對《朱子語類》和《朱文公文集》等文獻的梳理中，我們可以發現，朱子所說的涵泳、玩味《詩經》，並不是獨指要體會其中的文學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細閱讀《詩經》文本，並借以體會其中所蘊含的聖賢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過全面考察朱子詩經學，我們可以知道，朱子的詩經學並非為“疑經”，而只是懷疑前儒附加在經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內容和經解。也就是說，朱子疑的是漢儒的《毛詩》文本和后儒的《毛詩》傳本，並沒有質疑《詩經》本身﹔朱子疑的是漢唐諸儒的經解，即《毛傳》《鄭箋》和《孔疏》等，並不是《詩經》的經典本身。
除了在詩經學理論方面的貢獻外，朱子在治《詩》實踐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詩》的最終成果，就是今本《詩集傳》。朱子之所以能夠完成詩經學的構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治《詩》方法的合理。朱子在治《詩》時，重校勘和訓詁，並在此基礎上闡發義理，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確保義理闡發的信度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宋代詩經學游談無根的局面。
南宋時期，先秦時期的《詩經》古本早已不見，西漢初年的《三家詩》傳本在當時也已亡佚，朱子所見到的完整《詩經》文本隻有《毛詩》。朱子力圖突破《毛詩》以治《詩經》，因此他對《毛詩》進行了系統的校勘。其校勘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校勘《毛詩》異文，二是勘正《毛詩》文本錯訛，三是對《毛詩》分章斷句重新認定，四是調整《毛詩》篇次。這也是朱子詩經學並非“《毛詩》學”的明証，他欲突破《毛詩》學以創新詩經學的苦心孤詣，於此也可窺見一斑。
朱子治《詩》，重其音韻。這主要反映在《詩集傳》中用“葉音”的方式給韻腳字注音。受宋代古音學發展的影響，朱子發展了“葉音”說。盡管朱子對於音韻理論認識尚有不足，但是對《詩經》韻例的考察頗有成就。無論是在用韻方式上還是在韻腳位置上的考察認定，今人王力、王顯、郭晉稀等先生的歸納在很大程度上與朱子的結論相同或相近，這是我們在研究朱子詩經學和古音學中不能忽視的。《詩集傳》作為詩經學史上第一部對《詩經》韻例作出全面探索的專著，其開創之功更值得表出。
《詩集傳》在訓詁上亦有很大創獲。朱子不問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門戶，亦不管是漢唐諸儒還是宋代學者，凡認為前儒訓詁是合理的，即加以採擇。同時，又據上下文義，隨文解義，自立新訓，有不少訓詁精確不移。即使是一些專主《毛詩》的清儒，比如清中期的“《毛詩》三大家”，亦不同程度採用過朱子之訓。不過，《詩集傳》中亦有一些訓詁是錯誤的，需要辨明。其訓詁失誤之處，主要表現在盲從毛鄭、以今繩古、不明語法、預設詩旨、不明通假、望文生訓、“文獻不足”等方面。
朱子的知行觀是以知先行后為前提的知行合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子的詩經學構建工作，他對前儒及自己的舊說中理論不足的認識屬於“知”，是理論層面的﹔其《詩集傳》《詩序辨說》等解《詩》實踐屬於“行”，是實踐層面的。朱子之所以能夠成功創新詩經學，是因為他結合時代需要，回應現實訴求，在義理的統攝下改造舊理論以形成新理論，並積極施用到解《詩》實踐中。朱子構建詩經學的成功經驗，可以為當下推動學術創新工作提供積極有效的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