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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粵商與明清時期西江流域土著社會的構建研究”負責人、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成果選介】
清代西南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是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大事件，一直是歷史學與民族學重點關注的研究領域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從王朝政府與地方社會的縱向關系去理解這一過程，忽略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對改土歸流的影響。事實上，商業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土司地區的政治格局，推動了當地社會的貨幣化進程，為清政府推行改土歸流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廣西右江地區的土司，是中國西南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土司。在右江眾土司之中，又以田州岑氏土司實力最強。在有明一代，岑氏土司既是王朝政府依賴的重要軍事力量，又是“叛亂無常”的政治勢力。明政府曾多次嘗試對當地進行改土歸流，但均以失敗告終。嘉靖初年，岑氏屬下的王受、盧蘇“叛亂”，反對改流歸土，王陽明亦隻能以“裂土眾建”、改流歸土的措施維持當地社會的穩定。但入清以后，清政府卻能較順利地在當地逐步建立統治秩序，並在光緒年間開始展開改土歸流。這一結果，實際上與清代右江地區滇銅貿易的發展息息相關。
清初，因全球白銀貿易的發展與國際銀價下跌，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中國銀銅比價發生劇烈波動。康熙年間，白銀價格持續下跌，銅錢的價格不斷上漲。根據貨幣史學家彭信威的估算，清初白銀一兩所換得制錢的數目大約從七八百到八九百文不等，低於清政府規定1：1000的兌換比率。銅錢價格的上升，對廣東沿海的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到雲南販運黃銅，變成了一項利潤可觀的商業活動。在此背景下，大量粵東商人沿西江西進，經右江抵達雲南。右江亦成為重要的商道。滇銅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右江地區的市場體系。粵東商人在右江地區的百色開設市場，並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當地創建粵東會館。百色粵東會館是粵東商人控制右江貿易（主要是滇銅貿易）的商業組織。
百色在興起之前為田州岑氏土司的轄地，位於田州城上游四十公裡。但在岑氏土司的范圍內，百色位處邊緣地區，屬岑氏土司控制較為薄弱的地區。因此，滇銅貿易導致了右江地區市場體系的重組：一方面，滇銅貿易將右江地區納入全球貿易體系之中，使這一地區開始受到全球化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當地在土司的版圖之內出現了一個並非由土司管轄的區域性市鎮。
粵東商人的進入與滇銅貿易的繁榮，為清政府向右江地區的滲透提供了有利條件。因為粵東商人為王朝政府的編戶齊民，使得清政府的勢力可以順理成章跟隨商人的力量進入當地社會。雍正初年，清政府開始在百色安設官員及軍隊。雍正七年（1729）四月，王朝政府將廣西思恩府同知移駐土田州百色地方。同年十一月，雲貴總督鄂爾泰又將右營游擊駐扎百色。百色由此成為了右江地區第一個由王朝政府直接控制的政治、軍事據點。在明代，朝廷一直未能在當地安插官員，右江地區州府的許多官員均住在鄰近府城，實為形同虛設。從雍正七年開始，王朝政府以百色為據點，不斷擴大直接統治的范圍。不為過地說，百色是清末王朝政府能在右江順利推行改土歸流的政治基礎。
粵東商人與清政府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協作的關系：一方面，商人需要清政府為其提供政治庇護﹔另一方面，政府則借粵東商人的貿易擴展將政治力量滲透到了土司的轄地之內。
改土歸流本質上是王朝政府在土司地區建立賦稅征收權，使當地民眾從土司屬下的土民變成為王朝政府當差納糧的編戶齊民。清前期，王朝政府在右江地區的統治為間接統治。土民名義上效忠朝廷，但當地的土司對於土民有絕對的控制權，土民對土司有極強的人身依附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土民實際上需要承擔政府與土司雙重的賦役。土司可以隨意向土民攤派雜役。
康熙以后，隨著滇銅貿易的發展，右江地區的銅錢供應量迅速增加，在當地基層市場流通的銅錢數量亦因此增多，當地社會的貨幣化程度大幅提高。這一情況，為王朝政府在清中后期推行賦役改革奠定了貨幣基礎。清中后期，王朝政府在當地的賦役制度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折錢征收與定額征收。
在右江地區現存的碑刻文獻中，數量最多的是革除陋習的告示碑。這些碑刻的內容有高度的同質性，均與賦役改革有著密切關系，其撰立的時間段主要集中在清代中后期。這些碑刻的主要內容有：禁止當地的土司巧立名目，隨意攤派雜役﹔賦役定額折錢征收，出示曉諭﹔令各花戶赴縣定納，自封投櫃。賦役定額化、貨幣化的改革，實際上是革除了土司對土民的賦役征收權，使許多土司實際上最后變成了催征錢糧的裡長，其對土民的支配權漸趨瓦解。
如果對中國的賦役制度史稍有了解便知，右江地區在這一時期的改革與其他地區在明代經歷的“一條鞭法”的改革極為類似。但不同的是，右江地區的賦役制度改革直接改變的是土民、土司與王朝政府三者間的關系。土民逐步擺脫了對土司的依附關系，成為為國家當差納糧的編戶齊民。
簡而言之，廣西右江地區在清代的改土歸流，與滇銅貿易的發展有著密切關系。白銀貿易的發展，促使粵東商人在清初之后開始西進雲南採買黃銅，導致了百色的興起。而百色的興起，又為王朝政治、軍事據點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同時，銅錢供應量的增加，為清政府在當地推行賦役制度提供了貨幣基礎。這兩方面的變化，最后促成了改土歸流的成功實踐。
改土歸流對右江地區的社會轉型、王朝國家的政治生態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必須超越“事件史”的分析框架，用長時段、整體的眼光展開思考：一方面，我們需要回到當地社會的脈絡之中，理解王朝國家政治在當地實踐的過程﹔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將這一事件放在區域乃至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審視。隻有這樣，才能在這一領域取得更多具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