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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明清耶穌會士翻譯與中西文化科技交流”負責人、南京農業大學教授
【專家論壇】
在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主導的長達二百余年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動中，“西學東漸”因其對中國科技進步和社會變革的推動作用而受到后世研究的青睞。但是，文化交流是互動的、雙向的。值得關注的是，遠在四個多世紀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一經傳播，就受到西方知識界的普遍青睞和高度贊揚。
如今，加強對“中學西傳”的研究並挖掘其時代內涵，不僅在於依據新的史料和學術觀點，以全新的視角去解讀中西文化交流的軌跡，重新審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西方知識體系和文化思想曾經產生的巨大影響，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學西傳”研究，可以厘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雙向互動和雙向受益的源頭及發展脈絡，証明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意義及貢獻，公正客觀看待中外文化與文明多元特征，証明西方模式並不是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從而進一步堅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在人類歷史中，文明間的交流、碰撞歷來都是各種文化發展的動力和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長河中，“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作為雙向的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相輔相成，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互鑒互融，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發展。通過“中學西傳”活動，中國文化對歐洲社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有觀點認為，歐洲啟蒙運動實際上就是歐洲的思想界借中國文化對自己文化的一次更大規模的改造。就“中學西傳”形成規模效應並對歐洲思想文化產生重要影響而言，學界的普遍認識是，其源頭在於明末入華的西方耶穌會士，以利瑪竇1582年抵達澳門為肇端，以1687年法國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抵華為分水嶺，直至被稱為“最后的耶穌會士”的錢德明1793年在北京去世，總共持續了211年。
就“中學西傳”涉及面而言，孔孟之道、老庄哲學、儒釋道精神，乃至中醫文化和農耕文明，中國文化對歐洲思想文化的影響是全方位的。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通過書信往來和譯介中國典籍等方式，促進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認知。如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利瑪竇、金尼閣、殷鐸澤等完成了四書五經等儒學經典的翻譯，衛匡國、曾德昭和馮秉正完成了中國史書的編譯，而柏應理1687年在巴黎刊印了由他和殷鐸澤等編譯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系歐洲文化首次系統全面接觸到儒學文化，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又如，以白晉為首的1687年后來華法國耶穌會士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主要使命就是考察和發現中國，因此其對於中國問題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精力。他們研究中國學問的目的，既是為了傳教的需要——為天主教在中國儒家哲學中尋找對接點，更是為西方尋找更為理想的社會制度楷模。白晉的《易經》研究影響了萊布尼茨的二進制研究，而萊布尼茨的哲學思想對德國哲學家康德、黑格爾等人，都產生了直接影響。
再如，經由來華耶穌會士傳到歐洲的“中學西傳”成果還促成了法國重農主義思想的興起，重農學派創始人魁奈（1694—1774）提出了“農民窮則國窮”這樣寓意深遠的格言，認為農業人口的就業增長和農業繁榮將刺激貿易和工業。魁奈主張的“以農為本”思想，正是來源於儒家的重農思想。他的重農主義社會實際上是以中國為藍本的，因為中國的社會制度通過來華傳教士發回國內的書信介紹，在歐洲大陸被廣泛傳誦，尤其是中國朝廷的親農政策無疑為重農主義者提供了思想材料和有力論據。
耶穌會士卜彌格是第一個將中醫知識系統全面介紹給西方的歐洲人，向歐洲翻譯傳播了若干重要的中醫著作，促進了歐洲對中醫文化的認識與了解，尤其是促成了歐洲專業漢學的誕生。巴多明、殷弘緒等來華耶穌會士也通過書信，介紹了中醫藥文化的獨特價值，為中醫藥文化在西方的認知認同作出了突出貢獻，証明了中醫是成熟的、西醫不可替代的科學，中醫藥文化可以造福全人類。
又如，康熙帝派遣白晉返回歐洲招募來的耶穌會士巴多明、馬若瑟、雷孝思等一行，於1698年11月4日抵達廣州。其中，巴多明、馬若瑟和雷孝思等人在華期間，通過翻譯活動和科學考察等方式，開創了中國-歐洲對話的高峰，成為法國早期漢學的先驅。巴多明和雷孝思等人還參與了康熙帝組織的全國大地測繪，繪制了中國第一幅實測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成為當時中國最科學、最優秀的全國地圖。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訪問德國期間，德國總理默克爾贈送給習近平的德國繪制於1735年的中國地圖，其藍本就是《皇輿全覽圖》，進一步印証了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雙向互動和雙向受益。
“中學西傳”的貢獻不僅在於促進中華文明在西方的傳播，影響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加深中西之間在思想體系和文化傳統之間的調適與融合，而且在東西文化尋求共同性和互補性的過程中，促進雙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吸收和借鑒。
就中國文化的西傳及其對西方文化的積極影響而言，中西兩大文化體系之間蘊含的某些共性及其相互交流的互補性，是“中學西傳”的顯著特點。“中學西傳”既有助於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幫助外國人認識中國，又有益於中國人深化對自我的認識。當前我們積極關注和研究“中學西傳”，其重要意義在於它為我們重新理解中西文化關系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即在“碰撞與交融，共性與差異”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圍繞“中國夢與當代中國價值追求”“中華傳統文化的當代闡釋”，讓世界更加深刻地認識和理解中國文化，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促進中外文化和思想的匯通，跨越歷史傳統與文化身份的隔閡，倡導由對話而增進理解，因理解而尊重差異，從差異而達致和諧，實現同歸而殊途，開辟中外文化進行深層對話的可能性。這也是今后“中學西傳”研究應該持有的基本態度和熱點趨向。
進一步做好“中學西傳”的研究，我們還必須有學術批評的視角，必須在多元文化交融互鑒的觀照之下，打破西方文化中心主義，因為西方文化中心主義顯然存在著“以西方之心度世界之腹”的明顯局限。同時還必須認識到，西方對中國文化常會誤讀、曲解甚至污蔑。對此，中國學者就更有必要堅定文化自信，掌握話語權，以此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權。
無論是對於中外文化交流、中外人文交流還是中國文化走出去，“中學西傳”研究都具有強烈的時代內涵。隨著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今后推進“中學西傳”研究，應該在積極吸收歷史上“中學西傳”成功經驗的基礎上，賦予“中學西傳”新的時代內涵，為中國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