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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典本宋代詩文文獻搜集、敘錄、整理與研究”負責人、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副教授
【項目成果】
《永樂大典》乃明成祖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型類書，卷帙繁富，“元以前佚文秘典，世所不傳者，轉賴其全部全篇收入”。所以從此書取資，鉤稽宋代散佚詩文者，自明嘉靖張四維始，代不乏人。至今人所編兩種宋人詩文總集，集前人之大成。后續訂補之作，也有大量新發現。再加上目前學者所能見到的《永樂大典》僅為殘存副本八百一十八卷，似乎已題無剩意。但筆者細檢“永樂大典本”文獻，增補了學人失收的大量作者，也提供了已收作者的大量佚篇：新得宋詩作者142人、宋文作者281人﹔已收作者如范仲淹、晏殊、王安石、蘇洵、曾鞏、蘇軾、黃庭堅、秦觀、李廌、呂本中、曾幾等名家，均有佚篇所得。文獻保存之功，不遑多論。這批新輯篇目雖屬片鱗碎羽，但內容極為豐富，對傳世文獻具有補充和修正價值。
纂修《永樂大典》的文獻依據，為明初文淵閣所藏典籍，實宋、金、元諸朝中秘藏書之薈萃。因之，《永樂大典》所收之書，多世無傳本者。孔凡禮、卞東波等學者均曾據以考察宋人佚集。今所得佚文也豐富了宋人集部著作資料，這裡僅舉別集及詩文評兩個例子。中華書局影印本《永樂大典》引有《瀛洲集》，凡四處：卷二八一二引詩《子新令郎作墨梅有奇趣》2首、《觀月秋作梅》1首，標為“瀛洲集”﹔卷九七六三引文《雪岩說》，標為“瀛洲集家鉉翁”﹔卷二○三○八引文《一庵說》，標為“瀛洲集則堂先生”﹔卷一九八六五引詩《水竹詩》2首，標為“瀛洲集”。欒貴明《永樂大典索引》歸此集於元人徐世隆下。但依《永樂大典》引錄詩文的方式，此集必定與家鉉翁有關。家鉉翁文集早佚，四庫館從《永樂大典》輯出《則堂集》六卷，未收上述詩文。則四庫館臣並不認為《瀛洲集》是家鉉翁文集。《全宋文》冊三四九頁八○六六輯其中標家鉉翁名號的二篇佚文，而《全宋詩》及其訂補之作未錄其中五首詩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永樂大典》卷二二七二引錄此集，明確標為“則堂先生瀛洲集”。如此，可確認此集為家鉉翁所著。家鉉翁晚年居河間，此地唐為瀛洲，故其集又有名《瀛洲集》者。詩文評方面最有價值的是《蕙畝拾英集》。“永樂大典本”文獻引此書韓擇中妻馬氏詩2首、黃公舉妻詩10首、王安石女弟王文淑詩1首、郭暉妻詩1首。知此集專收女性詩作與本事，豐富了女性詩人群體資料。
佚篇中序跋類篇目，多載集子編纂詳情，有助於考証宋集版本及流傳。如鄭俠《西塘先生文集》，傳世文獻僅載宋孝宗隆興至宋寧宗嘉定年間的四次刊刻。而《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七載文及翁咸淳二年（1266）《西塘集跋》，有雲：“前太學博士林伯常甫生鄭公坊，慕介公節義，興貳郡於漳也，以公常侍親宦游，援引古誼，列祠學宮，刻公父集，昭示不朽。”知宋度宗咸淳時林伯常亦曾刊鄭集於漳州，鄭集又增一宋刻。另如司馬光集，學者認為有名《傳家集》之宋刻，今已不存，僅能據同一系統的明刻本輾轉推測其源流。《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載陳冠《溫公傳家集序》，有“右《司馬文正公文集》，總八十卷”“嘉定癸未，公四世孫遵出守武攸，復以泉本刊於郡齋，課工未及五六，一而罷去，事遂中廢。是年冬，寶婺應侯謙之寔未宣布之暇……益鳩木飭匠，嚴其程序，且俾冠訂正其字畫之舛訛。始於春仲，迄於冬孟。工告訖事，視舊本加核”等語，則此宋刻凡八十卷，乃嘉定十六年（1223）應謙之參以泉州刻本，在司馬遵的基礎上編纂刊刻而成。
