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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暨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問題意識對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亟須打破學科限，回到問題本身，以問題導向重構學術研究。具體到公共管理學來說，就是在學科體系之理論建構的基礎上，關注豐富復雜的社會變化，對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作出建設性的回答。
廓清“問題”的基本概念
在談論以問題導向為中心重構學術研究時，需要深入回答，什麼是問題以及如何理解問題本身。在使用“問題”這個詞時，要對這個詞本身的內涵和外延加以深入研究。學術探討不能執著於某一概念的原始考証，也不必恪守於某種定論。但對一些基本概念的廓清，還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是要開展良性的學術對話，最低限度的概念平台不可或缺。
所謂問題，既是一個日常用語，也是一個學術用語，它有多種意涵。不管問題的外延有多麼廣泛，但其內核就是一種疑惑，即源自認知主體在無知狀態下產生的一種求知欲望，一種解決和消除理想（期望狀態）與現實（實際狀態）之間差距的沖動。
問題可分為實踐問題和研究問題。社會科學中的研究問題通常來源於實踐問題，實踐問題則來源於人們對自身生存狀況的敏感，建立在審美情感和善惡判斷基礎上。“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人們隻有通過置身於特定的時代背景中，才能更好地認識世界。同時也正是在其中，才能認識到社會制度安排中的某個或某些不足、缺陷、危機，“感到他們所珍視的某種價值受到了威脅”，這就是所謂的“問題情境”。問題起作用的機制，就在於這種情境邏輯，即人們意識到了現實生活中某種令人不滿意的境況，並試圖對此加以改變，以使其達到符合人意的境況。
並不是所有的實踐問題都會變成研究問題，學術研究所探討的僅僅是問題的一部分。一個問題能否成為研究問題，首先在於其能否喚醒研究主體的問題意識。所謂問題意識，是指研究主體對實際的問題情境的一種反映，其發源於研究主體背景知識中固有的預期與其經驗觀察之間的差距或沖突。其次，研究問題具有累積性，隻有那些學術共同體乃至整個人類的知識庫存都沒有解決或無法回答的疑問才真正具有研究的價值。
關注並解答時代重大問題
回歸問題導向的學術研究，就是要打破學科界限，沖破學科壁壘，面對事實本身，回歸問題本身，這已逐漸成為學界共識。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現實：到目前為止，學術研究總是以學科化的方式展開的。以學科為依托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是現代學術研究的基本形態。我們要以問題為中心開展研究，但對問題的探討通常是以學科的方式來進行的，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實踐問題是一體的、混沌的、共享的，研究問題則是專業化的、學科化的、體系化的。
的確，一些重大的時代問題並不單獨屬於某一學科。例如，制度問題、組織問題等，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等都可以對此開展研究。很難說這些是專屬某一學科的問題，也沒有哪一個學科能提供回答這些問題的全部概念和邏輯。既然問題是共享的，那麼，公共管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對這些共享的問題能夠作出怎樣的貢獻呢？能夠為探討和解決這些共享的問題呈現出怎樣獨特的學科視野呢？每一門學科都有它自己獨特的研究視野。對於相同的主題或對象，當不同學科共享同一問題時，正是“一些長期性的研究問題”，或者“基本的連貫性問題與長期關注的問題”，賦予了某一學科獨特的輪廓和邊界。
直面共享的問題，以問題為導向開展學術研究，並不意味著我們要拋棄學術積累。學科化的知識體系正是進入問題的切入點，因而我們要以合乎學科特性的方式開展研究，還要注意避免那種不顧學科特性、盲目追求問題導向的傾向。學術思想的意義和分量不應取決於它是否可以成為某學科知識的一部分，而在於它是否提出了有意義的問題，或者是否為解答有意義的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思路。因此，公共管理學不僅要關注學科體系的理論建構，也要關注社會變化，建設性地回答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
立足學科解答共享的重大問題
社會科學發展的理論邏輯，必須與其歷史邏輯相適應，公共管理學的興起正是因應時代需求的產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既有的學科體系，如政治學、管理學都不能為解答社會轉型期出現的問題提供很好的思路，公共管理學由此應運而生。20世紀30年代，公共管理學達到聲譽上的巔峰時刻，產業界、政府紛紛從公共管理學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
公共管理學的興起，源於破解時代重大問題的實踐需要﹔公共管理學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時代問題展開和發展的歷史。公共管理領域一代一代的大師們，“用他們跨學科的創造性，從多種新的視野理解、界定和處理突出的公共問題”，使得公共管理學能夠回應時代的呼聲，從而迎來了理論上的突破。
同樣，中國公共管理學的誕生也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改革的偉大實踐，是中國公共管理學興起和發展的基礎。但是，中國的公共管理學較多地呈現出一種反映、適應這一偉大實踐的發展趨勢，還未充分發揮引領和預測改革的前瞻性、創新性。那麼，公共管理學自身發展的理由在哪兒呢？適應性話語體系有一定的弊端，它既沒有充分重視公共管理學自身發展和構建目標的事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學科知識求取的層次。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公共管理學研究仍然圍繞一些基本話題。因而未來，公共管理學需要對作為當代中國治理核心制度基礎的公共管理提出建設性的想象和謀劃。
當前，公共管理學相對重視行政改革的技術性，而沒有對時代重大問題給予充分的關注。從行政改革的實踐進程來看，改革呈現出一種“政治問題行政化、行政問題技術化、技術問題數量化”的特征。與此相適應，公共管理學也呈現出一種重視技術性問題而沒有充分關注體制性問題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是，沒有對一些重大管理體制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而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技術性和功能性較強的具體問題上。當然，這不是說這些具體問題不重要。我們的意思在於強調，中國公共管理學需要有效關注管理體制等重大問題。
中國的公共管理學要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就必須要對這個時代的重大問題做出建設性的探索，幫助我們理解、分析和解答這些重大問題。作為中國的公共管理學者，我們有幸生活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今天，就必須承擔起這個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以促進學科發展再上新台階。這種“從中國出發”的研究指向，正是回歸問題導向的中國公共管理學的邏輯起點和歸宿。如何立足中國國情、直面中國問題、服務中國發展，將是中國公共管理學未來發展之路上必須重視的話題。
進一步的問題則是：面對共享的重大問題，公共管理學者如何立足自身學科視野作出獨特的貢獻呢？我們可以公共管理學大師西蒙為例進行探討。西蒙對多個學科作出了貢獻，但他始終圍繞“一個事關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基礎性問題”展開研究，這就是人的決策行為。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在早期研究中意識到，在生活中理性行動是困難的但也是必要的，以及聚焦決策問題的重要性，從而形成了他關於有限理性和科層組織的基本概念。西蒙的經歷和成就啟示我們：要以問題導向重構中國公共管理學，首先要扎根於我們自身的學科根基確立好重大問題。我們期待，公共管理學者立足自身學科領域，為發現和回答時代重大問題作出更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