佚篇中序跋類篇目還提供了豐富的文學批評史料。如嘉定時胡如塤注釋唐人盧仝《月蝕詩》，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其書雖已散佚，但《永樂大典》卷九○六載其《月蝕詩書》及《月蝕詩序》二文，對詩中“蝦蟆以微物托於月，而為月之害”主旨反復探討，以其猶“宦官以微類托於君，而為君之害”，誠為確論。另如宋末元初詩人陳杰，《宋詩話全編》摘其關涉詩論詩篇十四條，頗為零散。陳杰佚文《自堂存稿自序》，系統論述有宋一代詩歌，持“本朝詩不及唐”之論，認為宋之名家，不過據性情氣質，宗唐之某家而已。對舍唐不學，反而學於《文選》者，在所摒棄﹔薄棄南宋中后期詩壇流行的江西末流、四靈等派。論詩要旨有兩端：一是宗杜，進而肯定宗杜之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拔出一代，自成三家”者﹔二是“有補於詩教”，崇尚“詩三百”之典范。則陳杰雖處江西末流之下，能遠宗《詩經》、杜甫，近參黃庭堅、陳與義，詩風迥出時人，無愧劉辰翁“高處已逼山谷，而下者乃近自然”之譽。其他佚篇蘊涵史料雖多隻言片語，也別有意義。如《永樂大典》卷八九九載詩歌《又和前人》，四庫館臣誤為宋仁宗朝胡宿所作，且詩有句“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裡知音有幾人”，顯與“活法”理論始於南渡之際詩人呂本中之常識有悖。今考得佚詩乃南宋張明中所作，其人在呂本中之后，所以才能有“活法”之語。
佚文有詩文傳世作者之墓志，如《永樂大典》卷三一四八引徐良弼《陳博古墓志》、《永樂大典》卷二○二○五引陳恬《西台畢仲游墓志銘》等，提供了這些作家生平的完整資料。如釋惠洪，周裕鍇先生曾撰《宋僧惠洪行履著述編年總案》，翔實謹嚴。然韓駒撰有《寂音尊者塔銘》，周先生以不得見為憾。筆者告之此塔銘現存《永樂大典》卷八七八三，很是興奮。粗檢此文，其中所雲賜號“寶抉圓明”、“十九歲”入東都等，與其他文獻不同﹔卒於“建炎二年五月甲戌”、“門人智俱等崇石為塔”等信息，也有補於存世文獻。謝表類佚文或佚篇末所載作者名銜也有類似功用。如李光佚文《知湖州到任謝表》《知洪州到任謝表》《知溫州到任謝表》《知婺州到任謝表》，四庫館臣誤輯入李正民《大隱集》，致使乾隆之后文獻均有李正民知洪州、湖州、溫州、婺州之誤。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佚篇的文獻來源揭示了《永樂大典》輯佚的特殊“基因”，具有垂范意義：須充分挖掘四種存在形態的“永樂大典本”文獻。其一是《永樂大典》殘卷及抄錄本。今人輯錄《永樂大典》佚篇，主要依據欒貴明所編《永樂大典索引》。但索引存在篇目遺漏及條目誤置等遺憾。鑒於此，輯錄時要通檢《永樂大典》各卷文本，逐條復查、查考文獻時代。且索引編成后，不斷有《永樂大典》殘卷被發現，如二○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殘卷三卷，即可得宋人佚文1篇、佚詩160首、佚詞12首，足見新發現殘卷的寶貴。其二是“永樂大典本”別集未散佚的原本。清人據《永樂大典》輯錄的宋集，有尚存散佚前舊本殘卷者。如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張元干《蘆川歸來集》十六卷，可得佚文43篇。其三是四庫館稿本、錄副本、諸閣《四庫全書》本、早期私家抄本及刊刻本等。《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四庫館臣輯佚宗旨及理念時有調整，同一輯本內容處於動態變化，以致編書不同階段產生的各種“中間本”，與《四庫全書》定本間，有大量異變。繕寫時間越早的版本，越接近編纂時所據底本。諸閣本間有不同，如文淵閣本宋祁《景文集》六十二卷，而文津閣本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有詩文481篇，文淵閣本未收﹔閣本與四庫館底本有不同，如文淵閣、文津閣本王安禮《王魏公集》均為七卷，而國家圖書館藏四庫館稿本為八卷，卷七“雜著”類54篇為閣本整卷刪去﹔閣本與早期民間抄本及刻本不同，如國家圖書館藏清嘉慶靜遠軒刻本孫應時《燭湖集》，以四庫館臣邵晉涵抄本為底本刻成，較文淵閣本多文37篇。其四是清人所輯其他大典本四部文獻。如清嘉慶時徐鬆輯史部著作《中興禮書》及《續編》存佚詩159首，《宋會要輯稿》存佚詩18首。當下各類《永樂大典》佚文佚書的輯佚及整理，均當注意此一“基因”，方能臻於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